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明代后妃外戚干政不烈现象

鉴于汉唐宦官和后妃外戚交相干政之祸,为了子孙的江山永固,明太祖绞尽脑汁制定了许多“铁”的规定：“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国朝献征录》卷一一七,《王振始末》）,“后妃虽母仪天下,然不可俾预政事”（《明史·后妃传》）,但有明一代,宦官为患之烈较之汉唐,有过之而无不及,然而后妃及外戚势力却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导致此种现象的原因何在呢？本文拟从明代有关制度（亦即源头）入手加以论述。通过检索有关史料,笔者以为其原因在于：一是太祖朱元璋立祖训,历代贤后倡扬女教并以身作则,大臣则有据祖训严防后妃外戚干政的…     

明代权宦沦为皇权牺牲品的历史原因探究——以冯保为例

明代宦官之祸最烈,无论权宦如何揽权干政、欺君蠹国,最终还是在皇帝的一纸诏令中败亡,权宦之荣辱皆出自皇帝之意,即"爱憎惟帝意"。明代权宦始终撼不动至高无上的皇权,反而却成为皇权的牺牲品。何以出现此种情况呢?笔者以权宦冯保为个案进行剖析后,认为权宦之间的矛盾斗争是明代权宦不能颠覆皇权反成为皇权牺牲品的真实原因。     

略论明代监生的政治活动

明代的统治者为限制监生干政制定了监规、卧碑文、禁令等,监生只能以上书言事、发动学潮等方式来参与政治活动,这对当时的朝政产生了重大影响。学界对明代国子监等问题多有探讨,但对监生参政问题涉及甚少,本文试图从这一角度分析,以期考察明代的文教政策。     

浅析西汉外戚专权的影响

外戚专权在历史上的历朝历代都会出现,这对历史上各朝代的政治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在西汉历史上同样也出现了外戚专权的现象。西汉历史上出现过多次外戚专权的现象,但是最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三次,分别是在吕后时期、霍光时期、王莽时期。这三次外戚专权对西汉历史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清代科尔沁的垦荒

<正> 本文所说的科尔沁,系指内蒙古自治区的赤峰市(旧称昭乌达盟)和哲里木盟一带而言。由于地处内蒙古的东部,因而过去又有东蒙古之称。 元代这里是外戚宏吉刺氏的封地,明代是兀良哈三卫的牧     

试论邓氏外戚对顺帝初期中枢政局的影响

安帝末年,安帝兴起废太子之议,遭到部分朝臣的反对。这部分朝臣与已逝的和熹邓后以及早已势败的邓氏外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他们实际上是邓氏外戚扶植起来的政治势力,与邓氏外戚之间构成了一种特殊的政治利益关系。安帝崩后,废太子(即后来的顺帝)发动宫廷政变,夺回帝位。顺帝借以发动政变的宫省势力与邓后有着密切的联系。安顺之际的一系列政治事变,反映出顺帝与邓后以及邓氏外戚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也充分说明,即便邓后崩亡、邓氏外戚势败,邓氏一族仍然保有对当时中枢政治格局很大的影响力。     

明代宦官政治与景德镇的陶政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封建君主中央集权进一步加强的重要时期,这主要表现在封建皇权的进一步提高,中央对地方统治的日益强化.与此同时,出现了它的副产品,即宦官专权继汉唐以后达到了新的高峰. 如同其它一些封建王朝一样,明王朝在建立之初也曾鉴于历史的经验教训,力图改革政治弊端.朱元璋以其特有的雄才大略,君临天下,取消了沿袭一千余年的宰相制度和七百多年的三省制度,将相权并入皇权,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为了防止外戚、藩镇、权臣、宦官之祸,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的预防措施.结果,终明之世,在防止外戚、藩镇、朝臣的专权方面,基本上没有超出朱元璋的“祖训”和开国定制,没有女后临朝的事件,外戚的力量“最为孱弱”,也没有出现藩镇割据、权臣专政的局面.但在防止宦官专权的问题上,却违背了朱元璋的意愿,成为明代摆脱不掉的魔餍.在明王朝统治的二百七十七年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宦官的势力极度膨胀,全面介入了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项事务,从而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继汉唐之后的又一次宦官专权的高潮.     

