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旧志和编纂新志完美结合的创新之作——新版《南京莫愁湖志》评述

近日,读到了由《南京莫愁湖志》编纂委员会主持,常州同邑、修志同行,南京市志办编辑吴小铁先生编纂的新版《南京莫愁湖志》。该志洋洋近60万字,观点独到,内容丰富,资料多样,文字精炼,特色鲜明,装帧雅致,是一部很有新意的创新之作。为南京乃至全省、全国方志苑圃中,增添了一朵光彩夺目的花朵。     

方信及其编纂《新安志补》考

《新安志》、《徽州府志》都是徽州以及历史上的重要方志,而明代的《新安志补》作者方信说:补弘治壬戌旧志之阙及拾罗鄂州《新安志》之遗,正讹辨疑,准李肇《国史补》之例。①显然,这是对名志的补充和修正,它的资料性、学术性应是毫无疑问的。遗憾的是,方信在《明史》上无传,几无相关信息,而《新安志补》     

中原城邑的风雅

迁殷之前盘庚的训示语提到"新邑",系指"殷"。至此,周人完全接受了商人"邑"的概念。见诸《诗·商颂·殷武》:"商邑翼翼,四方之极。"《尚书·多士》中"天邑商"直接与甲骨文中的"大(天)邑商"相呼应。当氏族公社的一个个聚落终结时,中心邑聚的形成就是历史必然,于是,邑、鄙分开,城、乡对立,雏形初具的城邑文化就登上了历     

谈城市志编纂的基本要求

修志当先辨体乃古今志界的一个基本共识。民国梁启超在论及省、府、县志的区别问题时说：“大旨谓府县志为省志资料,省志为国史资料,各有其任务与其组织。省志非拼合府县志可成．府县志亦非割裂省志可成。”（《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城市志的记述对象主要是城市,而省志、地州志、县志的记述对象主要是农村而不是城市。这一根本性的区别,决定了城市志的编纂不能也不可能套用省志、地州志和县志的模式,必须另辟蹊径。从辨体角度看,任何一部合格城市志都必须符合三点要求,即像志,像城市志,像本城市志。此前城市志编纂得失大致是这样：一方面,一般城市志编纂者都比较注意学习方志编纂理论和捕捉本城市特点．故较好地解决了“像志”和“像本城市志”的问题;另一方面,此前城市志编纂者对城市科学理论学习和借鉴问题又普遍重视不够,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城市志的编纂质量,导致许多新编城市志类似于县志、地区志、省志等。那么城市志究竟该如何编撰才能像城市志呢？依笔者之见。至少要做到如下三点：     

编写地方财政志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部财政志,它的重要价值和作用可以概括为六个字——"小志书大社会"。这一功能是许多专业志或行业志所不能比的。研究和掌握编写财政志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法,对于编好财政志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阳泉市财政志(初稿)》为例,简要谈谈编写地方财政志应该注意的一些问题。     

战国秦时期“邑”的社会政治经济实体性——官社国野体制新说

邑,在先秦文献中是最为常见的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组织体概念。《礼记·王制》等篇所言"量地以制邑"以及《周礼》所言"造都鄙"之类,都是政府在统一划疆分野,规划邑里。在此种形势下成立的邑,总具有社会政治经济一体化的统一实体性,可称为社会政治经济实体邑,或官社实体邑。此实体邑不是国营经济,具有政社合一的特点,所以称之为官社。这种居民点,极其大者,一国之都可谓之邑;极其小者,数家之里落亦称为邑,如"十室之邑",若今乡里村落然。愈是这种基层居民组织,愈具有经济实体性。待战国社会乡邑行政化,这种邑以转型的形式编入国家行政网络,仍是一种政社合一的组织。     

河南夏邑县改为今名小考

河南夏邑县何时改为今名,说法有二,一谓始改于金。成书于明景泰七年官修地方总志《寰宇通志》卷八三夏邑县条载: 在州东百二十里。战国时下邑地,汉置县曰下邑。……金始改夏邑县。元及国朝皆因之。稍后,《明一统志》卷二七、嘉靖二十七年《夏邑县志》卷一《沿革》、雍正八年《河南通志》卷三及《读史方舆纪要》卷五○等均从其说。《河南通志》还载:“金始改县曰夏邑,以华夏更名。”二谓明洪武初始改今名。《明史·地理志》记夏邑县:“元曰下邑。洪武初更名”。清代官修地方总志《大清一统志》、乾隆十八年《归德府志》均从其说。《归德府志》的纂修者在夏邑县条下加按语:“今考下邑,始见《史记·高祖本纪》。……至更为名夏邑,乃自洪武年始。”所谓金始改今名,元、明因之,其说虽见于官修方志,但经不起查核。其一,《金史·地理志》不载改夏邑县今名事。金代该县为归德府所辖,志中载县名为下邑。其二,元代该县仍名下邑。见《元史·地理志》归德府条。元归德府教谕李希(?)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商榷(续四)

