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代铜器铭文作器对象的考察

商代中后期开始出现少量有铭铜器,但铭文一般都很简略,多为一个字或两三个字,内容为族名、作器者名、作器对象名(即为谁作器。商代铭文中作器对象和祭祀对象通常是相同的,所以有的著作直接称之为“受祭者名”。但有的作器对象不一定是受祭祀者,所以综观整个铭文     

仲爯父簋铭文所见人物关系与宗法史实——兼论“南申”“西申”的名号问题

南阳出土的西周晚期仲爯父簋,其器、盖铭之间存在异文,一作“南申伯大宰仲爯父厥辞”,其余三件则作“仲爯父大宰南申厥辞”。通过语法结构的分析和对比可知,两种句式的主干成分是基本一致的,均为主谓结构的“南申厥辞”,意即“南重申了仲爯父的命辞”。据铭文所云,“南”的身份为“仲爯父”家宰,受后者之命作器祭祀二人的祖考。结合周代贵族家族的作器制度和祭祀通例来看,“仲爯父”与“南”当为同一宗族内部的亲属成员。其中,“仲爯父”身为宗子,对整个宗族的作器与祭祀活动拥有支配权,而“南”的宗法地位低于前者,所以要服事并听命于“仲爯父”。仲爯父簋铭文的重新释读与相关史实的钩沉,有助于考察“南申”名号之缘起及其与“西申”的关系问题。     

铜器铭文所见白狄中山的天命鬼神观念

"天"字在中山王器铭文中频繁出现,为探寻白狄中山对天人关系的认识提供了殊为可贵的材料。铭文中反应了"天"赐忠臣的缘由、白狄中山的祭祀对象以及祭祀方式等。最后我们认为白狄中山的天命鬼神观念源于华夏文明的同化。     

商代监察制度钩沉

商王朝对封国方国初步形成了一套监察制度。其办法是商王设立“监”官,对外出巡守时的祭祀进行监督;在封国方国内建立“史”官和总领四方的“四方之史”及临时派遣的使者,掌握了对地方军队的统帅监控;王还通过出“省”诸侯,出“循”封国方国的办法进一步完善了古代早已存在的巡守制度。     

宁县遇村M5出土青铜戈及相关问题

本文通过对宁县遇村M5出土的西周早期偏晚阶段的两件青铜戈的铭文与纹饰进行对比分析认为，遇村青铜戈M5:5铭文为“镞”字，是族徽；M5:4纹饰源自商代晚期的安阳地区，且此类装饰铜戈有可能为乐舞祭祀用具。此人群商代晚期集中在安阳、武安一带，西周早期迁徙至此；从西周早期开始了向周文化转型的进程。     

试论新发现的■方鼎和荣仲方鼎

保利艺术博物馆近期收藏的■方鼎和荣仲方鼎,都有珍贵的铭文。■方鼎有铭文两处38字,记载了商王纣祭祀其父帝乙的事迹,历日为廿二祀五月乙未日,与由甲骨文等推定的祀谱相合。鼎铭中纣居于阑地,应在殷墟之外不远。荣仲方鼎则作于西周早期,有铭文48字,与当时学制有关。其历日有“生霸吉”一词,和周公庙背甲上的“哉死霸”一样,是过去从来不曾见到的。     

商代周祭制度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作用

夏商周断代工程“商后期年代学”课题中有一个专题是“殷墟甲骨文和商代金文年祀的研究”。该专题要求通过对商代晚期黄组卜辞和晚商青铜器铭文中记有年祀的周祭材料的研究,来推定晚商几王的在位年数。 什么是周祭？周祭是盛行于商代晚期的一种很有规律性、很有系统性的祭祀。这种祭祀由翌、祭、 、 、彡五种祀典组成,商王及王宝贵族用这五种祀典对上甲至康丁的３１位先王和示壬之配妣庚至康丁之配妣辛的２０位先妣共５１位祖先,按着世系的先后顺序轮番和周而复始地进行祭祀,这种祭祀是一个王世接着一个王世连绵不断地举行下去的,学者…     

汉代镜铭纹饰与文献记载中的仙道人物(下)简

五．铜镜中的“伯牙、子期”铭文和图案 “伯牙鼓瑟”神人瑞兽四乳镜（图11：止水斋藏）的主区以四枚带座乳钉间隔四方,上下对称的一组,上面为身着宽袖大袍,长发飘逸,侧身吟诵的子期;下方为身着宽袖大袍,正面端坐,置琴膝上,双手弹奏的伯牙。左右对称的一组各饰形态相异的熊。周围双圈内铭文为：“袁氏作竞（镜）世少有,     

“牢”铭漆器考

汉以后漆器上常见朱漆书写的"上牢""作牢"等铭文,研究者一般将其释为产品的质量信息。本文通过比较漆器铭文的不同书写方式和辨析"牢"的字义,认为朱书"牢"铭特指祭祀之牲肉,"上牢""作牢"是以牲肉祭祀的行为,反映了古代丧葬礼仪中的助丧习俗。     

西周匍雁盉与邢公簋的再研究——兼评袁广阔等以铭文“丼”定王臣说

根据相关文献和铜器铭文记载,西周匍雁盉铭文中的“邢公”是应国使臣对邢侯的尊称,邢公簋铭文中的“邢公”不是王臣,而是邢侯的自称。以铭文中的邢字作“丼”则定为王臣,这一说法是不准确、不能成立的。     

