"波罗密多"还是"波罗蜜多"?——利用音韵学校勘佛经的一个实例

梵语pāramitā义为"到彼岸",是最常见的佛教术语之一.这个词长期以来没有统一的音译法,写经者似乎总是在"波罗密多"和"波罗蜜多"之间犹豫不决,从敦煌写本到近代出版物莫不如此.以最通行的日本<大正藏>为例,尽管书中在绝大多数地方都写作"蜜",但使用"密"的情况也有所见,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唐不空译<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里用的是"蜜",而良贲著<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里用的却是"密"[1].     

校勘古籍的一个新途径——运用典故校勘《全唐诗》《全宋词》举例

校勘古籍向来强调版本对校,这有正确的一面,但是版本校有许多校勘问题却解决不了。如《全唐诗》《全宋词》虽经名家辑录校理,可仍然保留了许多不知是非的异文和难以校补的缺字。如果要解决这类难题,我们就不得不从新的角度考虑新的方法。我在撰写《校勘学》（安徽教育出版社1990年9月版）和编写《中国典故大词典》（即将由汉语大词典出版社出版）时发现,《全唐诗》《全宋词》中许多异文缺字涉及到典故,因此我从典故的角度对上二书进行了异文是非的判断和缺字的校补,私意也的确解决了不少问题。这里选择其中数则,以祈方家指教。     

怎样学好英语知识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以及我国高精专人才缺乏,国际间经济、政治、商贸领域的合作,迫切需要大批英语高端精英。如何加大英语人力资源培养？更好地与现代社会同步？实现与国际社会接轨？英语在软件开发、程序设计、     

四库全书校勘管窥

作为传统古籍的一种重要版本,四库全书本在今天的古籍整理工作中应有一定的价值。今天,如果我们要在某一种古籍整理的工作中利用其四库全书本,首先必须了解,它是否经过了校勘整理?其具体的情况又如何?我们以四库全书渊阁本《建康实录》(以下简称“《实录》”)作为个案,对其进行版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实录》的进一     

《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中的两类校勘记

本文通过对两类校勘记的考察,对整部《十三经注疏校勘记》的撰写体例有所说明,并由此对这部著作的成书过程作了点再思考。     

邢澎诗文校勘札记

清代乾嘉时期甘肃出现了两位享誉国内的著名学者,也就是《清人文集别录》称为陇右“人伦领袖”的邢澍与张澍.邢澍,字雨民,一字自轩,号佺山,阶州(今甘肃省武都县)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曾历官浙江永康、长兴县知县,注西饶州府(治今江西省波阳县)、南安府(治今江西省大余县)知府.为官清廉,案无留牍,人称“邢青天”.一生勤于笔耕,著述甚丰,据冯国瑞先生考订有十五种,其中《关右经籍考》、《金石文字辨异》、《寰宇访碑录》三种,《清史稿·艺文志》分别列入史部目录类、经部小学类、史部金石类.尤其由钱大昕兄弟发凡起例的二十八卷《长兴县志》被学术界推为清代善本志书.邢澍的诗文曾有《南旋诗草》、《守雅堂文集》原刊本行世,并散见于其《长兴县志》及赵定邦的《长兴县志》.抗战期间冯国瑞先生以原刊本为基础,又网罗赵志和张廷济在《桂     

说校勘四法

一九三一年,陈援老在其所著《校勘学释例》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校勘四法”,即“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这是陈援老通过自己的校勘实践,对我国历史上传统校勘方法的科学总结。对比一九一一年叶德辉在其所著《藏书十约》中提出的“死校”、“活校”法,陈援老的“校勘四法”不仅方法缜密,而且内涵丰富,它实际已包含着对校勘内容、校勘工作性质,以及校勘工作程序的科学规定,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四法”一经提出,即广为学界所接受,时至今日,仍有其广泛影响。不过,从目前看,凡讲“校勘四法”,大抵以仅仅视其为单纯的方法的为多,而发掘其丰富内涵的却寥若     

语法学和训诂校勘

语法学是研究造句和用词规律的学科。训诂和校勘是解释和校正古书的学问。古书主要是古语言的记录。古语言不可能离开古语法。因此解释或校正古书时常会遇到语法上的问题。如果运用古语法知识来解释和校正古书,就会把问题看得更全面、更正确,更便于说明自己的观点,使自己的观点有说服力。不过语法学在我国发展较晚,《马氏文通》以前,我国只有些研究虚词的书,如《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等,而没有系统的语法学。近代和现代虽然有些人研究古语法,但也很少有人应用古语法知识来解决训诂、校勘中的语法问题。因此不但前代人不会运用古语法知识,乃至在训诂、校勘上发生语法上的错误,就连现代人也常常犯同样的毛病。     

中古史书校勘札记

本文从词语研究和训诂的角度对中古史书标点本在校勘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共列举十七条,其中有补充标点本校勘的,还有一些是对标点本校勘提出一些不同意见。     

古籍校勘与音韵

古籍整理,除了要求整理者应较为熟练地掌握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这些专业知识之外,还要求掌握一定程度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方面的基础知识.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对整理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应付裕如,进行正确的校勘.这里想以音韵学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