西汉后妃干政问题浅析

论者一般认为 ,汉代妇女的地位是比较高的 ,她们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女性。特别是西汉后妃 ,积极参政、议政 ,甚至于大权独揽 ,这为其他朝代所少有。刘邦的妻子吕后立少帝 ,甚至在惠帝、少帝时独掌大权 ;景帝母窦太后 ,“好黄帝老子言 ,景帝及诸窦不得不读老子 ,尊其术”(《汉书·外戚传》) ;哀帝时 ,许皇后上书议政 ;成帝母后王政君 ,全权处理后宫之事。汉代后妃干预政治 ,形成一种社会气候 ,哀帝时曾有大臣惊叹 :“万岁之子未能持国 ,权柄之重制于女主。”(《汉书·王商传》)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 ?一　后妃干政 ,…     

南京明代贵族墓出土的金首饰

##正##南京的明代金首饰多出土于外戚,勋官,贵族的墓葬中,其中以“中山王”徐达、“黔宁王”沐英、“西宁侯”宋晟等为代表的明代开国功臣家族墓葬中出土的金首饰最具特色。在全国博物馆同类遗物中,南京市博物馆珍藏的明代金首饰不仅数量众多,种类丰富,而且造型奇巧,工艺精美,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研究价值。     

拉丁美洲军人干政国家的军人与民主

拉丁美洲军人干政国家中的军人是影响国家民主和民主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短期来看,拉丁美洲军人干政国家中军人对民主化的作用是不确定的：军人有时安邦定国为民主化奠定基础,有时践踏宪政成为民主化的障碍。军人干政不代表堵死民主化之路;军人返回军营也不代表通向民主化坦途。长远来看,军人干政不具备终极合法性,民主巩固的结果将是文人领军和宪政。在民主转型中的拉丁美洲军人干政国家,一方面民主转型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军人干政并未销声匿迹。民主的推行需要合理利用军人的积极作用,以形成独特的民主模式。     

太子亲娘的悲哀

古代有母以子贵的说法,儿子出息了,老妈也跟着扬眉吐气。儿子最大的出息是干什么？当然是做皇帝了,只要儿子当了皇帝,别管他老娘原来地位多么卑贱,马上就能贵为皇太后。然而什么事都不能一概而论,在中国的历史上,曾经有这么一个特殊时期,儿子一旦被立为了太子,那么他的生母就得立即去死。这就是＂立子杀母＂的政治制度,听上去很不可思议,但确实长期存在过。这个制度起源于大名鼎鼎的汉武帝刘彻。西汉初年,从刘邦的老婆吕后,到文帝的老娘薄太后、老婆窦太后,再到汉武帝的老娘王太后,多次出现太后干政、外戚专权的局面,汉武帝对此有着切肤之痛。     

北京出土明安平侯方锐墓志考释

1953年,北京朝阳区东大桥出土明代安平侯方锐墓志,墓志内容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墓主人的生平。方锐是明代中后期外戚中较为典型的人物,《明史》及《明实录》中关于其伯爵封号、册封原因有自相矛盾之处,结合墓志记载和其他史料可予以纠正。根据墓志内容与相关史籍的对比,可以对一些历史问题和人物关系得出更为全面的认识,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对开展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浅议“诸吕擅政”

谈到外戚政治,首先想到两汉,西汉"外戚之祸"虽不及东汉惨烈,但西汉的四大外戚家族——吕、卫、霍、王的知名度却远高于东汉的窦、梁等外戚家族,首当其冲的就是吕氏外戚家族,学界对于吕氏外戚有几点误解,通过对吕氏家族成员在朝中任职情况和授爵情况的考述,证明"诸吕擅政"一说并不成立,且基于吕氏掌权的偶然性,吕氏外戚掌权也不应被视为西汉外戚政治的发端。     

