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循吏传》入传标准与记述内容的变化

<正>正史《循吏传》研究首先以文本为要，文本研究须明确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笔者近两年通读19部正史《循吏传》,发现正史《循吏传》不仅传名各有变化，或曰《循吏》,或曰《良吏》《良政》《能吏》,其入传标准及内容特点前后亦有变化。《史记》首设《循吏传》,列于类传之首。《史记·循吏传》记载了春秋时期的5位循吏。孙叔敖为楚国相，功绩卓著，司马迁仅记其“施教导民”“政缓禁止”⁽(1))等事迹，以及“三相楚而心愈卑”⁽(2))的人品修为。     

论《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及其现代启示

文章首先探析了循吏的概念和发展历程,接着总结了道光《贵阳府志·明循吏传》中循吏的执政特色;最后立足于现实,揭示出《贵阳府志·明循吏传》的当代价值与启示,通过对明代贵阳循吏执政事迹和思想分析研究,指出如何利用贵阳古代循吏文化做好当今的官德建设和廉政建设。     

循吏理讼

循吏是封建时代地方官吏的优秀典型。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循吏列传》后,2000多年间,生平治绩能被国史载入《循吏传》,一直是地方官员的热切向往和期盼。汉宣帝曾动情地说:“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仇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与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汉书·循吏传·序》)这里提出的“政平”、“讼理”,既是中央王朝也是小民百娃对官员治绩的最佳期望值,更是史官选择《循吏传》的一个硬务件。所谓“政平”,即办事公平公正,使社会安定祥和。所谓“讼理”, 即及时依法判理诉讼,而无冤滞。“讼理”是“政平”的重要体现,也是实现“政平”的重要途径。历代的循吏们,都将“讼理”作为施政的一个     

浅析唐代循吏的评价标准——以《旧唐书》、《新唐书》为研究中心

循吏和良吏都是历史上官吏中的优秀典型。自司马迁《史记》创立《循吏列传》起,以后各正史都延续了这一传统。《旧唐书·良吏传》记载良吏49位,《新唐书·循吏传》记载循吏25位。本文通过对这些良吏在各个方面所做出的功绩进行分析,力图探寻唐宋时期良吏的评价标准。     

清代循吏研究——以《吴中判牍》为中心

我国古代社会,官吏是皇帝与百姓间的桥梁,在诸多的官吏群体中,循吏是其中的典型。对循吏的记载,见诸于历代正史的"循吏传"。受儒家文化影响,循吏除遵守法律外,还因循人情。循吏所因循的人情,体现于正史循吏的政绩中,尤其是理讼中。《吴中判牍》为清代循吏蒯德模撰写,是清代循吏理讼实践的代表,以此为中心,可更好地研究清代循吏。     

《清史稿·循吏传》地名勘误

《清史稿》是研究清代人物的重要史料。但在传统正史系列中,《清史稿》质量欠佳,舛误较多,亦为学界共识,其《循吏传》亦未能幸免。然而《清史稿》毕竟是一部有着较大影响的史书,其中的讹误可能会产生不小的危害,故订正其舛误很有必要。本文综合利用文集、方志、档案等各类史料,考订出《清史稿.循吏传》地名记载方面的六则错误。     

论明前期的清官循吏

明前期的清官循吏数量较多,形成一个群体,明中后期的清官循吏数量锐减,成为偶发的个体。但就名气而言,明前期的清官循吏却明显不如中后期的清官循吏。这主要是因为明前期和中后期的政治环境和君主的治国之策不同造成的。     

论循吏与酷吏

循吏与酷吏是我国历史上两种表现非常突出的官吏,这两种官吏的所作所为都有明显的倾向性特点。本文从循吏与酷吏的定义、思想渊源、出现的原因、所发挥的历史作用以及他们的历史局限等方面,试作全面的论述。     

清代循吏曹谨对民本思想的实践

循吏,乃治理一方且能循规蹈矩、遵纪守法之官吏.在循吏中,按其功绩作为又有俗吏、才吏、贤吏之分.自太史公在<史记>中作<循吏列传>始,以后"二十四史"几乎都有<循吏列传>,各朝皆有循吏载入史册,其中以清朝最多,达115人,曹谨即为其中之一.     

人情、循吏与《大清律例》关系探析

我国古代,天理无非人情,王法本乎人情,传统法文化多侧重人情。基于儒家文化,传统人情以礼为核心,和谐而又冲突:人情与法律的和谐,以不孝罪、留养制度、亲属相犯和恤刑为代表,《大清律例》中无相异的规定;人情与法律的冲突,以复仇和赦免为代表《大清律例》的规定有些冲突甚至矛盾。基于儒家背景,循吏多因循人情,并多体现于理讼。人情与法律和谐时,循吏理讼因循人情即是遵循《大清律例》;人情与法律冲突时,循吏多曲法申情。     

清代循吏曹谨宦台前后之行绩考述

曹谨 ( 1 787— 1 849年 ) ,字怀朴 ,号定庵 ,清怀庆府河内县 (今河南沁阳市 )人。曹谨一生宦历南北三十余年 ,曾历署直隶之平山、曲阳、饶阳、丰润、宁津、威县 ,福建之将乐、闽县及台湾凤山、淡水等地。所至之处 ,赈饥济贫 ,除暴安良 ,兴利除弊 ,慈惠善政 ,可谓“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之典范。《清史稿》、《台湾通史》等书均将其列入循吏传以彰其迹。曹谨一生最为辉煌的阶段在其后半生 ,也即在台湾的八载。八年中 ,开渠圳修水利 ,使凤山“收谷倍增 ,民乐厥业” ;兴文教崇实学 ,使淡水“文风日盛 ,人才骤增” ;解民冤止械斗 ,使“淡水七百…     

