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长庆与袁世凯

说到中国近代史,不能不提袁世凯,说到袁世凯,不能不提吴长庆。据吴长庆孙女、吴保初长女吴弱男《见闻录·袁世凯轶事数则》记载,“袁世凯系我祖父(长庆)义子,庶出,行四,我七八岁时曾见之,称之曰四伯。因袁童年好玩不好学,为父所不喜,我祖父则赏识之,谓可以习武,因乞为义子,移居我家多年。值南通张季直在我祖幕府中,即延其课袁读书。袁有胆识,敢于担当,我祖病重,由朝鲜任所,以遗折向清廷保荐,因获任用,由此腾达……”从这里可以知道,袁世凯很小时就到了吴家,是在吴家长大的,吴长庆对袁世凯有培植、举荐之功,且两家有世谊。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章太炎与袁世凯

懂得民国历史的人都知道,“二次革命”失败之后,章太炎被袁世凯囚禁了。章太炎最初对袁世凯是抱有一定幻想的,后来袁世凯复辟的迹象越来越明显,章太炎开始发表文章针砭之。当黄兴等起兵讨袁的时候,他也发表文章表示支持。     

孙中山“还位”辨正

史学界在论及１９１２年袁世凯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事时,几乎众口一词说是孙中山“让位”给袁世凯的。然而历史事实表明,革命党人和南方独立各省,从开始酝酿到具体筹组民国临时政府,始终都是选定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来选了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是独立各省与革命党人的权宜之计,事实上是替尚未来归的袁世凯行使主持政府的大元帅。孙中山所任始终是一有临时总统之名、无临时总统之实的“虚位待袁”的总统,系临时承乏。后来孙中山的卸任交印实属“还位”而非“让位”给袁世凯。     

再论“内外皆轻”权力格局与清末民初政治走向

辛亥鼎革之际,清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已演变为"内外皆轻"的权力格局,是清末新政时期清廷中央集权对地方督抚收权的结果。关于"权力流向"问题,在清末民初从君主专制走向民主共和的制度变迁与重建的过程中,清政府的统治权力经由南京临时政府与南京临时参议院,最终转移到袁世凯北洋集团。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对民初政治走向的重要影响,是辛亥革命在清廷中央与地方督抚权威一并衰落之际爆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乘势而动,从军人干政到军人主政,试图重建统治权威而未能奏效,政局分崩离析,导致民国初年的军阀政治。民初军阀不是清末地方督抚势力自然增长的延伸,而是掌握军队尤其是新军的新生势力的崛起。     

试析袁世凯青壮年时期军事上的表现

在近代中国,袁世凯是一重要的反面历史人物.但是,任何历史人物都是矛盾的统一体,反面人物不会百分之百的坏,正面人物不会百分之百的好。因此,对于袁世凯,需要进行多角度、多层次、多线索的观察,才能更加清晰。袁的一生与军队密切相关。但有一种说法,认为袁“不懂军事”其实,简单地断定袁不懂军事,未免失于轻率和武断。本文试     

民初逸事

袁世凯的狡诈民国四年（1915）,袁世凯极欲帝制自为,袁的心腹大将冯国章（当时任江苏都督）闻讯,于六月二十二日亲赴北京见袁,欲探真象。袁坚决否认此事。据有关史料记载袁、冯两人这次会面时的谈话：冯言：“帝制运动,南方谣言颇盛。”袁答;“华甫（冯之字）,你我多年在一起,难道不懂得我的心事？我想谣言之来,不外两种原因;第一,许多人都说我国骤行共和制,国人程度不够,要我多负点责任;第二,新约法规定大总统有颁赏爵位之权,遂有人认为改革国体之先声,满、蒙、回族都可受爵,汉人中有功民国者岂可丧失此种权利？这些都是…     

论岑春煊

岑春煊(1861年4月11日——1933年3月2日),字云阶,广西西林人。清末,几与最有权势的疆臣袁世凯齐名,有“南岑北袁”之谓;民初,更成为反袁派的要角和资产阶级政治派别的重要领袖,但进步有限;护法之后,渐入颓唐,反对以孙中山为代     

