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在湖北的抗战文学创作

迁居北京多年后,姚雪垠在一篇题为《我的心仍在武汉》的文章中还深情地写道:“我这一生住过好多地方,但住得最久的地方是武汉.我在武汉的年月大大超过我在故乡的年月.武汉可以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武汉受过教育,得到了锻炼,经了风,见了雨,也在风雨中做出了一点点成绩.如果在我所有的作品后面写上创作地点,武汉和湖北占有突出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姚雪垠在武汉历数十年之久,含辛茹苦创作了彪炳当代文坛的多卷本长篇小说《李自成》,但他与武汉的情缘却远     

参加武汉受降始末

抗战前,我任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武汉分社主任.武汉沦陷后,湖北省会迁至鄂西山城恩施,武汉分社改名为恩施分社,我仍任主任.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和湖北省党政首脑机关遵照蒋介石旨意.赶紧回武汉抢夺胜利果实,我是参与其中的重要一员.我曾于1980年撰写《“四大金刚”的自述——回忆在武汉“劫收”的前前后后》(刊登在《武汉文史资料》总第一、二辑).这里仅就我当时参加武汉“受降”前后的经历作简要补充.     

二姑丈来汉会亲记事

1990年12月,我意外地收到台湾二姑丈的来信,并得知他近期来武汉会亲的消息,我顿时有了说不出的喜悦.我父亲是台湾台南县人,1943年他22岁时离家赴日本谋生.1953年他和我母亲带着我们4个儿女,从日本回到了祖国大陆,定居武汉.听父亲讲,我祖父36岁时就因病去世,祖母身体很好.父亲有一个哥哥,一个姐姐,三个妹妹,一个弟弟.父亲离开台湾时,他的哥哥、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已结婚.1974年父亲在武汉病逝.     

武汉养育了我

我父亲叫吴昆山,是台湾省台中市人,十几岁时离开台湾到日本,一边读书,一边打工.1953年他只身从日本回到祖国大陆,被分配到武汉工作.l964年我在武汉出生,所以我虽是台湾人,又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武汉人,武汉是生我养我的第二故乡.     

我和吉安商会的那些事

我叫巫世峰,是民建武汉市洪山区工委会员、中乾立源工程咨询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武汉吉安商会会长.2017 年,我和吉安籍老乡们自愿发起并成立了武汉吉安商会,大家一致推选我做了会长.下面,我就跟大家说一说我自己以及商会的那些故事.     

平凡中的不平凡

我叫吴刚,是武汉检安石化工程有限公司的一名仪表高级技师.工作28年来,我先后获得武汉市技能选拔赛能手、中石化集团公司技术能手、武汉市第十九届职业技能大赛热工仪表类技术状元、武汉五一劳动奖章、湖北五一劳动奖章、武汉大城工匠等荣誉.但我始终认为,我只是一个平凡而普通的工人,从事的也只是极其平凡而普通的工作.     

回忆乃超同志

冯乃超同志是我的老朋友和情同手足的老大哥.他在抗日战争期间是我多年的直接领导者.我们大约在1935年就认识了,那时我们都在武汉,他在湖北省民政厅,我在武汉搞戏剧运动,得到他大力支持.1936年他的夫人李声韵应邀在我组织排演的一出外国话剧中饰演女主角,来参加过几次排练,后来她因身体不好,没有正式出演.     

从狮子山到桂子山再到国际舞台

正武汉虽然不是我的出生地,但也是我的第二故乡了。自从1986年考入华中农业大学学习以来,我已经在武汉生活了约30年(中间去上海读博士3年,去法国学习2年,去澳大利亚访学半年)。从美丽的狮子山下,到烟波浩渺的东湖之滨,再到四季飘香的桂子山上,我在大武汉的怀抱中成长、成熟,也见证了武汉的巨大变迁。记得当初在华中农业大学上学时,到华农的公交车只有两条路线,一条是22路,到武昌火车站;另一条是55路,往武汉大     

武汉民俗杂谈

我是一个外乡人,1960年来到武汉工作.30多年饮食起居,虽已入乡随俗,但回想起来,还是备受“夹磨”,颇多感慨.1961年夏天,我第一次领略了武汉火炉城的滋味.印象最深的,要算是家家户户晚上都到户外睡觉了.头几年我住单身宿舍,     

我是通信战线上的一名战士

我叫潘圣宇,现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武汉分公司数据维护室主管. 刚刚过去的2020年,对于我来说,无疑是浓墨重彩的.这一年,从战疫到助力复工复产及重点保障,我步履匆匆、躬耕不辍.2020年11月,我走进了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从国家领导人的手中接过了"全国劳动模范"荣誉证书.     

