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团"还是"社团"

在首届新方志和续修方志中,有许多设了群众团体志(编、篇),还有的将党派群团或党政群团写在一起,称党派群团志(编、篇)或党政群团志(编、篇)。少数则设社会团体志(编、篇),或合设党派社团志(编、篇)。究竟应叫“群团”,还是称作“社团”呢？对此,我们首先要弄清群团和社团的概念。     

"形象"、"意象"及"原型意象"刍议

“形象”、“意象”及“原型意象”,是古典诗歌理论研究中探讨的一个重要内容。正确把握这些概念的内涵、区别及其相互关系,有助于我们准确理解诗人诗歌创作的审美心理,也有助于我们准确表述诗歌欣赏的审美体验。     

"作"、"做"的用法

“作”、“做”是现代汉语中使用频率较高的两个字,可是在一些报刊以及志书、年鉴中,经常会有使用不当、出现错误的情况。例如:把“作贡献”误作“做贡献”;“作指示”误为“做指示”;“做准备”误作“作准备”等等。《现代汉语词典》对“作”、“做”解释得非常清楚,并列举了由“作”和“做”组成的词、词组以及成语,只要我们认真学习,就不会出现差错。出现差错的情形主要是由“作”或“做”做谓语时与宾语搭配不注意辨析引起的。一般情况下,动词做宾语时,谓语用“作”。例如:作调查、作考察、作研究、作分析、作推断、作介绍、作处理、作…     

"百分比"、"倍"的用法

地方志书、年鉴中不仅收录大量的统计数据,而且还通过对主要经济技术指标和社会发展指标的比较,来说明某一区域或某一行业经济社会发展概貌。“百分比”、“倍”数的用法正确与否,关系到志书、年鉴的质量,关系到志书、年鉴功能的发挥。新疆已出版的志书、年鉴对“百分比”、“倍”数的使用,绝大多数是正确的,但也存在使用不当或使用错误的情况。方志工作者、年鉴工作者应当正确掌握“百分比”、“倍”数的使用方法,努力提高志书、年鉴的可信度,为读者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资料。[第一段]     

"女史"和"女论"

男人值得论一论,可能有十条理由。女人值得论一论,却可能有百条理由。尤其眼下进入“女人盛世”的时候,又尤其是眼下女性文学(包括男人谈女人和女人自己张扬女人的文学)日益空前火爆的时候,论一论女人的理由就不只百条千条了。而且我首先声明,对女人我始终有多倍的崇敬感。女人若是种种特殊优势都获得了认定和强化,由她们主政、治世、理国、弄文等等,至少比由男人统治几千年更优美些,但前提必是：要么就回归到蒙昧的母系社会,要么就真的进化成名副其实的“现代文明社会”。不温不火的夹生饭吃起来,女人苦男人也苦。     

"共产风"之后的特殊"期票"

1961年,中国人民银行以各省分行的名义曾发行过一套期票。期票对现代人来说不知是何物,连在人民银行工作多年的老同志也难说清期票发行的真正原因。为什么发行期票,还要追寻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全国上下掀起的以粮为纲、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大办农业、粮食亩产要超万斤;大炼钢铁,全国钢铁产量要达××千万吨。办集体食堂,提前进入所谓的共产主义。正是这些不切实际的浮夸,加之国家连续三年的欠收,农村大部地区生计发生困难,严重地影响了群众的生活。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关于领导干部"知"、"言"、"行"的思考

“知”、“言”、“行”既是认识论中认识与实践关系的具体化,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对认识与实践关系的经典表述。领导干部作为在社会中发挥重要作用的群体,要努力培养读书学习的习惯,认真提高讲话文稿的质量,正确对待本职工作的实绩,在更高的层面实现“知”、“言”、“行”的有机统一,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责任。     

体味斯大林"大清洗"的 "细节"

"白天没做亏心事,夜里不怕鬼敲门。"这是人所皆知的俗语,因为这本是日常生活中最平常不过的道理。但是,这种"常理"、"常识"只适用于寻常年代,而不适用于非常时期。在那种"非常"的日子里,白天没做亏心事,晚上也怕敲门声,而且这种敲门声有时甚至能置人于死地。从1956年起,斯大林、斯大林时代的真实情况便被不断揭露。最近解密的大量原苏联秘密档案,使人们有可能对这一"现象"有更深入、更细致的了解和研究。俄罗斯作家拉津斯基1996年     

"九品官人法"中的"中正"

“九品官人法”,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重要的选举制度。“中正”是“九品官人”过程中具体负责对士人进行察访、品评、定次的最基层组织。九品官人法创立之初,就设立了州中正、郡中正、县中正。曹芳时期,各级中正始有大、小之分。中正在“访举”士人的同时,还有表率乡里、敦行教化、化民正俗之责。中正是非专门性的、地方性的组织。除中正之外,实施“九品官人”的机构还有司徒府、尚书省吏部和中书省。它们各司其职,又相互制约。学界将“九品官人法”误称为“九品中正制”,因而夸大了“中正”地位作用,严重影响了对该制度的正确认识,应该予以纠正。     

陈白尘"探亲"·谢冰岩"放鸭"

