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文化与考古学的族文化

本文从考古学文化的命名入手,分析了学术界考古学文化命名的原则不一致、时代命名与族别命名的交又与相混的现象,以及考古学研究中对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的使用现状。考古学文化与族文化密切相关,但二者有许多不同。目前考古学研究对族文化的两种通用方法,应对之作以严格、明确的界定。     

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互渗——以长江三峡地区文化遗产为例

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有着密切的关系。为此,笔者欲结合长江三峡地区文化遗产之特征,以及工作中的一些体验,就考古学与民族学、民俗学的关系谈些不成熟的看法。一.三峡考古揭示的民族、民俗文化事象据《长江三峡工程淹没及迁建区文物古迹保护规划报告》显示:三峡地区需保护的     

新郑汉墓考古学文化研究

新郑地区近年来出土的大量汉墓,对于揭示考古学文化面貌、管窥两汉社会变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文化因素分析法发现,新郑汉墓的文化因子包括汉墓共性因素、本地文化因素和外来文化因素三类。从汉代新生共性因素的消长情况看,新郑地区的汉文化初步成形于西汉晚期后段至王莽时期,并于东汉中期发展成熟。新郑与关中、楚地、江淮、山东等地的文化交流主要受政治、经济、交通等社会历史背景的影响。     

吴城文化与周边诸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在商代,赣江鄱阳湖地区的吴城文化,既相对独立,又与周边各区系文化有着较为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始终保持着自己的鲜明特色。当然,文化交流是双向的,繁荣灿烂的吴城文化在接受、融合外来文化的同时,也对周边地区产生了积极而广泛的影响。     

考古学文化的传播与迁徙

文化传播和迁徙是导致考古学文化变迁的重要因素.我们既要审慎地对待考古学文化传播与迁徙的复杂状况,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的分析;又要从大量存在的文化传播和迁徙的历史事实中尽可能总结出一些普遍性和规律性的模式,并不断丰富和完善这些模式.     

浅议考古学文化之间的关系

考古学中的“文化”不同于一般人文科学研究中的“文化”概念,它指的是一种物质文化,即“在一定时间、地域内,有着共同特征的一群物质遗存”。这就规定了考古学研究的对象必然是不同时期遗留下来的与当时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各类实物。特定的研究对象决定了考古学应当区别于其他学科,应有自己一套独特的理论与研究方法,否则,研究的方向与目的就会模糊不清,考古学研究也就不能从其学科本身的角度出发去揭示隐藏在物质遗存背后的人及人与自然、社会的复杂关系。     

从考古学观察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

读到先知书店策划的一篇美文《瘟疫:人类的敌人,历史的推手》,文中认为历史发展的底层逻辑有三个方面:地理环境、新技术、思想观念。从考古学角度是否也可以观察到这三个方面呢?第一是“地理环境”。布罗代尔在《文明史》中说“讨论历史,就是讨论空间、土地、气候、动植物等地理环境是如何被人们所利用”。     

西方考古学文化概念的演变

文化概念在西方考古学一个多世纪的发展历史,经历了一个从无副有．再到被扬弃的变化过程。在当代西方考古学中,“文化”已经不再是一个很重要的词汇。“风格”（style）,“认同”（identity）。“族群”（ethnicity）等概念成为西方考古学者分析考古材料区域特征的主要术语。这些术语被用来探讨物质文化所反映的区域差异和社会界限。与欧美考古学相比,中国考古学界虽然有关于文化因素分析的探讨,对文化概念本身基本上没有太多的争论,并完全错过了西方考古学过去三十年来有关风格的大讨论。西方考古学界对文化概念的扬弃过程值得中国考古界深思。     

中国考古学中考古学文化定名问题产生的缘由和探索

20世纪20～40年代,中国考古学中相继形成了"首次发现小地名法"和"特征命名法"两种主要的文化命名法。至1950年代,因为特征命名法的滥用,尹达、夏鼐等学者不断进行纠正。夏鼐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提出定名的三项原则,此后又写了《再论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一文。经过尹达、夏鼐等人的不断努力,从1960年代起至今,尽管在考古学文化命名上仍有分歧,但夏鼐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定名原则,得到了考古学界的普遍认可。     

试论东夷文化和日本考古学文化的关系

本文的东夷文化是指以山东地区为中心的海岱地区自新石器时代至周代的考古学文化,它有产生、发展、繁荣和消亡的过程,同时又有融合和传播的过程。在融合、传播的过程中,对日本绳纹文化、弥生文化遗存,无论遗址、聚落、墓葬形制、稻作农业、习俗诸方面,还是制陶工艺、器表装饰风格以及陶器、石器的形制等方面都与东夷文化有密切关系。东夷文化和日本考古学文化都是世界东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共同深入研究。     

