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当代的穷神信仰

日本同中国一样存在穷神信仰。穷神,日语称"贫乏神",相传被穷神附体的人会穷困潦倒,因而穷神在民间十分不受欢迎,甚至遭到驱逐。日本的穷神传说广泛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很多地方至今仍保留着送穷的习俗和祭祀穷神的神社。近年来,伴随着坐落在长野县饭田市的"穷神神社"总社和一系列分社的建立和发展,日本的穷神信仰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更加具有现代色彩。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与学风演变

清初儒学的经道合一论 ,针对晚明儒学经道分离而发。经道合一有其思想源流。明代中叶以来 ,面对经道分离 ,一些学者给予批判 ,初步提出经道合一思想。承明人倡导 ,清初儒学在摒弃空谈性与天道的研求之后 ,不约而同地趋向于讨论经与道的关系问题 ,其论述视角虽有不同 ,但使经道合一的思想更加明确、系统化了。提出经道合一 ,意在矫挽明末经学空疏之弊 ,然而由于受明清之际社会的剧变 ,以及学术自身的影响 ,使儒学发生演变 ,即由明道向经世转变 ,由穷经向通经学古转变。康熙后期 ,经道合一呈以经代道的趋势 ,这一趋势的形成是学术与政治的互动结果 ,也是历史的必然     

汤用彤:钝儒之典型,学问之大家

正季羡林说过,"在中国几千年的学术史上,每一个时代都诞生少数几位大师。是这几位大师标志出学术发展的新水平;是这几位大师代表着学术前进的方向;是这几位大师照亮学术前进的道路;是这几位大师博古通今,又熔铸今古。他们是学术天空中光辉璀璨的明星……我认为,汤用彤(锡予)先生就属于这一些国学大师之列。"了解汤用彤,可以成为了解中国学术发展的一个途径,可以从中学到国学大师的治学之道。     

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北大核心CSSCI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宋代浙东学派经史兼重观念的形成、内涵及其影响

浙东学派是宋代与洛学、湖湘学、闽学、心学等并驾齐驱的重要学派。浙东学派虽然开始于北宋时期,但真正发展是在南宋时期。浙东学派在学术思想上虽然强调经制事功、经世致用,但也对当时的性命道德之学给予高度关注。浙东诸儒重视历史,希望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治国安邦的理念和方法,所以他们在经学解释中注重"以史证经""经史互证"之法,以佐证所提出的治国之道。为此,浙东诸儒甚至提出了"六经皆史"的命题。浙东诸儒对史学的重视实际上是对二程"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他们"道器合一"理论的外在展现,其经史互证、经史兼重的观念更是其经世致用学术旨趣的自然反映。     

“六经皆史”的视角:章学诚方志思想新论

章学诚以"志为史体"为前提,以"六经皆史"为根本,在自我追求学术"正统"的实践中,通过方志分立三书之法,实现了志与经的理论对接,建构起经、史、志的学术系谱,从而大大提升了方志的地位,凸显了方志编纂的意义,"六经皆史"与"志为史体"因此成为章学诚方志思想的两大理论支柱。以此为出发点,章学诚以道、器之说重塑了经、史与道的关系,实际将志也纳入了撰述以求道的器的范畴,由此确立了方志"明道"的终极功能和根本宗旨,修志明道成为其积极从事方志编纂的动力所在。此外,章学诚在定位"史义"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志义"的命题。在章学诚的理论话语中,"志义"与"史义"一样,秉承《春秋》事、文、义的有机结合,成为"道"在不同载体形式中的表现。"志义"的内涵要求方志不仅要具有思想性,更要求方志必须服务于"明道"的根本宗旨,体现了"义"的双重要求。     

《明儒学案》,一部开风气的学术史著作

《明儒学案》是一部学案体裁的学术史著作。在黄宗羲的所有著作中,这部书是他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明儒学案》全书62卷,列17个学案,透过宋明理学发展的流变,总结明代的理学,展现出理学发展的趋向。黄宗羲的学术思想和治学精神在这部著作中得到体现。《明儒学案》体现的治学精神,对古代学术的发展具有开风气的意义。一、学要有宗旨,但不可有门户黄宗羲在《明儒学案》贯彻的治学思想,具有重要的意义的是:学有宗旨,但不可有门户。《明儒学案序》开篇说: 盈天地间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后之学者,错会前贤之意,以为此理悬空于天地万物之间,吾从而穷之,不几于义外乎?此处一差,则万殊不能归一。夫苟功夫著到,不离此心,则万殊总为一致。学术之不同,正以见道体之无尽也。奈何今之君子,必欲出于一途,剿其成说,以衡量古今,稍有异同,即诋之为离经畔道,时风众势,不免为黄芽白苇之归耳。夫道犹海也,江、淮、河、     