向阳湖位于湖北省咸宁市。上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原文化部在这里创办“五七”干校,6000余名文化界高级领导干部和著名作家、艺术家、出版家、翻译家及家属来到这块弹丸之地,开始了为期3年左右的“劳动锻炼”。 随着岁月的流逝,向阳湖已成为历史。它成了昔日文学大师、艺术巨匠们一段抹不掉的记忆,成了中国当代文化史上一节笔墨凝重的篇章。     

敦煌变文"平"、"侧"、"断"诸音声符号探析

本文通过对“三位七声”、“声有八啭”、“五会念佛”之音乐含义的具体探讨。揭示了敦煌变文讲唱辞之音声标志“平”、“侧”、“断”等的音乐性质所在,即“平、侧、断”极可能为印度所传梵呗之汉译,而“经”、“韵”、“吟”等主要指本土音乐。由此可见,佛教音乐是华梵艺术的结合体。     

"嵎夷"与"朝鲜"

"嵎夷"之名最早见于<尚书>,自新石器时代就居于山东半岛,应是东夷少昊族团的一支,但由于中原华夏民族的东渐及在这一过程中的频繁战争,迫使相当一部分嵎夷人越海迁往辽东半岛、朝鲜半岛乃至日本列岛,<山海经>将"少昊之国"、"羲和之国"称为"海外"之国,就反映了这种历史真实,而自新罗开始,古代韩国人自称是"轩辕之裔、少昊之胤"、"嵎夷细民",不是没有道理,它反映了中、韩两国人民在历史上的血肉联系.     

吴宓的"大方"与"吝啬"

解放后,吴宓在西南师院任教,是二级教授,月薪272.5元,在校内可谓"高薪阶层"。他一贯节衣缩食,自奉极廉,但却古道热肠,经常将工资送给向他求助的学生、同事。他的这种"乱花钱"有时让同事难以理解。"文革"后期,西南师范学院有一位女教师编织了一双毛线袜子,送给孤苦伶仃的吴宓,吴宓给了那位女教师100元钱。有人对吴宓说:"一双袜子值多少钱?你给得太多了。"吴宓答道:"多乎哉?不多也。我是把袜子的成本费、劳务费,还有无价的感情都算在里面的,我给她的不算多。"     

"丘"非"乡"而为"里"辨

~~ 名称 ?笔者认为 ,此处“丘亭”与“乡亭”的说法有类似之处。“乡亭”之名屡见于《汉书》 ,“乡”为地方行政组织的名称 ,则“丘亭”之“丘”是不是也可以作同类解释 ?故顾炎武《日知录》在此条下云 :“又必有人民 ,如今之镇集。”即顾氏以“镇集”释“丘”。再以息夫躬的情况而言 ,他为食邑千户之宜陵侯 ,虽被哀帝遣就国 ,怎能住到一个“空亭”、“野亭”之中 ?因此此“丘亭”之“丘”应为当时一级地方行政组织之名称。另外 ,还有一条史料也可以为此提供佐证 ,《史记·高祖本纪》云 :“汉王……引水灌废丘 ,废丘降 ,章邯自杀。更名…     

"百岁"老人忆"奉安大典"

江南三月,春光暖融。和往年一样,翠峰如簇的中山陵园又迎来了一批中外游客。在众多的游客中,有一位耄耋老人凝望着色调淳朴、气势壮观、规模宏伟的中山陵园,久久不忍离去,这位长者清癯健朗,一副仙风道骨之貌,他就是当年曾任孙     

"鹭舞"与"鹭鼓"

上个世纪40年代,闻一多先生《说鱼》1一文在考释"鱼"字的隐义时附带谈及"鹭",将鱼、鹭两者释为男女关系的两方,这应该是"鹭"与其他象征之错综复杂关系的一个方面.本文认为"鹭"的杂多象征关系中还有一个被以往学者已注意到但尚未展开的方面,即鹭与舞、鹭与鼓的关系.     

"纸钱"考略

纸钱,又作阴钱、寓钱、拟钱,即剪纸为钱形者。也有较大的纸钱,上凿若干钱形者。至于出现于何时,难以断然下一结论。综合考量,纸钱应出现在魏晋时期。纸钱之功用,可以概括为祀鬼、敬神两种,其目的主要是人们借此行为同神鬼世界取得沟通。如同阳间的货币一样,纸钱是阴间使用的有价证券。因此,“烧纸钱”是人间借着祭祀行为,     

修志的"述"与"作"

述而不作的本义是对理论、学说而言。首轮修志提倡述而不作,但事实上是述而有作,大述而小作。述而有作不是矫揉造作,而是资料运用的合理延伸。述而有作就是要增强志书的述性。增强述性的前提是消化资料。     

闲话"曹祥泰"

2006年7月,有“武昌第一街”之称的解放路开始大规模改造。几个月后,这里将形成一条别具特色的商业街。虽说正在改造,可仍旧掩饰不了它的喧嚣繁华。一眼望去,滚滚车流和熙熙攘攘的人流构成一幅嘈杂的街市景象。想当年,武昌城里有名的商业字号,诸如曹祥泰、刘有余堂、维新百货公司、显真楼照相馆、生香酒楼、同心楼等等,大都分布于此。如今有的迁走了,有的已停业,只有“曹样泰”等少数几家还坚守在这里,看上去似乎有几分落寞。这个当初的小水果摊,到后来发展成名重三镇的食品杂货店,细细算来,已有一百二三十个年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