太平县志八卷清刘崇元修张枚等纂清雍正三年刻本 (《联目》110页) 按,此志雍正三年刘崇元序曰:"有侧席而言者:维邑有志,我幔亭张侯业于康熙己亥之夏网罗散(山失)参互考订,凡我平邑德行可风,品诣足述者,类皆辑之于志,以示不忘,其书已告竣云。余欣然亟取而阅之,始自地理,卒子艺文,书凡八卷。……越乙巳,簿书之暇,复取志而读之。读未竟,辄爽然如有所失者。夫平之经制万古不磨,若平之孝弟节义、乡举里选何岁无之。自己亥以迄乙巳,七载之间,其光邦家而荣史册者谅不乏     

《南齐书·州郡志》文本溯源与年代断限

与《宋书·州郡志》相似,萧子显所撰《南齐书·州郡志》也源自国史。萧齐建元二年所定国史编撰体例将《州郡志》与《百官志》合二为一,使得国史《州郡志》形同简目。在此基础之上,萧子显将上至永明元年,下至永元初年的累年国史《州郡志》进行叠加,再藉有限资料加以补充、调整,于是便直接承袭了国史《州郡志》的简陋。《南齐书·州郡志》中出现的大量郡、县双列现象,正是萧子显叠加国史《州郡志》而又疏于检点的结果。至于其所列政区错讹、州郡之间断限不一等现象更是不一而足。由此可知《南齐书·州郡志》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断限年代。萧子显所欲展现的只是在保证其所能知晓的最晚的行政区划基础上,保留永明元年至永元初年之间政区名目及隶属关系而已。     

浅析二轮修志人物志的编纂

<正>人物志是专门记述人物的志书或方志门类,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无论新旧志书都必须具有的篇目之一。人物志一般有传、表、录三种体裁,传记述传主的生平事迹,表、录则记姓名、籍贯等。在方志界,历来有"地以人贵,人以地传"、"人物为一郡之柱础,乡邦之光耀"之说。人物是志书的灵魂,清代方志学家章学诚曾指出"邑志尤重人物",把人物志看成是"志中之志"、"书中之髓"。     

章学诚方志“立三书”的当代借鉴

<正>章学诚方志学理论的最大成果,是创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并给予理论阐述,即他的《方志立三书议》。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凡欲经纪一方之文献,必立三家之学,而始可以通古人之遗意也。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三书相辅而行,缺一不可,合而为一,尤不可也。"章氏所说"三书"的"志"是指志书中的著述部分。他说:"国史方志,皆《春秋》之流别也。譬之人     

赵衍方志编纂思想探讨

清康熙年间,赵衍在编写《新修东阳县志》的同时总结方志编纂思想方法,提出"邑乘之体近于史",认为方志属于社会科学;提出了"详"、"核"、"精"、"贯"四字原则;体例上首开四级纲目之先河。对于目前乃至今后修志工作仍具借鉴意义。     

试谈清代的道志

清代方志修纂之风很盛,从中央到地方都很重视地方志的纂修。在现存方志中,以道为单位主持修纂的道志很少见。道志在内容上与其他方志并无大的不同,但相较于省、府、州、县等志,人们对道志相对陌生。清代的道志数量并不多,文章主要列举了四种：乾隆《湖北下荆南道志》、光绪《归绥道志》、光绪《新疆四道志》和《朔方道志》。道志虽少,但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因此学界应加以重视,以便更好地利用道志。     

贺电、贺词、贺诗、贺信

值此《广西地方志》创刊 2 0年之际 ,《中国地方志》编辑部向广西的同志们表示热烈祝贺 !《广西地方志》多年来致力于方志理论与实践的探索 ,为培育方志新人 ,提高方志队伍水平 ,促进广西方志工作的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其他刊物不可代替的 ;同时《广西地方志》对全国各地的方志工作也有很大的启发和影响。我们衷心祝《广西地方志》越办越好。《中国地方志》编辑部2 0 0 2年 8月 2 8日《广西地方志》创刊 2 0周年志庆 :扎根岭南文化沃土 ,开辟修志交流园地。圈点千年沧桑 ,谱写时代华章。祝愿《广西地方志》再创辉煌 ,为繁荣我国的修志事业作出…     