原经：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

“六经皆史”说井非章学诚始倡,却被他特别强调,是他学术理论中的重要命题。本文认为,章氏“六经皆史”说并非贬损经的地位,相反,而是借重史学“道不离器”的传统,矫正心学的积弊,恢复经学的本旨。“原经”成为章学诚毕生追求的学术目标。     

多一些思考,少一些盲从,推进中国的世界史学术研究

中国的世界史学发展到现在,必须构筑自己的话语,做不到这一点,中国的世界史研究就很难有突破. 回顾中国学术史有两个明显的时代:其一是"古代",其二始自"近代"."古代"学术延续了几千年,形成一套话语体系和研究方法,完全是中国"自己"的东西."近代"学术起于西学东渐,到现在已基本纳入西方的模版,连"国学"这样的老国究也都被放进了西方的框架和方法之中.从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人大规模引进西学,开始了中国学术的彻底转型,这一方面打破了中国学术封闭的状态,让国人接触西方的思想和文化,知道了许多新东西,因而对改变国人的观念、推动中国转型作出了贡献;另一方面,则助长了一种新的思想定见的形成,即凡是西方的都是进步的,凡是中国的都是落伍的,为了追赶"进步",中国学术以模仿西方为目标,导致20世纪中国学术"欧化"、"美化"以及一个时期的全盘"苏化".西方(包括苏联)学术的方法、语言乃至结论都被直接使用,西方话语控制了中国的学术研究.     

两汉之际儒学与政治关系探论——桓谭与刘秀关系的再考察

反对谶纬只是桓谭被贬斥的表象,深层原因则是没能理解刘秀重儒的政治目的,以"道"自认,一味分析现实、批评现实,违背了刘秀圣化汉室复兴的政治需要,是"道"与"势"碰撞的结果。刘秀重儒,"未及下车,先访儒雅",是为了"吏化"儒生;以谶决事是以谶纬控制谶纬,防止西汉后期儒生以谶纬为工具怀疑汉家统治的再发生;"亲执讲筵"是以"柔"的方式钦定学术标准,统一思想,使儒家学说规范化、工具化。这是东汉一代有经学无"思想"的深层原因。     

穷古通今——两岸唐三彩暨低温釉陶学术研讨会综述

<正>2016年1月19日至21日,由中华文物交流协会指导、河南省文物局主办、河南博物院与台北历史博物馆及财团法人鸿禧艺术文教基金会合办的"穷古通今——两岸唐三彩暨低温釉陶学术研讨会"在河南博物院隆重召开。来自两岸40余名陶瓷方面的专家学者出席和参加此次会议。与会代表纷纷发言,会议发言主要集中为以下几个方面。一、关于唐三彩的起源和产地研究陈彦堂《从汉代铅釉到唐三彩——中国古代低温釉源与流的辨析》认为东周是中国古代     

从简帛材料看汉初黄老之术的实质

将郭店楚墓竹简《太一生水》、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四经"、云梦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等简帛材料与传世文献比勘,重新审视汉初黄老之术的实质:"无为"只是手段,"治"才是目的,与汉宣帝口中杂以霸王道的"汉家自有制度"无分彼此。道家以"道"为起点,从老子开始,经百家争鸣,与阴阳、儒、墨、名、法诸家思想杂糅之后,变为两大支流:一支经稷下学者改造为"君人南面之术",亦即"无不为"的黄老之术;另一支由庄子将"独任清虚"放大为"无为"。《史记·论六家之要指》本已拨云见日,惜乎汉武之后,道家风头被儒术一遮,黄老风头又被老庄一遮,黄老之术的真面目才朦胧模糊起来。     

“道始于虚霩”与《淮南子》道论的学术转向

《淮南子》道论突破了先秦虚化的道体,赋予了具象的意义。由“道始生虚霩”到“道始于虚霩”的一字之变,可体察《淮南子》道论的学术转向。从道与器关系看,道散万千,而其皆着道性;从道与人的关系看,德性成为道的表现形态,也是达道的具体路径。通过透视真人、至人与圣人之道的显著差异,在看似醉心真人、至人理想境界的表象背后,实则属意重治世操作的圣人实践之道。还原秦汉之际的学术语境,重回历史现场,分析刘安的矛盾心态,可提示刘安编撰《淮南子》“务于治”的道论基点。     

