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研究中,逐渐开拓出了一个崭新而独特的领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从筚路蓝缕到收获硕果,瞿林东先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而今,瞿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7卷本出版在即。本刊特组织刊发这组文章,从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在中国史学发展中的作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传统史学理论的关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西方史学批评的比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构建的联系等视角,探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内在价值、研究方法和中国特色。当代史学繁荣的背后,也正面临着客观公允的史学批评缺失的困境。我们期望这组文章能引起大家的关注,开拓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的新局面;也希望古代史学批评的果实,能够滋养当代史学批评的成长。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评介

正史学批评或史学评论是对史学自身的反思,是推动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中国古代有丰富的史学批评资料,但如何认识和研究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却是摆在史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教授新近出版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增订本,重庆出版社,2016年6月),是作者多年从事相关研究的一次成果结集。全书34万余字,分上下卷:卷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包含18个专论(原为20     

中国彝族古代史学概述

中国古代,史学发达,人所共知。然而,对于中国古代史学领域中的另一颗明珠,即由黔西北彝文古籍反映出来的西南彝族古代史学及其理论,却不大为人们所知。笔者认为:西南彝族古代史学理论的萌生和形成要远远早于以中原为中心的汉族史学;彝族史学理论具有自己鲜明的个性;曾经产生过以举奢哲为代表的若干优秀史学家;并具有沿续了几千年的独特的史官制度。 就这些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充分认识,对于我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及民族文化的弘扬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多重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史学史研究北大核心CSSCI

考察中国古代史学史,必须要有大历史视角。这种大历史视角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的表现:一是政治史视角,具体考察王朝更替与以史为鉴、王朝建立与神意史观、政治危机与以史资政、国家统一与大一统观之间的关联,揭示史学与王朝政治的联动关系;二是四部学视角,虽然中国古代学术存在着经史子集四部分类,但四部之间是相互包含、相互影响的,经子集在史学思想、历史编纂以及史料采撰等方面都对古代中国史学有着重要的影响,必须考察经子集与史之间的密切关系;三是多民族视角,古代中国的历史是多民族的历史,古代中国的史学是多民族的史学,古代中国的史学史也应该是多民族的史学史,构建“完整”的中国史学史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四是中西比较视角,主要从学术地位、编纂特点、记述范围、求真理念、功用认识和学科特点诸方面,具体考察古代中西史学存在的差异,进而揭示中国古代史学史的民族特点。     

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

正最近,瞿林东教授主编的7卷本《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20年)出版。该书是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作细致考察的多卷本研究成果,全书以历史时段划分,依次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开端(先秦秦汉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初步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隋唐时期)、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和发展趋势

中国古代史学批评拥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遗产,其具体路径及发展的大趋势是从千年史著批评的积累和启示,走向史学批评的广阔空间和理论升华,即从评论史书到全面地评论史学,再到理论层面史学批评的广泛展开,并形成方法论,对当代史学发展多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入发展路径及其规律,有助于学界更清晰地认识中国传统史学何以能够不断生长出关于自身构成的知识体系、话语体系和理论体系。     

评中国古代史学的“史才”论

本文考察了中国古代典籍中“史才”的不同概念 ,认为“史才”在中国古代具有三种既相互关联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即史学主体综合素质之一 (修史的才能 )、史学主体的综合素质 (才、学、识、德 )、史学主体 (史学人才 )。由于“史才”最基本的含义是修史才能 ,为史学工作者职业身份确定的标志 ,因此它也成为包括史学“三长”及“史德”在内的史学主体综合素质的代称 ,并进而指代史学主体本身。从“史才”概念出发 ,弄清其不同含义及其相互关系 ,有助于加深对古代史学主体素质理论的认识和探讨。     

中国古代史学的“求道”理念

<正>如实直书是中国古代史学的基本精神,而彰显道义则是其一贯理念,"求真"与"求道"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史学的二重属性。以往论者对于中国古代史学的"求真"精神阐述较多,而对于"求道"理念则或语焉不详,或简单加以否定。本文试对中国古代史学"求道"理念的主要内涵和理论根源作出论述,并对其合理性作出评述。所谓"求道",即是追求历史编纂的道义原则。与"求真"之追求客观事实之真不同,"求道"则     

中国古代史学长期迟滞原因的管见

中国古代史学典籍繁富,体裁极丰,前后贯串,绵延不绝,无论从史学编纂、史料选择、历史文学和史学思想来说,都为世界诸国所不能企及。然而,至于近代,它却相形见绌了。中国古代史学长期迟滞,不能跃入新的境地,原因何在?这是史学界值得研讨的问题。窃不     

古代蒙古族史学史论纲

蒙古族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其史学于古代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五个阶段。13世纪初以前为萌芽阶段,主要内容是早期的传说和神话,这些神话和传说说明了蒙古族历史意识的萌发,同时也为其后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大蒙古国时期是蒙古族史学正式建立和初步发展的阶段,产生了蒙古族典型的民族史学著作《蒙古秘史》。元代是蒙古族史学的一个发展高峰期,蒙古民族在元朝的官修史学活动中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北元——蒙古时期史学主要特征是黄教与史学的结合,而黄教介入蒙古族史学,也使得其面临着挫折与发展并存的局面。清代蒙古族史学发展进入了总结与嬗变时期,其中既有对黄教与史学结合方面的总结性发展,也有对这一传统的突破;在史籍体裁、语言文字等方面也充分借鉴和发展了古代中国其他兄弟民族的史学和文化成果,同时在西方列强入侵的时代背景下,蒙古族史学也开始了走向近代的历程。整体看来,蒙古族史学表现出较为宽广的研究前景和现实意义。     

建设当代史学评论学科的奠基作──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

建设当代史学评论学科的奠基作──读《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田夫《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中华书局，１９９４年版），是霍林东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研究的一部力作。记得将近四年前，从《文史知识》上初读翟林东先生的专栏文章《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时，就曾...     