三峡地区东周至六朝铁器的考古发现及相关问题的初步探讨

本文介绍了三峡地区东周至六朝铁器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情况,探讨了三峡早期铁器的特征和发展变化,提出了巴系铁器的概念,进而对三峡铁器的起源、三峡铁器与农业等问题进行了剖析,从多角度对三峡早期铁器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介绍和研究。     

从三峡地区的考古发现看楚文化的西进

三峡考古发现表明,楚文化在西周中晚期就已经对巫山地区有一定的影响;到了春秋中晚期和战国早期,楚文化已经完全控制了瞿塘峡以东的巫山地区,并进而对奉节、云阳、万州等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战国中期晚段至战国晚期早段,楚文化深入到峡江腹地的忠县一带,控制了长江干流沿线的地区。楚文化的几次西进有其不同的历史背景,基本可以与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相契合。从楚文化在峡江地区的分布情况看,他主要起着控制交通、扼守战略要地,以及掠夺资源的作用。     

三峡地区瓷器组成因素及其特征研究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中出土的三峡地区的古代器物以石器、陶器等居多,而瓷器发现相对较少,导致相关的研究也比较滞后。本文即以复旦大学2001年对三峡麻柳沱的发掘为前提,综合三峡其他墓葬遗址所出材料,对三峡地区瓷器的起源、发展以及组成因素,三峡地区阶段性经济发展等问题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三峡地区土坑洞室墓初探

本在分析三峡地区土坑洞室墓的基本特征与年代的基础上,通过与中国西北地区发现的洞室墓进行比较,认为土坑洞室墓是唐代晚期至北宋时期出现于三峡地区的一种重要化现象,它与中国西北地区同时期的洞室墓存在密切联系,可能是回鹘人的遗存,进一步证明了三峡地区古代化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重庆奉节先秦时期考古的主要收获--来自长江三峡库区的两个考古学个案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前,重庆市奉节县的考古工作基本上属于空白。近十年来,配合三峡工程建设,考古工作者对该县三峡水库淹没区地下文物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其中先秦时期的重要考古收获主要有二:一是通过对三个遗址的调查和发掘,辨识出了五种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存,第一次建立了奉节县先秦时期考古学文化的编年坐标,也为整个重庆三峡库区的先秦考古研究提供了一把可供比照的标尺。二是找到并确认了川东地区的第一个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老关庙下层文化,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该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研究的空白,而且为进一步研究整个重庆三峡库区的新石器文化搭建了一个认识和讨论问题的平台。     

湖北清江流域夏商时期考古学文化研究

一些学者认为清江流域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属于早期巴文化。通过分析,我们认为清江流域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可分为两两间存在时间缺环的三类遗存;从目前的考古资料看,还无法支持将清江流域夏商时期的考古学文化推定为早期巴文化这一说法。本文同时还探讨了一些与早期巴文化研究相关的问题。     

赣江流域宋代葬俗的考古学观察

赣江流域宋代墓葬随葬品以瓷器为主,堆塑瓶是其中最有特点的器物。墓葬形制以砖室墓居多。这一葬俗的形成,主要是受儒、释、道三教的影响,是宗教信仰因素、地理位置因素和文化交流因素结合的产物。     

河北及京津地区早中全新世文化的时空分布及其气候环境因素

本文根据考古学14C年代数据和考古遗存情况,结合高分辨率的地层和古气候研究资料,分析了河北及京津地区早中全新世文化的时空分布格局以及影响遗址分布的地貌和气候因素。该地区早中全新世文化时间序列为: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10,000~8,800 yr BP)、新石器早中期之间的文化缺环(约8,800~7,300 yr BP)、7,300~6,500yr BP的磁山.兴隆洼.北福地一期三大文化系统并立发展时期以及6,500~6,000 yr BP的前仰韶文化时期。文化序列与气候序列对比发现:文化发展很大程度上受到气候条件的制约。从文化分布空间来看,具有如下特征:首先,早中全新世时期的文化分布在与当时海岸线平行的弧形地带上,这种分布格局与气候和地貌条件有关。在排除了地势高亢和海侵影响地区后,太行山东麓到古海岸线之间的弧形地带成为最佳选择。其次,从遗址分布高度来看,当时人仍居住在较高地貌面上,海侵及众多湖沼阻止了人类向东部平原腹地迈进的步伐。     

良渚文化玉琮基本特征的考古学观察

全面、客观地考察良渚化玉琮的基本特征,是研究良渚化玉琮功用的基本功课。本在网罗良渚化玉琮出土资料的基础上,分四个部份剖析了和出土玉琮相关的基本事实,并对以往的有关观点做出了一些客观的修正。     

从考古发现谈晋文化在河南的传播

从春秋早期开始,晋国向外扩张,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晋文化.春秋中期之后,三家分晋,晋国变成了韩、赵、魏三国,晋文化也衍生为三晋文化,从山西走向中原.豫西和豫北曾是晋国的范围,韩、魏的版图主要在河南,赵国也涉及到豫北一部分.因此,晋和三晋均与河南息息相关,晋文化和三晋文化自然在河南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