宋代雕版印刷发达,极大地促进了校勘学的发展。宋代的程俱说;“议者以谓,前代经史皆以纸素传写,虽有舛误,然尚可参雠。至五代,官始用墨版摹六经,诚欲一其文字,使学者不惑。至太宗朝,又摹印司马迁、班固、范晔诸史,与六经皆传,于是世之写本悉不用。然墨版讹(马交)初不是正,而后学者更无他本可以刊验……” (《麟台故事》卷二》校雠》之《书籍》条,重点号为引者所加)因此,任何一书在付梓之前,都要精加校勘,以便成为一个讹误较少的本子。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又加之宋代诸帝十分标榜“文治”,故宋代对历史文献的校勘出现了空前的规模。仅以官方为例,据《麟台故事》记载,从太宗淳化五     

《北齐书》校勘献疑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齐书》是同类各书中较好的一种,它的校点、勘误、补阙一般都很精当,对于研究历史的提供了很大的方便。但是,智者千虑,难免一失,我们在阅读《北齐书》时,发现了一些点校上的问题,并提出了补充和商榷。     

《魏书》校勘一则

《魏书》卷一《序纪》曰：“平皇帝讳绰立,章帝之少弟也。雄武有智略,威德复举。七年,匈奴宇文部大人莫槐为其下所杀,更立莫槐弟普拨为大人,帝以女妻拨子丘不憨（勤）。”同书卷一O三《匈奴宇文莫槐传》曰：“莫槐虐用其民,为部人所杀,更立其弟普拨为大人。普拨死,子丘不勤立,尚平文女。”     

《晋书》校勘二则

一《晋书》 (中华书局标点本 ,下同 )卷七八《孔愉传附孔坦传》云 :“咸康元年 ,石聪寇历阳。王导为大司马 ,讨之 ,请坦为司马。会石勒新死 ,(石 )季龙专恣 ,石聪及谯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请降。”按诸史实 ,此叙述讹误。(一 )晋咸康元年 (公元 335年 ) ,“寇历阳”的是石虎 (石季龙 )而非石聪 ,《晋书》卷七《成帝纪》载 :咸康元年四月 ,“石季龙寇历阳 ,加司徒王导大司马、假黄钺、都督征讨诸军事 ,以御之”。又同书卷一○六《石季龙载记下》载 :咸康元年 ,“季龙自率众南寇历阳 ,临江而旋 ,京师大震。”同书卷六五《王导传》亦载 :“石季龙…     

宋代历史文献校勘三题

一、彭叔夏《文苑英华辨证》《文苑英华》是北宋所修四大部书之一,完成于雍熙三年,因勘修质量较差,没有刊行。景德四年,又做了“芟繁补缺”工作,大中祥符二年,再次组织人力复校,但是否刊行,没有记载。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刻本,是南宋宁宗嘉泰元开離,嘉泰四年雕毕的周必大刊本。周必大在刊刻这部书之前,特别让他的门生胡柯、彭叔夏等进行校订,凡所是正,随文注出。其后,彭叔夏将这些散在本文中的注,择出录出,“以类而分,各单数端”, “原注颇略,今则加详……勒成十卷,名曰《文苑英华辨证》” (见《文苑英华辨证序》)。     

《史记》校勘一则

《史记》卷二十二《汉兴以来将相名臣年表》第十载: 后元二年,二月己巳,光禄大夫霍光为大将军,博陆侯;都尉金日(石单)为车骑将军,(禾宅)侯; 太仆安阳侯上官桀为大将军。按,上官桀为左将军,“大”为“左”之误。《汉书》卷七《昭帝纪》第七:“后元二年二月……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石单),左将军上官桀副焉。”《汉书》卷六十八《霍光金日(石单)传》第三十八:“后元二年春,……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石单)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受遗诏辅少主。”     

《韩非子》校勘商榷

自清末至今,《韩非子》一书出现了多种校注本,均是以影宋乾道本为底本,用其他版本对其进行校勘。纠正了不少讹误。但也存在着误校的现象。误校的原因有二：一是不知字词古义．二是不明通假。本文对部分误校的字词提出了商榷,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     

《三国志》校勘一则

《三国志》卷45《张翼传》裴■引《续汉》书“纲字文纪,少以三公子经明行修举孝廉,不就司徒辟,以高第为侍御史。”(中华书局校点本第1074页),按:句读有误。既曰“不就徒辟”,何以“为侍御史”?钱大昕说:“经明修科”为汉制孝廉之科,出仕有二途,或“公府征辟”,或     

《医心方》校勘拾遗

《医心方》素号难读．文字古奥．俗字迭出。高文铸先生校注的《医心方》．深入精细．兼有前贤校理成果．堪称精善之作．然而书中仍有失当之处．本文选择《医心方》的流行版本．仔细查勘．又对《医心方》的相关内容,于中医典籍中能够稽考者．亦加以旁校覆核．从而纠正了书中校勘上的一些失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