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薄海民”:民国前期的离村知识人

民国前期城乡因文化差异而解纽,缺乏一条可以互通的桥梁,造成知识人离村往而不返的新现象,极大地影响了后来中国的发展。在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乡间的耕读传统已中断,以城市为中心的新教育培养出的知识人自己“别树阶级”,其他人却未必接受。向往城市的知识青年在城市并未得到太多欢迎,而乡村又已成为一个难以回归的故地。由于在城乡都成了“他人”(the other),许多知识青年不得不漂泊于城乡间、城市间或城市中,成为瞿秋白所说的“薄海民”(Bohemian)。     

我在上山下乡的岁月里

每当我打开像册,看着一张张泛黄的相片时,就不由地感慨万分,浮想联翩,那一幕幕旧时的场面展现在眼前……1968年,全国青年响应毛泽东主席的伟大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是很有必要的”“,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有志青年,热血     

英国议会请愿的起源

在13世纪中期,因为地方司法治理不力,英国臣民向王室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与此同时,为了扩大管辖范围,罗马教廷和巴黎高等法院也向英国王室发起有力的主权挑战。英国国王爱德华一世被迫开展司法改革,以应对这些压力和挑战,进而加强其统治权威。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就是允许臣民向议会呈递请愿。在当时,议会请愿的主要内容是寻求司法公正和祈求王室恩惠。它的推行,一方面加强了王权,另一方面维护了民权,由此受到普遍的欢迎和支持。正是在爱德华一世统治时期,议会请愿获得了初步发展,成为议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标志着英国议会请愿制的成形。最后要指出的是:议会请愿的起源,深受英国君臣之间实力对比的影响。     

向毛泽东“告御状”的小学教师

30多年前,毛泽东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运动高潮,全国当时有1700多万知青到农村插队锻炼。今天的老知青一定还记得,福建有个小学教师向毛主席写了一封后来促成调整知青政策的信,这封信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千百万知青的命运和生活轨迹,这位写信人就是当年向毛泽东“告御状”而红极一时的人物——李庆霖。     

西双版纳“特殊人”

西双版纳有一些特殊的“人”,他们的身份证写的是“克木人、空格人、老品人、八甲人”。     

1978：令我刻骨铭心的那场高考

1978年,＂文革＂浩劫结束,我国恢复高考进入第二年。我们许多在农村上山下乡的所谓知识青年,都感到是天赐良机,纷纷报名参加高考。激动兴奋之中,我随流从众,也积极报名。学业已荒废多年,需集中时间和精力突击复习加以弥补。但使我未曾料到的是,在准备高考时,却偏逢父亲病重手术。     

抗战末期的“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述评

抗战末期,为了稳定民心、笼络人才,同时也为挖掘高素质兵源,克服征兵流弊,国民党政权发起十万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由于知识青年素有爱国之志,加上国际形势有利和国民党各方的努力,报名人数迅速达到13万。青年军共编成9个师,分驻南方各地集中训练。青年军的管理训练与国民党一般部队相比,发生了一些质的变化。1946年秋,是批青年军大部复员。     

略论抗战后期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

抗日战争后期于1943年11月正式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是我国大、中学生在国民党战场战局危殆的紧急关头毅然大批入伍从军的群众运动。这一运动由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发动,经国民党、三青团、政府兵役机关和教育部门的努力推进,迅速形成知识青年入伍当兵的热潮,不仅使抗日军队尤其是反攻缅北的中国驻印军获得了大批有知识的生力军,也使中国的兵役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让人刮目相看的将军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待”是一句众所周知的名言,常用来形容一个人进步神速。然而,笔者相信很多人并不知道这句话的来历典故,更不知道说出这句话的名人从一个贫家少年成长为名留青史的英雄人物背后的精彩故事。     

让“特殊罪犯”回到监狱

最高检专项检察减刑、假释、监外执行,全国247名监外罪犯被建议收监执行,其中包括18名厅级以上职务犯罪罪犯。数字不并多,似信号感很强。其实,对普通罪犯来说,减刑假释监外执行从来就不是容易的事情,在监狱里把刑期坐完是基本打算,也是基本事实。但“特殊罪犯”就不一样了,审判就有办法减轻刑罚,坐了牢又有办法提前释放。     

让人迷惑的美玉

为了制作这期的特别策划,我们采访了很多红山玉的收藏家和专家,他们都是美玉的俘虏,谈起红山文化都是一脸的神往。然而随着我们对红山玉与红山文化的了解越来越多,我们发现在这一领域有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互相矛盾的观点、没有定论的议题。“到底应该相信谁？”成了伴随这次策划始终的疑问,一直萦绕在我们心头。     