感戴报德与循吏象征:宋代生祠的盛行与地方社会

宋初强化中央集权的过程中,朝廷不再将颁授碑祠作为笼络地方或政绩奖励的手段,对生祠放松了管制。这使得修建生祠的主动权在很大程度上转移到地方,为其盛行创造了条件。生祠因兼具为官员祈福祈寿与颂扬美名的功能,从而成为民众偏爱的报答方式。作为循吏传统的重要象征,建祠立碑对于提高官员声望、塑造循吏身份形象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官员道德实践得到认可的标志,故受到推崇。同时,地方士民借此评价官员的施政效果,把各种善政措施固定化,以维护自身利益。这些因素都推动了宋代生祠的盛行。     

名幕、循吏、醇儒汪辉祖

汪辉祖(1731—1807),字焕曾,号龙庄,晚号归庐,浙江萧山人。他是清乾嘉年间誉满全国的幕学家、刑名师爷,又是声名远扬的清官良吏,同时又是清代名学,在学术上卓有建树。洪亮吉评价其一生：“入幕为名流,服官为循吏,归里后又为醇儒”,“亦可为完人矣”。现代名学胡适盛赞：“汪辉祖这个人了不起”,陈垣、梁启超、吴晗等人对其学术成就亦颇推崇。     

嘉庆帝诗赞刘清

循吏清名远迩传,蜀民何幸见青天。诚心到处能和众,本性生来不爱钱。有守有为绩昭著,无偏无欲志贞坚。空群羡尔超流俗,明慎成中治理宣。此诗乃清人人主中原后第五位皇帝嘉庆的御笔,朴实涩滞,循规蹈矩,无甚文采,却用事实赞扬了一位贵州籍官员刘清。至高无上的君主诗赞臣下,实是封建社会的殊荣。     

《清史稿·循吏传》正误一则

《清史稿·循吏三》载:“史绍登,字倬云,江苏溧阳人,大学士贻直之孙.以誉录叙布政司经历,发云南。乾隆六十年,署文水知县。时滇盐归官办,民苦抑配,绍登弛其禁,释逋课者数百人。阅三载,配盐之五十七州县悉改商办,以文山为法。”(中华书局标点本第13043—13044页) 按:“乾隆六十年,署文水知县”句中的“文水”一词,误。应为文山。理由是: 1.据《大清一统志》、《清史稿·地理志》等可知,清朝时,文水县仍属山西省,此外并不存在     

清末台湾循吏曹瑾墓志发现及其思想研究

196 8年间 ,清末台湾循吏曹瑾墓地 ,封土夷平 ,石坊、望柱及神道石雕 ,悉遭破坏 ;墓室部分盗挖 ,墓志铭散落在民间。 1 984年 ,文物普查发现其墓志石三块 ,其中志盖一块 ,志石二块 ,志石两侧刻有文字的合抱石 ,惜已不存。该志石现珍藏于沁阳市博物馆“河内石苑”碑廊内。志盖长方形 ,长 96厘米 ,宽 5 8厘米。盖顶篆书“皇清诰授朝议大夫　晋授中议大夫　赏戴花翎　即补海疆知府　前淡水同知　丁卯科解元　怀朴曹公墓志铭”。志石长方形 ,长 1 0 0厘米 ,宽 5 5厘米 ,志文为阴线浅刻、楷书书就 ,满行 2 4个字 ,共 6 5行 ,1 5 1 2个字。志材为…     

卢见曾诗文创作、兴教倡学方面所体现的浪漫主义情怀

<正>卢见曾一生不仅勤于吏治,"有吏才","所至皆有殊绩",是个典型的循吏,而且爱才好士,擅长诗文,又是清代有影响的文学家。张殿传曾评价卢见曾之重浚颍州西湖之功,曰:"此记(指卢见曾所作《颍     

何易于的为官之道

《新唐书·循吏传》中载有何易于其人。他是唐文宗太和年间(公元826—836年)益昌(今四川广元市南)县令,为官清正廉洁、勤政爱民。更难能可贵的是,为了维护百姓的利益,他甘冒革职、坐牢、砍头的风险,抵制了上司的派遣,违抗了朝廷的诏令。     

阿桂：出将入相数十年，能智贤正冠一时

正阿桂(1717—1797年),字广廷,号云崖,谥文成,世称阿文成公。满洲正蓝旗人,乾隆朝首席内阁大学士和首席军机大臣。常读古史的人都知道,历代官修正史的人物传,多为合传,特设的《循吏传》《儒林传》等类传自是多人合为一传,常见的也几乎都是行事相类的数人合传,极少单为一人立传者。若有,传主必是当朝历史地位甚高,影响甚巨者。《清史稿》在二十五史中,卷帙最繁,所记人物最多,为精简篇目,     

陈瑸历史价值的定位

赵尔巽的《清史稿》卷227《陈瑸传》,用很大的篇幅记载了陈瑸的事迹,连横的《台湾通史》卷36《循吏列传》和其它卷多处记述他的政绩,湖南、四川、福建、广东的省志,漳州、泉州、台湾、雷州、长沙的府志以及古田、台湾、湘潭、海康的县志,更是详细地记载了陈瑸在当地的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