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梁士诒

清末科举出身的梁士诒 ,受维新思想启发 ,积极吸收“实用之学” ,在兴办实业、筹款修建铁路、革新铁路管理方面具有较多建树。并由此奠定了他在财界的基础。民国初年 ,梁为袁世凯所重用 ,其行政权力仅次于袁 ,政治生涯达到峰巅 ,由于积极拥戴袁世凯称帝 ,因而遭到世人的谴责 ,被迫避罪逃亡。日后利用军阀之间的矛盾 ,一度登上国务总理宝座 ,出现了短暂的“辉煌” ,最终在军阀混战中下野 ,亦无法避免其悲剧式国务总理的结局     

民国著名军政人物并称辑略

民国时期军政界有许多著名人物,因身世、籍贯、任职或政见等相同或相近,被世人并称,如“三杰”、“五虎将”、“八大金刚”、“十三太保”等。这些人大都任过军政要职,既有治世之能臣,亦有乱世之奸雄,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杰三洋北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时,麾下有三位天津武备学堂的高材生:王士珍、段祺瑞、冯国璋,均被袁委以重任。一次,袁世凯在山东德州举行秋操。见王、段、冯三人各领本部,行操布阵,有条不紊,在场的德国顾问不禁脱口赞道:“此三人,堪称北洋军中之杰!”从此,“北洋三杰”之称不胫而走。民国时期,这…     

关于孙中山的几次讨袁檄文和宣言辨析——订正《第二次讨袁宣言》的传讹

孙中山先生一共发表过几次讨袁宣言?现世间流传的解释,多有差谬。特别是对1916年5月发表的《第二次讨袁宣言》,其何以称为“第二次”?许多论著作了错误的阐释。别者不计,单看辞书,如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辞海》历史分册(中国近代史)作了如下阐释:“1916年5月孙中山在护国运动中讨伐袁世凯的宣言。以1913年的赣宁之役(二次革命)为第一次讨袁,故称是役为第二次讨袁。……”按这个解释,似乎并无“第一次讨袁宣言”,而仅有第一次讨袁之役;《第二次讨袁宣言》之称为“第二次”,是因为     

孙中山致威尔逊的三封电函

1914年11月与1917年6月,孙中山曾向美国总统威尔逊发出三封电函。这些电函反映了孙中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外交思想和当时的中美关系。这三封电函均为英文,迄今未有中译文发表。 一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次年7月组织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反袁斗争,急需外国援助。此时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列强无暇东顾,孙中山认为日本和美国是唯一能够援助中国革命的国家。他估计袁世凯政府虽面临严重财政困难,但欧洲列强因财力耗于战争,不可能向袁政府提供援助;如果堵塞袁世凯从日本和美国获取贷款的道路,则袁政府“财源既竭,饷糈     

对国内外袁世凯研究的分析与思考

清末民初,袁世凯先为清朝重臣,后为民国总统,叱咤风云,举世瞩目。袁氏不是孤立的“个人”,而袁氏与民初社会之间又有一定的互动关系。对袁氏的研究也历来为人注目,纵观近百年来的袁氏研究,有成就、更有不足。本人拟就所掌握到的材料对此稍作探讨,以向同行请教。一对过去的总结中国大陆、港台以及国外对袁氏的研究都有不同的特色和贡献。1.中国大陆的袁氏研究中国大陆是袁氏研究的重心,袁氏研究     

冯国璋反对袁世凯称帝

所谓“北洋三杰”,是指清末民初北洋军事集团中的骨干分子冯国璋、段祺瑞和王士珍。他们三人都是袁世凯的心腹干将,尤其是冯国璋。1911年“辛亥革命”镇压武昌革命党人起义,袁世凯任命冯国璋为前线总指挥。冯身先士卒攻人武昌,扬了北洋的军威,为袁世凯争了名声。大功告成后,冯被调回北京,配合袁世凯逼宫。1912年1月,南方革命党与北洋军阀达成协议,由冯国璋率领北方军界60名将领通电全国,要求改变国体,实行共和。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走投无路,只好宣布退位,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告终。     

论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意义与作用

首都,是一个国家最高政权机关的所在地,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权力中心。首都设在什么地方,对一个国家的大局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和影响,历来是统治阶级及其最高权力当局立国施政的首要问题。民国时期,先有民元“定都之争”,后有抗战胜利前后“择都之争”。“定都之争”实质上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买办性军阀官僚集团、以立宪派为代表的资产阶级上层之间的一场斗争,结果是后者战胜前者,定都北京。     