“苏门蜀学”学术综论

“苏门蜀学”通过“文与道俱”以塑其本;“尊经重史”以正其心;“兼收各家”以成其融。本研究通过对“苏门蜀学”的“文道观”、“经史观”、“禅道”、“杂学”的综述,从多个侧面呈现“苏门蜀学”的学术面貌。     

章学诚对学术风气史的反思与发挥

对学术风气史的思考是章学诚反省学风演变及流弊、寻找学术出路的关键环节。他认为三代道器合一、官师合一体制反映了知识自我满足的理想状态,由于官师合一体制的瓦解,人性的局限失去了原有的规范而奔竞好名,学术泥于三代经典内涵的义理、考据、辞章之一端迭起风气门户。章氏以为扬弃风气循环的最好途径就是史学经世,史学的优势在于它通过道器合一又一次提供了人性的规范,继承了先王的合道"道法"即"史意",熔义理、考据、辞章于一炉,又是包含一切根据个人性情产生的著述之学的根源性学术。章氏的史学经世最终从《春秋》经世深化到《尚书》经世,完成了扬弃风气循环的理论。     

20世纪七八十年代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

"文革"结束后至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前,是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探索完成时期.这个时期,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自"文革"结束至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前,胡乔木提出"赶快着手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社科院成立现代史研究室;第二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后至1982年底,编写《当代中国》丛书启动,中国社科院拟成立现代史研究所的建议未被采纳;第三阶段,自1983年至1990年底,以当代中国研究所成立为标志,国史研究学术建制取得实质性进展.学界在探索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十余年时间里,始终贯穿着明确的学术自觉意识.这是完成国史研究学术建制的重要思想保证.     

西北历史文物陈列馆历代刻碑工人姓名录

从公元前一千四百年封建王朝——殷、周开始范铸铜器、刻铸铭文,发展到秦汉石刻文字,都是为了"纪功勒铭"。汉末熹平年间(一七二),在洛阳刻了"尊经重道"的标准课本——石经,使各地的经生们背负着简或帛的书册,到洛阳鸿都官学,对证错误,车马喧闹,拥挤不堪,当时可能还不晓得     

经学潜流:夏曾佑、刘师培编纂历史教科书的学源探析

清代道咸以降,学术格局发生了深刻变化,经学相对于乾嘉时期总体上渐趋式微,而史学有所更新和发展.但值得注意的是,晚清民国的经学不仅论著繁多,而且对史学、子学乃至文学领域的影响并未消退.夏曾佑、刘师培是清末"新史学"的主要实践者,而经学渊源不同,史学观点也多差异.其所撰历史教科书尤为典型地体现了经学传统的深层影响,反映了清末经、史之学的复杂关联.     

中国古代铜镜上的虎纹饰初探

<正>在中国历史上,虎纹是一种重要的纹饰,很早就出现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玉器上,到了后来更是被广泛应用于铜镜、瓦当、画像石、漆器、砖瓦等制品上。商周至春秋战国时期,在宁夏贺兰山和北山岩画中,虎是重要的题材,在贺兰山和北山岩画分布区的每个主要岩画点,几乎都有以虎为题材的岩画①。汉代画像石、画象砖也常刻虎纹。南阳画像石有"虎吃女魅"图,画中刻一神为方相氏,立姿,前肢张开,一肢指穷奇,一肢指虎,当是背使穷奇与虎共食鬼魅。此虎用前右爪捺住女鬼的右前肢,张口欲吞。近代和现代民间工艺品中,也常画虎,意除"五毒",有压邪     

伪书的诞生:明中叶文化学术氛围与丰坊的作伪

丰坊是明代造作伪书的代表人物,其遍伪群经的行为受到明中叶文化和学术氛围的直接影响:丰坊在"大礼议"后欲通过作伪重振四明丰氏的声望,故他在虚构伪经的接受情况时有家族、地域和政治的考量;丰坊的伪经吸收和落实了明中叶经学家的疑经、改经观点;《鲁诗世学》的成书过程体现了明中叶作伪与辨伪的互动;丰坊造作的伪"古文"字形等,迎合了明中叶文化界由好古到作古的风气。从疑经、改经到丰坊的伪经,体现了宋以后中国经学史和书籍史中一种独特的"改写"传统,这一传统在丰坊处走向了极端和异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