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政府维护和收复中东路主权的交涉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 ,日本、美国等列强乘机扩大在中国东北和西伯利亚的势力。这种形势既对中国国家主权和边疆稳定造成严重威胁 ,也为中国维护主权和收回权益提供了机会。北洋政府利用各种有利条件 ,实施维护中东路主权的方针。采取有效措施 ,阻止了日本武力夺取中东路的企图 ,驱逐帝俄中东铁路督办霍尔瓦特 ,收回了护路权和路区主权。经过交涉 ,最终解决了路区主权问题。     

北洋外交与“治外法权”的撤废——基于法权会议所作的历史考察

法权会议是北洋政府通过外交途径撤废治外法权的一次尝试。在改变由不平等条约建构和规范的近代中外关系问题上,北洋政府并不像许多研究者一再批评的那样,仅仅扮演了消极被动的角色。在会议的全过程中,北洋政府外交家均付出了艰辛努力,以图撤废治外法权这一严重伤害中国主权的外人特权。法权会议折射出的北洋外交是一种带有改良色彩的“修约”外交。在中国尚不具备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实力的历史条件下,立足“修约”应为务实的选择。虽然囿于内外条件,北洋政府未能实现撤废治外法权的初哀,但会议确立的一些中外关系原则,也为后来彻底废除不平等条约奠定了法理基础。     

北洋政府时期国内公债总额及其作用评析

根据“内债”这一概念的科学界定,北洋政府所发内债总额应为992725449.868元。以往学术界在对北洋政府内债政策的考察和评述中,偏重于揭露其封建性、殖民地性和破坏性等消极作用,而对近代中国内债的两重性分析显得极其缺乏。事实上,北洋时期所发行的内债还是有一定的积极效果的:首先,北洋时期大量国内公债的发行,进一步突破了中国古代惯用的捐输、报效等封建落后的筹款方式,而采用借债的方式应付政府的紧急财政需要,这在财政手段和财政观念上都具有进步意义。其次,从内债的用途上讲,北洋政府所发行公债总额中的1.96亿银元(约占总债额的20%)用之于交通事业建设、教育事业和水利、赈灾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再次,北洋政府所发公债加速了银行资本的原始积累,促进了中国近代银行业的迅速发展,再由银行资本投资工业资本,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     

张作霖与“二十一条”交涉

袁世凯与日本签订的“二十一条”涉及东北条款甚多 ① ,谈判期间 ,北洋政府征询东三省意见 ,时任民国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独排众议 ,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军官会议的决议 ,也不参加主和派的行列” ,并致电北洋政府 :“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 ,如交涉破裂 ,愿率全师进行决战 ,驱逐日寇 ,否则一死殉国。”② “二十一条”签订后 ,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和列强对日本独占中国阴谋的反对 ,并未能立即执行。 1 91 6年 4月 ,张作霖出任奉天督军兼省长后 ,面对日本要求在东北兑现“二十一条”的外交攻势 ,仍然持抵制态度。对他的这种态度 ,以往著述极…     

试述1918—1921年北洋政府在西伯利亚的护侨活动

试述１９１８—１９２１年北洋政府在西伯利亚的护侨活动曲晓范１９１７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西伯利亚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急剧演变。在以后的三年时间里,这一地区始终是革命与反革命争夺的焦点,以致新旧政权几度更替,布尔什维克与沙俄复辟势力、红军与外国武装干涉...     

半生的忏悔

1915年,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当时袁世凯为称帝向日本妥协,指令北洋政府外交部签约。负责签字的外交总长陆征祥（1871～1949）招来国内一片唾骂声,而他也为此付出了半生的忏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修道士外长”。     

北洋政府停兑令发布之后

1916年5月11日,北洋政府突然发出“中国、交通两银行,自奉令之日起,所有该两行之纸币及应付款项,暂时一律不准兑现付现”的通令,顿时引发了民国史上首次全国规模的挤兑狂潮,而诱发此次挤兑狂潮的诱因则是袁世凯复辟帝制梦想的覆灭。 袁世凯自1915年12月13日登基称帝,仅仅83天,便在全国上下一片讨伐声中惶然下台。随着袁世凯垮台,北洋政府陷于四面楚歌的境地。对政府失去信任的商民们纷纷涌入与北洋政府关     

“孚威将军”吴佩孚传奇

“孚威将军”是北洋政府赐给吴佩孚的称号。这位戎马倥偬的直系军阀首领,胡适曾把他和孙中山、段祺瑞列入上世纪初年中国政治史上有很大势力的人物。     

论我国现代货币单位"元、角、分"体系的确立

18世纪中叶以降 ,中国货币制度的近代化渐次展开。新的货币单位———“元、角、分”体系随之出现 ,在与传统货币单位的竞争中不断发展 ,1910年成为法定货币单位。通过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的努力 ,“元、角、分”体系的地位最终得以确立 ,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沿用至今     

北洋政府时期的乡民防匪

乡民防匪,自古有之。但没有哪个时期能像北洋政府时期那样普遍。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土匪的数量之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从当时全国范围来看,“遍全国无一省没有盗匪的,一省之中,又无一县没有盗匪的,一县之中,又无一乡镇没有盗匪的。”该时期的土匪不仅数量多,其危害之烈亦属罕见。     