特载、专记与纪略小议

旧志囿于传统的纪、志、传、图、表、录等体裁,手法和形式又比较单调,导致内容记述有不够深入的地方。首届新志大胆尝用纪略体裁,并广泛运用,弥补了旧志的不足。续志与首届新志相比,又出现一种新体裁——特载,还有与之相近的专记,这两种体裁的出现均处在萌芽阶段,被方志界视为创新之举。但笔者不敢苟同,认为这一载一记在新志书中的运用没有纪略科学合理。     

郫邑·郫城·郫县·小郫──杜鹃城遗址考古札记

一、文献上对"郫邑、郫城、郫县、小郫"概念之界定古蜀国望帝杜宇之王都称郸邑，文献上的记述甚多，扬雄《蜀王本纪》记曰："后有一男子，名日杜宇，从天堕止。朱提有一女子名利，从江源井中出，为杜宇妻。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治汉山下邑郸。化民往往复出"①。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也说："后有王日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时朱提有梁氏女利，游江源。宇悦之，纳以为妃。移治郸邑。或治瞿上"②。《元和郡县图志》记述更明确："郫邑，蜀望帝理汉山下，邑曰郫，是也"③。开明取代杜宇为蜀王，似乎仍都郸邑，《华阳国志》曰："开明王…     

日本地方史志编纂的几个问题

文章认为,无论是作为日本地方史志源头的风土记,还是明治时期的皇国地志,其编纂都曾受到中国地方志的影响。针对这些情况,文章向我们介绍了有关日本地方史志编纂的几点知识:日本地方史志编纂机构的组成,日本地方史志编纂的契机与目的,日本地方史志的种类,日本地方史志体例的演变,日本地方史志资料的收集与"史料编",日本地方史志的利用。日本地方史志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体例历经变化,最主要的是由"志"向"史"的转变,以至于"二战"以后,"史"的体例成为日本地方史志中的主流。究其原因,除了机构变动、受西方史学思潮影响等原因外,更主要的是与现代社会的发展进步密切相关。日本地方史志的变化和创新历程,值得我们今天修志借鉴和参考。     

志书所见安岳石刻略考

四川安岳石刻造像数量达数万尊,以佛教造像为主,兼及少数道教造像和儒释道三教或佛道合龛造像;以唐宋时期的为主,具有上承北方石刻,下启大足石刻的重要地位。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9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18处(均为石刻造像),有"古、多、精、美""我国古代雕刻又一伟大宝库"等盛誉。地方志自古便有"一邑之志,载一邑之事""志信物也"等特点。从读志用志的角度,借助《安岳县志》及相关志书,对安岳石刻(寺观)进行略考,对厘清其历史状况,具有探索意义和方法论意义,甚至能为我国著名石窟(刻)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著录商榷(续二)

南汇县新志十五卷首一卷清胡志熊修吴省钦等纂清乾隆五十八年刻本(《联目》12页) 按,此志当以著录姚左恒纂较为确切。胡志熊序曰:"南汇分于雍正四年,知县事者自钦公琏始,县志即始于公。邑人顾侍讲成天、叶进士承分任搜辑,阅岁而稿具。侯之复来重加删补而书始成。乾隆辛亥,熊承乏兹土……集绅士采摭,以顾侍讲原稿目录为诠次,旁及碑碣谱乘,就正于吴白华、稷堂两先生,订其讹缺。复延虞山姚星岩铨部为之厘定,名曰《新志》,凡十五卷。"姚左恒序曰:"癸丑春,余游云间,适南邑胡明府下车之三载,物阜民安,清和咸理,续辑志乘,业有缮本,属之检校……阅四月而诠次成帙。"     

《金史·地理志》抉原

《金史·地理志》的编纂并无国史旧文可资参考,元初由王鹗奠定规模,至元末修史终有所成。志文大致以辽、宋旧疆为界,材料来源犁然可分。具体来说,契丹地面以陈大任《辽史·地理志》为底本略加删削,北宋旧境则依据政和重修《九域志》确立规模,又参核宋朝国史略作补苴。其本朝建制沿革则杂抄《大定职方志》《正隆郡志》一类文献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