民国史上著名的祭文

宋教仁为民族、民主革命之先驱。中华民国北京政府建立后,为第一届内阁即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由于袁世凯实行独裁统治,宋与唐绍仪等愤而辞职。1912年8月,宋教仁协助孙中山,黄兴组建国民党,代理干事长,为实际负责人。在第一次国会召开前夕,宋教仁奔走呼号,到处宣扬责任内阁制主张,争取议会斗争,遭到了袁世凯的忌恨,命其爪牙,当时的国务总理赵秉钧指使国务院秘书洪述祖收买凶手将宋教仁刺杀。“宋案”惊醒了沉醉于实业迷梦中的孙中山及革命党,他们认清了袁世凯的狰狞面目,从而发动武力讨袁,进行了“二次革命”和讨袁战争。     

袁坟·袁陵及其他

袁坟，袁陵，豆腐乳，这些本来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而今却阴差阳错地连在一起了。袁坟，即袁世凯坟墓，位于河南安阳，圆形土堆，毫不起眼。但不久前知时来运转，鸟枪换炮，由坟“升格”为“陵”（帝王坟墓谓之“陵”）了。个中缘由并不费解：某些人为利所驱，不顾民族尊严，无视历史事实，将早已盖定的一代权奸、窃国大盗、大卖国贼袁世凯奉为招财法宝，不惜重金将袁坟修毒一新，冠之曰“袁陵”。这一字之改，使袁氏死了80年后圆了当年梦寐以求，乃至为之墓病而卒的皇帝梦。若其泉下有知，当会，对这帮人褒奖有加。“袁陵”竣工后，当事者…     

袁世凯与桐城派

袁世凯与桐城派关系密切,在袁世凯生平中的一些重要阶段都有着桐城派的身影存在。袁世凯发迹之时的贵人吴长庆,后保荐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都深受桐城派影响。袁世凯总督直隶时先后建校士馆、文学馆,聘请桐城派学人为师,亲为桐城派学人著作作序,大力宣扬桐城派古文。民初总统任上亦不忘提携,积极支持,桐城派得以在北京大学和清史馆一度占据重要位置。清末民初之际,为助其施政,袁世凯网罗任用了一批桐城派名流于其幕下,他们对教育、经济、政治变革多是积极参与。袁世凯与桐城派之间的政学互动,无疑对近代中国的历史演变产生了一定影响。     

梁启超劝阻帝制与袁世凯之回应——以梁袁往来书信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1915年9月3日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标志着梁启超与袁世凯关系公开决裂。事实上,从1915年9月到12月,梁启超与袁世凯一直保持着书信往来和一定程度的工作联系。梁启超曾三度给袁世凯写信并向袁递交辞呈和病呈,还两度公开发表文章劝阻帝制运动。梁这样做,既有规劝袁世凯制止帝制运动、打探其对帝制运动真实态度之用意,又有麻痹袁以便于谋划讨袁斗争之效用。袁世凯对梁启超1915年9月1日来信未作回复,但也不便公开对梁施压。梁启超曾说,袁世凯贿赂他20万元,让他不要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此说法不合逻辑。梁10月7日致信袁世凯表示对帝制问题不再"论列",袁复信委婉地表示了称帝的愿望。12月12日,梁启超第三次给袁写信劝阻帝制,同日袁世凯接受劝进称帝。     

反对袁世凯的《袁政府画史》

民初,各民党报纸对袁世凯阴谋称帝,群起反抗,特别是《民权报》,反袁更为激烈。那时负责该报绘画者为钱病鹤,他除担任插画外,还编辑了一本《袁政府画史》,用有光纸石印,十六开本,1913 年8月20日出版,定价六角。封面是周浩写的,下     

陈国祥与梁启超

贵州修文人陈国祥,凭借苦读而跻身于仕途,怀着忧患之心而留学东瀛,摈弃腐败的清廷而参加辛亥革命,厌恶袁世凯复辟帝制而投身于反袁护国运动……其政治立场及作为,使其成为民初政坛上风云一时的人物。然而,正当他风华正茂之时,病魔无情地夺去了他的生命,给后人留下了极大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