孔子和中国古代史学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同时他对中国古代史学发展有相当大的影响。一、无定法与有成例《尚书》,孔子之所删订,《春秋》,孔子之所述作。然而《尚书》无定法,而《春秋》有成例”(《文史通义·书教下》),这在体例上来说,二者截然相反。但不论无定法还是有成例,在中国史学史上却都起了绝大作用,而为后代史家所师法:     

城市史学与中国古代城市研究

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社会发展的推动、城市史学在我国的兴起、中国城市史研究传统的奠基以及多种学科发展的促进,中国的城市史研究步入了新的发展时期。城市史学是专门研究城市历史的历史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与其他学科对于城市史的研究不同,城市史学在研究对象、研究目的、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特征。加强中国古代城市史的研究应在五个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重视综合的、系统的宏观研究;多学科参与和跨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考古学成果在研究中的应用;探索中国古代城市发展的特性和规律;构建中国的城市史学理论。     

“直笔”探微──中国古代史学求真观念的发展与特征

“求真”是史学的一个根本属性,“求真”观念的自觉标志着史学的自觉和独立发展。然而,历史撰述作为史家对历史的认识,其中包含着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独立于认识者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一是具有价值观念和个人情感的认识主体。因此,历史之“真”是什么,如何能求到“真”,就成了一个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中西方史学发展历程中都倍受重视,反复予以探讨。可以说,中西方史学的发展都伴随着求真观念的演变与深化。“直书”是植根于中国古代史学传统,反映传统史学的求真观念的独特概念,它的形成、嬗变就是中国传统史学求真观念发展、…     

论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为中国史学步入21世纪而作

怎样认识史学在社会中的位置,是历史学中的重要问题之一,具有根本的性质,但近年来多有被人们误解之处。兹事重大,不可轻视。在中国古代史学上,先人们对此有许多精辟论断,反映了他们的卓识和睿智。20世纪的中国史学,在这方面又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和严重的教训,需要认真总结。21世纪的中国社会面临着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中国史学亦由此面临着新的形势和抉择：继承中国史学的人本主义思想的优良传统,坚持中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民族精神,在唯物史观指导下进行新的创造,实现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结合和互动,为促进社会历史的进步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

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分期范沛潍中国史学史虽然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独立部门,然而在今日看来,还是社会科学中比较薄弱的一环,这不仅表现在关于这方面的专著极少,一些人对它的不重视,同时也反映在对中国史学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没有展开认真、深入、细致地讨论和研究。...     

论司马光的“史学自觉”意识

经世致用、积极入世,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的一种主导意识。这种主导意识反映到史学领域中,就是使中国的史学注入了鲜明的时代特质,表现出关注社会历史命运的“史学自觉”意识。首先把这种精神付诸实践的是中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同时亦是历史学家的孔子。他有感于当时“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武其君者有之．子找其父者有之”‘。的局面而作《春秋》,企图借助于历史来阐发自己的政治信念,以达到史学为现实服务的目的。孔子以后,几乎所有史学家都对史学为现实服务的思想给以极六关注,对其进行积极阐释和应用。到宋代,史学不…     

读瞿林东著《中国史学散论》

瞿林东先生多年来致力于中国史学评论,其研究成果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重视。继《唐代史学论稿》之后,新近出版的《中国史学散论》,集中反映了他在1981—1992年间的研究成果。题为“散论”,其实不散。收入书中的31篇论文,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一是关于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史学的若干理论性认识;二是关于古代史学成就的专题研究,其中有的是针对一个具体问题的分析,有的则是对一个时期史学发展的认识;三是关于中国当代史学发展的思考。这三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涉及如何估计我国史学的成就,如何继承这份优秀遗产,如何用现代的科学的观点重新     

中国古代史学起源新论

学术界将远古神话与殷周史官和牍纳入史学的“童年说”、“草创说”、“萌芽说”。笔认为，商周及其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字资料只能说是先人无意识地为后人留下了珍贵史料，殷周史官不可佩上史学工作的标签，其所录的“官书”也不能拔高到史的地位，只是到了西周晚期至迟在公元前841年，周室及各国史官已开始有意识地记录时事，编排国史。他们从最初那种单纯的宗教神官和“掌官书以赞治”的宝座上渐渐地转轨到后世意义的史官位置上，开始将眼光投向历史，为史而作书，中国古代的史学当于此时萌芽。公元前841年的共和纪年，应是史学孕足而娩的重要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