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平原小型青铜兵器研究

<正>目次一小型青铜兵器的考古发现二小型青铜兵器的年代分析三小型青铜兵器的性质探索四青铜兵器小型化现象及相关问题研究五余论成都平原先秦时期考古遗存中,有一批特殊的青铜兵器,其形态结构与对应的实用兵器相同,但体型比实用器小,制作粗糙,难以作为实战兵器使用。此类体小质差制品的出现,或可反映当时人群特殊的思想及行为,成为区域性文化的表征之一。对于成都平原先秦时期一度流行的小型青铜兵器,过去发掘报告一般视为明器,也有报告     

赵惠文王时期的纪年兵器研究

本文通过对二年主父戈、王何立事戈、廿年丞藺相如戈和廿九年相邦趙豹戈等多件赵惠文王时代的标准兵器进行讨论,认为在赵国兵器刻铭的演变过程中,由早期形式多样的辞铭发展到后期严密规整的三级辞铭格式,惠文王在位时期是这一变化的关键阶段,奠定了孝成王及以后赵国兵器刻铭的一般形式。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大变革时期,国家结构和社会组织方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崇尚武力和战争拓疆在当时是新的现象。而赵、秦等国家,都出现了新的工业生产方式,出现了以制造武器为主的国家工业体系,这一体系上及国王下及奴隶,是认识当时社会性质和变迁的重要内容。本文虽讨论的是具体事物,但以小见大,可窥战国历史。     

战国兵器铭文研究三则

本文从战国兵器铭文出发,讨论了三个小问题:第一,四川省青川县出土的"九年相邦吕不韦戈"铭中的蜀守名应为"登";第二,"四十六年上郡守凌"戈铭中的"凌"应即秦昭王时期的"王陵";第三,赵国兵器铭文"邦大夫"的执掌可能与后世的"户部"相似。     

宁波鄞州区先秦青铜器述略

宁波市鄞州区文管办收藏有先秦时期的青铜器共34件,主要有乐器、兵器、工具三大类,为周代越文化的遗物。     

“先秦两汉赵国历史文化研讨会”综述

由河北省历史学会主办、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承办的“先秦两汉赵国历史文化研讨会”于2010年10月29—30日在邯郸学院隆重召开。出席本次研讨会的有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河北省社科院、首都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河北大学、保定学院、衡水学院、许昌学院、邯郸市文保所、博物馆、邯郸职业技术学院、邯郸学院赵文化研究中心等高校和科研院所的70多位专家学者。会议共收入论文70篇,主要围绕先秦两汉时期赵国政治、军事、思想、文化等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现从八个方面概述如下。     

浅谈柳河境内的青铜遗址

柳河县境内青铜时期的文化遗存多集中在三统河流域,这些文化遗存的年代贯穿了整个青铜时期,至少在春秋战国时期,柳河境内的土著居民已同中原及周边各民族发生了密切的联系。如罗通山城内曾出土贝币、铜贝,应是西周时期的货币。柳河向阳西山遗址的西山坡上,一次出土20多枚铁铤铜镞,均为驽机用箭。其中有两件上刻铭文“左锝工”“右锝工”,应是赵国铸造。赵国兵器传入东北,其原因大约是战乱和移民携带而来。进一步证实了北方与中原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和民族融合的历史事实。     

浅谈中国古代勾啄兵器──戈的演变

浅谈中国古代勾啄兵器──戈的演变杨平在先秦时期,戈是古战场的主要兵器之一,它是用于勾、啄的格斗兵器。在甲骨文、钟鼎文中,经常可以见到绘戈的图像。今天我们汉字中的＂武＂、＂战＂等与战争有关的象形文字,都从于戈,这说明了戈与战争息息相关。现在出土的戈大多...     

邢台发现十八年相邦平国君铍初议

本文介绍了一件邢台新发现的赵国刻铭兵器——铍,在对其铭文释义的基础上,结合古文献记载和有关的出土资料,对该铍的定名、国别、制造时间、监制人及相关的历史背景等做了初步的求证。     

从出土数量的变化看我国秦汉时期铁兵器的发展状况

秦汉时期是我国古代冶铁技术发展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的铁兵器,无论是数量、品种,还是质量、技术上,都达到了一定水平。但在这段上下跨越450年左右的历史中,铁兵器是如何发展并取代铜兵器,学界说法不一。本文通过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对秦汉各时期的铁兵器和铜兵器的出土数量进行了详细统计,发现秦代的铁兵器虽有所发展,但并未占据主导地位;西汉时期尤其是西汉中晚期,才是铁兵器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铁兵器取代铜兵器的重要节点;到了东汉时期,则是这种取代过程的巩固加强期。     

"赵国易阳南界"石刻的年代及价值

本文研究了新近发现的河北武安"赵国易阳南界"石刻的年代,指出石刻属于两汉时期赵国的遗迹,年代范围可以进一步推定在西汉后期至东汉前期;同时研究了两汉南北朝时期易阳县政区沿革和疆域范围的变化,强调了石刻所具有的新资料价值     