谢彬在《新疆游记》中表述的治理开发新疆的思想

民国初年,国内政坛风云变幻,北洋政府更迭频繁。地处塞外的新疆处于封建官僚军阀杨增新统治之下,经济文化仍十分落后。尽管如此,当时国内政界有识之士关注新疆的保卫治理与开发建设的仍不乏人。其中,对新疆问题研究较全面深入,提出的治理措施与开发设想较系统完整的,当推谢彬了。 谢彬于1916年受北洋政府财政部委派,作为财政部特派员,赴新疆调查财政,1916年12月离北京西行,至1917年12月经俄西伯利亚铁路返京。谢彬查考了《新疆图志》等     

实物见证一战赴欧华工的血泪史

<正>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曾被西方称为“文明之战”,战争结束已逾一百年,仍有不少人觉得欧洲战场与中国相距甚远,与中国无多大关系。实际上,一战与清末民初时期的中国息息相关。英国、法国、俄国等协约国成员分别从中国招募了近30万劳工远赴欧洲战场,实际上获得了北洋政府的保障与支持。为了收复被德国和日本侵占的青岛,北洋政府通过“以工代兵”的方式参与到国际体系中。虽然华工参与了一战,但是他们的故事却鲜为人知。近些年,随着学界对中国劳工远赴欧洲战场的相关历史资料以及留存实物展开深入研究,华工对一战的贡献才为世人所知并引起关注。     

朱启钤与苏州缂丝

朱海北在《周总理与原北洋政府代总理的交往》中说：“总理这次来我家吃饭,使先父十分高兴。他将手书的‘松寿’缂丝小条幅,亲手装裱,通过中央统战部送给周总理,作为纪念。”作者文中的“先父”即北洋政府代总理朱启钤,而他赠送给周总理的手书“松寿”缂丝小条幅,正是经我之手,由苏州刺绣研究所制作的。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别署燃公。贵州紫江（今开阳）人。在北洋政府五任交通总长、三任内务总长,并代理了一任国务总理。虽然因袁世凯称帝时充任大典筹备处处长,作为帝制祸首遭到通缉,一生被人循病。但综观其一生,…     

一颗殒落的将星——王赓

在近代中国的历史上，记载着两个“王赓”的名字，为了区别，一个以字传世，一个以名行世。前一个出生安徽合肥，做过北洋政府的安徽省长，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大汉奸王揖唐，抗战胜利后，为国民政府处死。后一个王赓，字绶卿（又字受庆）江苏无锡人，即“红遍中国”才女陆小...     

庙街事件：苏联红军借用中国大炮轰击日本领事馆

北洋政府出兵人俄的同时,为加强中俄界河的防务,宣布将驻守长江的“江亨”、“利捷”、“利绥”等3艘小炮艇和“利川”号武装拖船,调往东北,扩建“吉黑江防舰队”。     

十月革命后日本在吉黑地区的金融扩张和中国当局的对策

民国初年,“北满”(吉黑)地区及中东铁路沿线,是“羌帖”(俄国钞票)的势力范围,北洋政府财政部虽曾采取一些行政措施,中国、交通两银行也配合大力推行中交兑换券,但由于东北地方当局要推行“官帖”(地方钞票),而官帖又“毛荒”(贬值),因而羌帖不仅未能排斥掉,反而成为“本位”。     

近代政府对城市土地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

近代政府对城市土地经济运行的宏观调控赵津在中国城市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政府无疑扮演过重要角色。在经济理论界,学人都颇为重视政府干预这只“有形的手”,公认自由的市场经济不能妥善解决所有问题;但在近代史研究领域,对政府（包括北洋政府、国民政府和各国租界当...     

特立独行章士钊

章士钊先生是民国政坛叱咤风云的人物,人们对他的行事风格和偏激主张历来褒贬不一。他确有一些独到的创见,如首称孙文为“孙中山”;首倡北洋政府总理为“执政”;敢于穿梭在军阀、猛人之间调停争讼;又曾被鲁迅骂为“老虎总长”、“落水狗”;生活在白话文时代,     

“山中宰相“李根源后传

李根源是国民党元老,曾任陕西省长、北洋政府农商总长等职。1923年因反对曹锟贿选而退出北洋政府。从此不仅在政坛上销声匿迹,连去向也不为人知。直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他才又出现在抗战前线。这整整14年,他退隐在哪里,又作了些什么呢?《“山中宰相”李根源后传》详述了这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西伯利亚历史探源——今日考古学

西伯利亚,从乌拉尔到蒙古边界,这是一片幅员辽阔、充满无限希望的地域。用M·B·罗蒙诺索夫自由奔放的语言说,应当用她的富饶资源“增添俄罗斯的威力”。西伯利亚的历史早已吸引了国内外研究者的注意。今天,正当西伯利亚大地进行规模空前的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史学工作者面临的重大使命就是研究西伯利亚的过去;研究那些居住在西伯利亚的各民族的历史;反映苏联人民为争取新的工业化的西伯利亚进行的斗争。在这项工作的进行当中,考古学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社会政治意义。考古学家们有责任对那些曾经或现正居住在苏联东方辽阔大地上的各民族历史做出首要的论断。具体地说就是考古学家们应当充当“时代联系”的表达者,应当指明这里世世代代和几千纪以来复杂历史过程的共同点与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