站人是清代时期的特殊群体

<正>站人不属于民族的类别,而是一个大的群体,站人,又谓"站上人","站"是指清代初期设立的古驿站。清代在东北建立若干个驿站,但不是所有的驿站的人都谓"站上人",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在黑龙江省境内,南从松花江北的茂兴,北至边陲瑷珲(今黑河市)建立了十九个驿站,其中墨尔根站以北至瑷珲五个驿站,均属索伦、达呼尔等     

自由的维度:五四时期知识青年离婚问题透视

离婚自由是五四时期婚姻自由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在知识分子的构想中,离婚自由是打破婚姻桎梏,防止两性错误结合的良策,是男女共享的权利。但由于社会发展的滞后,这一理念却被男性知识分子充分利用,女性的离婚较为被动。女性由于社会压力和自身条件所限,不仅缺乏提出离婚的勇气,给男性主动离婚也造成了压力。因此,在新旧交替的历史时期,无论男女离婚都非易事,尤其是旧女性更承受了无穷的痛苦。为解决离婚困境,知识界积极献言献策,试图从根本上限制离婚率的攀升。离婚自由观念的构建与其实践困境,是转型时期中国社会矛盾的缩影。     

站人是清代时期的特殊群体

站人不属于民族的类别，而是一个大的群体，站人，又谓“站上人”，“站”是指清代初期设立的古驿站。     

女知青冒险上书惊动胡耀祁

1982年10月,一位女知青斗胆上书,请求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农龄改为工龄,此信惊动了当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1988年6月,中央（365号）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在下放农村劳动期间的农龄一律算作工龄。写这封信的女知青名叫萧芸。     

那些年,我的“皇粮”梦

1968年是热血沸腾的一年,我和全国千百万知识青年一样上山下乡了。 那时,我们村一个劳动日只有毛把钱,虽然天天脸朝黄土背朝天。革命加拼命,生活仍然过得紧巴巴的。     

让人震撼的节奏

我在乌鲁木齐买了一张王洛宾先生的唱片，平时耳熟能详的《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似乎只有在新疆才能找到正宗的感觉。王洛宾先生一生采集、整理改编和创作了７００余首西部民歌，但让业内人士颇有微词的是，他从来没有承认过那些动听的旋律和天籁般的和声绝大多数来自维吾尔民族的天才创作。斯人已去，黄鹤空留，抱怨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好在我们还能继续听到新疆各民族让人眼睛潮湿、心灵静悟甚至忘乎所以的好音乐。我一直认为，音乐距离人的远近程度和一个民族的悟性有极大的关系，甚至还有这样有悖于常理的现象：物质文明程度很高的群落悟性并非很高，只是他们起步的基数较高而已；而那些“开化”较迟、被中原视为“夷人”的民族，他们对于音乐的贴近感往往让人望尘莫及。在吐鲁番的坎儿井旁，我见到一个卖乐器的维族老人，长须及胸，笑容可掬，他卖的都是些民族乐器，如大大小小的冬不拉、木鼓、三弦子、手鼓等等。我有收藏所有民族乐器的想法，所以对那些内地永远也无法见到的民族乐器有极大的兴趣。维族老人给我介绍羊皮手鼓，顺手演示了一下，我还没看清楚他的手怎么运动的，一串很感性的鼓声就颤颤地出来了，疏密浓淡错落有致。在所有的乐声中，鼓的音质是最感性的。我自恃还玩过...     

建国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与当代大学生村官政策之比较——兼论青年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

1968年12月,毛主席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由此大规模展开。1968年当年在校的初中和高中生大部分前往农村。“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多达1600多万人,当时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但这一轰轰烈烈的运动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落下帷幕。所以知识青年成了1950年到1970年这一时间段自愿到农村的青年学生的特殊称谓。知青下乡运动与大学生村官的盛行同样是国家为知识分子回流到农村而做出的重要决策,所以文章将这两个具有不同时代但却有相同境遇的事件联系到一起,并通过其所表现的时代特征来阐述青年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意识。     

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奇迹

历史上,很多专业刺客搞“斩首行动”,轰轰烈烈开始,凄凄惨惨结隶,如荆轲、高渐离,空留下“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和后人的浩叹。然而,也有一些非职业杀手在“斩首行动”中一剑封喉,让历史为之一颤,也让读史人目瞪口呆。东汉初年的子密,就是这样一位成功的非职业杀手。     

让猪飞、让人走、让资金流动

如果CPI高企意味着生产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财富的公平,在GDP上涨的时代,通胀忍受度可以适当提高;如果CPI高企意味着中产收入阶层的沦落,意味着隐性的财富剥夺,意味着低效企业可以享受到更多的优惠,CPI的上升就绝对不是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