新干大洋洲墓出土铜镈与鸟崇拜观念

<正>1989年9月,新干大洋洲商代大墓横空出世,震惊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墓葬出土各类器物近两千件,其中青铜器四百余件。这一地下宝库的发现,改写了先秦时期江南文明史。铜镈的形制与年代大洋洲商墓出土青铜器以礼器与兵器为多,乐器共出土4件,包括3件铜铙、     

"王何立事"戈铭文及其相关问题

本文对出土于山西临县窑头村的"王何立事"戈的铭文进行了研究,认为"王何立事"是古代一种纪年方法,王何并非此兵器的监造者,此戈的监造者为赵国某位地位较高的大臣,"王何立事"所记之年可能为赵武灵王去世之年.     

河南出土楚国青铜兵器述略（上）

半个多世纪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或前身）通过对信阳楚墓、准阳平粮台楚墓和马鞍冢楚墓,特别是近年对浙川下寺楚墓、新蔡葛陵楚墓、淅川和尚岭与徐家岭楚墓的考古发掘等,出土了大量文物,比较全面地揭示了楚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为先秦时期众多领域的探讨提供了决定性的实证,从而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其中青铜兵器就是较为引人注目的重要一项。     

名物新证本期导读

弓矢、殳、矛,戈、戟,古人称之为“五兵”,是先秦的主要兵器。本期讨论了其中两种兵器,打击兵器--殳,和多功能兵器--戟。现在研究兵器都是一手利用考古实物,一手利用历史文献,这是理想的状态,能够比较全面的反映,正确地判断器物的形制。但是这两手往往不能符合,因为我们利用的训诂材料与实物有一个时间差距,即使解释完全正确,也是只能对当时实际负责。况且,文献的释读还有语言和文字上的障碍。因此收集出土资料,引用文献都需要谨慎。     

出土文献中的战国名将李牧

说到战国时期的名将,大家一定会想起赵国的廉颇和李牧。这两位大将在当时和后代都很有名,古书合称"颇牧","颇牧"后来甚至成了名将的代称。他们的事迹,在传世文献中主要见于《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在出土文献特别是战国兵器铭文中,有时也能够见到一些与这两位名将有关的记载。据学者研究,廉颇的名字已经在战国兵器铭文中出现,原作"波"即"埶波",是"廉颇"的通假写法[1]。     

赵兵器铭“马重”解

赵国兵器刻铭有马重,见于如下几器:即《殷周金文集成》11364戈:二年,主父攻(工)正明义,左工师邬许,马重丹所造①、12032的十七年盖弓帽:十七年阳曲笞教马重,以及山西临县永红乡窑头村所出的铜戈:王何立事,     

赵文化中的民族关系——先秦至西汉武帝时期匈奴族和汉族的关系变迁

赵文化是春秋战国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赵文化是中原农耕文化与草原游牧文化的二元耦合.匈奴民族作为少数民族中的游牧民族,在这一时期登上历史舞台,在赵国北部进行大面积活动,对于赵国及后世产生深远影响.本文从赵国立国之初到西汉武帝时期,结合当时特殊的文化背景,从匈奴民族和汉民族关系的角度入手,简单分析了在赵文化中的两个民族关...     

新乡市博物馆藏商周中原铜戈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兵器作为古代政治生活战争的物化形式,对我们了解古代战争有着重要的作用。青铜戈作为先秦时期最主要的长柄格斗兵器,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被称为"三代武库之主宰"。戈的产生受到石器时代的石镰、陶镰、骨镰的启发,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戈"作横刃垂直于长柄上部的象形,现代汉字中"武""战"等字均从戈,即源于此。青铜戈由一定比例的铜与锡混合制成,装有长柄,是我国冷兵器时代特有的一种长柄兵器。青铜戈主要用于勾、啄、推、掠,在近身战与车战中有着很大的杀伤力。一把完整的戈,由戈头、柲、冒和鐏四部分组成。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回顾与展望

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历史大致可区划为三个不同时期:第一个时期,从春秋、战国至清末。此时尚处于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初创时期。第二个时期,从19世纪20年代至70年代末。此时进入了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转折时期。第三个时期,从19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此时是我国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重要发展时期。就目前先秦姓氏制度研究的状况而言,虽然正走向全面的发展时期,但研究还远不够深入、系统、全面,其中还有许多问题亟待我们去探讨研究。     

居延汉简所见邯郸铫

西汉时期邯郸位列"五都"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居延汉简编号26·29记载的"邯郸铫",经考证应为在汉代赵国都城邯郸生产的一种铜制炊具,这枚汉简是研究汉代邯郸铸铜业的珍贵史料,反映了西汉邯郸铸铜业的发达.结合其他出土青铜器分析,自战国至汉代邯郸铸铜业经历了一个从以兵器为主到以生活用具为主的发展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