武汉百货业发展史溯源

武汉百货业的历史悠久源长,始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期.当时号称广货业,通过辗转流年演变,称之为百货业的萌芽时期.它的发展史是一部爱国主义史料教材.1982年,我纂写武汉《商业志》时,调查了这方面的史料.这对考证武汉商业百年发展轨迹,有所裨益.所谓百货业,商家所经营品种都是人民大众日用生活品,如衣食住行     

我的台籍身份的苦和甜

我的父亲吴锡类,1921年1月28日生于台湾,是台湾省台南县东石区六脚乡更寮庄人.22岁时去日本谋生,并在日本结婚.1974年2月20日病逝于武汉.我于1948年出生在日本大阪,1953年随父母从日本回到武汉.我因籍贯是台湾省的缘故,经历了人生道路的酸甜苦辣.     

两次来汉投资爱上武汉

<正>我的祖籍是广东汕头,虽不生长在武汉,但武汉应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热爱她,不喜欢人家说她不好。在一些国际交流场合,当一些不了解武汉的人想当然地说武汉不好的时候,我感觉就像别人在说自己的家乡不好一样。这个时候,我一定要站出来,和别人辩明事实,告诉他们一个真实的武汉,一个可爱的武汉,一个美丽的武汉,一个每天都在进步的武汉。1993年,在武汉市政府的招商引资之     

我是爱国统一战线的普通一兵

我出生于武汉,在这里生活已有60多年了,是一个地道的老武汉.作为生于斯、长于斯的一名普通市民,我曾经有过快乐的童年,单纯的少年,迷惘的青年,充实的成年,直到幸福的晚年.回顾本人平静而安康的60年生涯,其中令我个人引以为荣的是参加了中国致公党,成为了爱国统一战线的普通一兵,履行了身为民主党派成员的应尽之责.2011年,时逢中国共产党诞生90周年,作为参政党的一个老党员,我有幸获邀参与相关纪念活动.现以本人的所见所闻,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盛大庆典,敬献上我由衷的祝贺.     

追忆叔父李克元烈士

我的叔父李克元烈士是一位出生、读书、从军在武汉,驻防、空战、击落日机在武汉,牺牲、安息在武汉的抗日英雄。1938年8月21日,他牺牲时,差8天满28岁。叔父在世时我还不到8岁,我与叔父接触前后不到一年,1934年我随祖母到杭州笕桥叔父家中住了几个月,1938年叔父在汉口驻防时又去他家中     

我给毛泽东当“信使”

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李明灏于6月间由石家庄到达武汉.他是我幼年时的老师,又有亲戚关系,所以到武汉不久的一天晚上就来到我家.当时我在汉口经营大公牌电池厂,解放不久,骤然相见,彼此不胜欣慰.7月1日,李明灏又来到我家,因已见面几次,知道我有意参加革命工作,便明白地说:“我这次南下,负有和平解放湖南的任务.要达到这个目的,必须策动长沙和沙市、宜昌的国民党军队起义,倒向人民方面来.程潜、陈明仁、宋希濂指挥的部队,你有认识的人么?”我     

开放武汉港是有远见的决策

虽然国务院批准武汉港对外开放是1980年,但是整个实施还是上世纪90年代初。1992年8月21日,第一艘外籍货轮到达武汉,当时我是分管副市长。得知这一消息后,我积极组织海关、商检等有关部门到外贸码头现场办公,解决问题,为迎接外轮首航武汉作好了充分准备。回忆当初,武汉港对外轮开放     

父亲洪志贤二三事

我的父亲洪志贤,原名洪长益,1922年出生,台湾省台北市人.早年他从台湾到日本攻读医科学校,后辗转来到祖国大陆,抗战时期定居武汉.父亲是儿科医生,在武汉先开了个家庭诊所,50年代末他进了武汉市第二医院工作,仍然是儿科医生.1983年他逝世于武汉.     

六进江城见闻录

1929年12月28日,我出生在台湾省桃园县(日本统治时期叫桃园郡),我上小学五年级时,父亲从东北口,把我带到长春.日本投降后,我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线卫生技术学校学习,1948年在四野第二十八后方医院当护士.从1949年5月到1988年12月,由于工作的变动与调迁,我六次进出武汉.这一辈子我和武汉结下了不解之缘.这期间我所见所闻的楚都,是日新月异,旧貌变新颜,用俗话:“女大十八变”,愈变愈美、愈成熟来形容,绝不为过.     

第0001号外资企业营业执照

我是一名武汉出生的港商,在祖国改革开放初期率先从香港返回大陆投资,在家乡武汉成立了“香港鸿昇轻化工有限公司”.这是武汉乃至中南地区的第一家香港独资企业,如今它已经走过了初创时的起步艰难,步入了成熟稳定期.回想这十多年的创业历程,我不禁感慨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