第一个外国籍宦官朴不花

宦官干政,大多没有好事。朴不花为情自阉,本属可怜,而后干政,就讨厌了。     

洪武朝内府官制之变与明初的宦权

明代宦官问题肇始于开国皇帝朱元璋,但一直以来对洪武朝任使宦官的性质与规模、明初宦官组织的形成特点等都缺乏深入的研究,这使得对明代宦官的认识缺乏一个"源性"的基础.事实上,在朱元璋统治时期,伴随着以宰相为首的传统外朝体制的解体以及一系列惨烈的政治事件的连续爆发,宦官组织在不断调整中得到巩固和发展.朱元璋刻意培育宦官并用以牵制外廷,体现了他一贯的分权思想;宦权的扩张反映了君权的空前膨胀.正是那位被普遍认为是禁止宦官干政的明太祖,赋予了宦官合法的权利和地位,从而使宦官在实质上已作为明王朝政治体制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存在.     

明代赐赙初探

赐赙指朝廷向死者家属赐予一定数额的钱物作为丧葬费,是一项以经济援助为表现形式的政治行为。朝廷参考死者的功业、地位及与皇室的关系,通过赏赐数额不同的钱物为已故者构建起身后的荣耀。与前代相比,明代赐赙从必得之典变为赏功之赐,且钱物数量和受赐群体都有缩减,并长期以皇帝特恩赐予的形式存在,但其贯彻了明尊卑、辨亲疏的赐赙原则,适应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使宗室、外戚、文武官员在明代丧礼中各有其位,促进了礼制的建设。     

红袍披玉叶 岩骨焙花香

<正>“武夷岩茶（大红袍）制作技艺”,是武夷山历代茶人在长期的实践中摸索与总结出来,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的出现并日臻完善,开启了茶叶制作的一个全新时代。武夷茶的传统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从南北朝简单的采叶做饼起,到唐代蒸青饼茶（研膏、蜡面）,宋代的龙凤团茶,明代的炒青绿茶,清代极为兴盛的小种红茶,以及始于明代,盛于清代的岩茶（即乌龙茶）,它几乎涵盖我国主要茶类。这充分体现了武夷山茶人、茶农的勤劳智慧、勇于创新。     

清朝为何无阉宦之祸

正清朝入关之前,太祖、太宗不置宦官,"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入关以后,顺治帝沿袭明代宦官制度。额定宫中内监人数千余名,归属内务府管理,以后太监陆续增加,最多时超过三千人。鉴于"明朝亡国,亦因委用宦寺"的教训,清朝严防宦官专权干政,顺治十年(1653年)作出规定:一、非经差遣,不许擅出皇城;二、职司之外,不许干涉一事;三、不许招引外人;四、不许交接外官;五、不许使弟侄亲戚暗相交接;六、不     

唐李元轨墓志所见的北门学士

"北门学士"是唐高宗时武后为顺利干政而权置的一种差遣职。当时高宗不理国务,武后急欲干政,却屡遭宰相大臣反对。武后为达到干政目的,遂召文词之士入禁中待诏,秘密参决机要。这些文词之士"常于北门候进止",时人谓之"北门学士"。武后干政成功,以及后来临朝称帝,北门学士均曾起过很大作用。     

从《诗经·周南·关雎》诗旨说到汉儒说《诗》的迷误

本文重新审视了《诗经·周南·关雎》一诗的内容,确认此诗为男恋女之单相思情歌。先秦儒者赞赏此诗具有以礼节情的意识,也是基于诗中"君子"暗恋"淑女"的心理活动所作的义理阐发。汉代四家《诗》都抛开这一基本内容,而将诗旨附会为美、刺周王或后妃。且又说各不同。由此推论:汉儒解读《诗经》并无先秦遗留下的《诗序》可据。他们遵循通经致用的原则,竭力将诗旨归入汉代政治教化的轨道。而汉代的后妃干政,外戚弄权的弊端,也促使汉儒有意将诗旨引向美刺后妃,以求达到委婉讽喻帝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