士山盘铭补义

士山盘铭是一篇重要的西周金文材料,但争议之处尚多。笔者在综合各家意见的基础上,对铭文中的关键文字进行了重新释读。指出文中“大虘服”、“履服”、“六孳服”与兮甲盘所谓“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的记载相近,而内容更为具体,很可能是对祭祀所需藉田人员、所服之屦履及所用之粮食的征求。该盘铭很可能是迄今所见金文中对西周“服”制最直接的记载。它对理解西周“服”制的具体内容、内在标准以及周王与诸侯关系,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试释西周簋铭文中的“馨”字

陈全方、陈馨《新见商用青铜器瑰宝》一文，介绍了上海崇源艺术品拍卖有限公司从海外购回的10余件商用青铜器，其中西周(?)簋甲、乙两器铭文中有“(?)香”一词，见于铭文的前半部分：(?)肇作朕文考甲公宝(?)彝，其目夙夕用厥(?)香敦示<祀>于厥百神，亡不鼎，燹夆(?)香，则登于上下……“(?)香”之(?)，或反书作(?)。此字金文首见，陈文释作“(?)”，显与字形不符。按据字形及其构词，此字可分析为从“鬯”“聖”省声，当即馨香之“馨”的异体。《说文》曰：“馨，香之远闻者。从香，殸声。殸，籀文馨。”“鬯”是祭祀用的香酒，故“馨”字可…     

一部填补学术空白之作─—评徐正考《汉代铜器铭文研究》

徐正考博士《汉代铜器铭文研究》一书已于１９９９年１２月由吉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此书是作者的博士论文。它的出版,填补了我国学术界对汉代铜器铭文综合研究方面的空白。书共九章,附录二,洋洋二十万字。举凡铭文中所涉及的“物勒工名制度”、“纪年方式与断代问题”、“器类、器名与制作地”、“制作机构”、“器物制作数量与器物编号”、“度量衡问题”、“文字问题”等等都作出了精深的考证研究。如关于物勒工名制度,作者以翔实的铭文资料为基础,探讨了汉代铜器铸造过程中在器物上实行“物勒工名”制度的类型,各类铭文表现的工…     

叶家山邓监簋铭文考释——兼及周初的监官制度

本文对湖北叶家山 M107 出土的方座铜簋铭文进行了重新释读,认为铭文首字当释作“■ ”,即“邓国”之“邓”,并在此基础上对“邓监”以及周初的监官制度作了一定的讨论。     

秦子姬簋盖初探

珍秦斋藏秦子姬簋盖是新发现的春秋早期秦铭文材料。本文解释了铭文词句,又根据《史记·秦本纪》的有关记载,并参考宝鸡太公庙出土秦武公及王姬钟铭文的研究,认为铭文中的“秦子”是指秦出子,“秦子姬”乃是其生母“鲁姬子”。这对于讨论青铜器铭文研究中的“秦子”问题以及秦国早期历史的探索,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毓祖丁卣铭文与古代"归福"礼

毓祖丁卣铭文中的"廙"是地名;"归福"是古代的一种祭祀礼,是指把祭祀用过的酒和肉拿回来敬献给君主;"嫠"通釐,是福的意思。     

西周铜器分期研究中的铭文方法

西周铜器往往具有铭文,尤其是中、晚期之器常常具有长篇铭文,这为其分期研究提供了十分难得的依据。两宋时期的金石学家就已注意到了铜器铭文与铜器年代早晚之间的关系,并且总结出了一些规律,例如:“西周言虢叔者甚多”,“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周之彝器粲然成文”等等。清代考据学大兴,对铜器铭文的研究又进了一步,关于铜器铭文与分期提出了许多常识性的标准,如:“周人多称伯仲”,“此铭篆文极古,词如典诰,定为周初之器”。此外,还指出了宋人在西周铜器分期上的错误。如宋人以为“以十干为铭者,为商器”,而吴式芬则提出“以十干为铭者,商周皆有”。类似的例子很多。清末民国初年的王国维把西周铜器铭文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他在考证遹敦时,受铭文中三次出现“穆王”的启发,提出“周初诸王,若文、武、成、康、昭、     

关于《荣仲方鼎》的一点看法

本文主要讨论了关于新近发表的《荣仲方鼎》铭文的几个问题。认为鼎铭中的“子”应该是贵族族长的称号,不是国子、王子或尚未逾年的新王。铭文末尾的“史”是表示荣仲族属的族氏铭文。族氏铭文是商人用以标识族属的主要方式,荣仲是商代遗族,“荣仲”这一称谓方式可能对于探讨族氏铭文在西周中期后逐渐消失的原因有所帮助。     

朕簋(大丰簋)

此簋现陈列于本院太和殿。四耳方座,通高24公公,口径20.5公分,座离9.2公分,宽18.5公分。侈门,有兽头形互为对称的把手两对,即一般所谓“四耳”。主题花纹是怪乌,施于器腹和方座四壁,圈足和方座四角上饰虁纹和三角形兽面纹;雄健有力,别具风格。铭文77字,记述武王祭祀“丕显     

西汉“三囷共厨”铜鼎及相关问题

陕西考古博物馆收藏一件兴平北吴墓地M64出土的西汉铭文铜鼎,其器盖和器身皆刻有铭文“三囷共厨”。根据铜鼎的形制和铭文内容判断该器应为西汉中期铜器。文献中鲜见有关“三囷”的记载,笔者结合秦汉时期地理命名的原则,并通过与其他“共厨”类铭文进行对比研究,推测“三囷”可能是西汉时期的一处皇家宫苑。“三囷共厨”铭文反映出西汉时期“共厨”类铜器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该类铭文铜器受到不同层级机构的使用。“共厨”铭文正是相关职官管理器物时所留下的錾刻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