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李健吾先生

1950年印出我的评论集《意度集》后,我寄了一册给健吾先生的清华同窗钱钟书先生,他回信说：“你能继我的健吾(刘西渭)学长的《咀华》而起,且大有青出于蓝之慨!”健吾先生比钟书先生在清华外文系高一、二级,他称健吾先生为“学长”,是名副其实的,说我能继健吾先生的两本《咀华集》而起,对我已是十分抬举,说“青出于蓝”就是太过誉了!     

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深深缅怀张中行先生

张中行先生2006年2月去世后,很多人都劝我写一写文章,我却总是提不起笔来,除了参与起草老人的悼词,发表了一篇IH稿《张中行与通县师范》外,什么也没写。我想,人不在了也就不在了,写不写文章,其实已经和老人无关了。悲伤在自己心里,写不写出来,其实也和别人无关——为什么非要写出来给别人看呢？陶潜诗云：“亲戚或馀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如此而已。悼词定稿后,人教社张厚感先生曾来电,说落下一句很重要的话：“他的逝世,是我国教材事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的一大损失。”我回复说,老人已经走了,作为晚辈、友人,     

铭记了一师的教诲——纪念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

正2020年是王力先生诞辰120周年,收到王力先生的儿子王缉志先生的电话,他说,《文史春秋》杂志要出一期纪念国学大师王力的专刊,邀请我写一篇纪念文章,而我也正有这种意愿,自然就满口应允了。前不久,见到知名作家、摄影家邹士方于2019年在《文学报》上发表的一篇回忆王力先生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王力教     

陈逸飞本身就是神话——忆对陈逸飞的最后采访

逸飞先生驾鹤西去竟已15周年了,要不是朋友提醒,我几乎忘了,因为我的手机通信录上还保存着他的号码,好像他并没有走,还是那样不知疲倦地在忙着他的大视觉,他还会随时打电话给我……我在网上搜索自己写过的有关他的文章,没想到居然搜索到一篇1998年发表在《焦点》杂志上的文章,题目竟然是《陈逸飞的活法》。记得那时我给某报采写了一篇《陈逸飞:寻找曾逃亡上海的犹太人》的长篇通讯,说的是陈逸飞拍《逃亡上海》和《上海方舟》这两部电影中的动人故事。     

我与徐悲鸿先生的一段交往

抗战期间,我是贵阳百货业工会委员,在贵阳经营百货商店。由于喜欢书画,店里经营有宣纸、笔墨、古玩、字画。亦给人代销字画。我原知道徐悲鸿,收集有他书画印刷品。听说徐悲鸿从桂林来贵阳,我就到中国旅行社贵阳招待所去会见他。我们见面后,徐先生谈起要在贵阳搞画展,我立刻对他说我能帮助联系展厅等事情,徐先生很高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画展在中华南路师范小学礼堂举行,徐先生展出了《八百壮士》、《川人汲水》（表现重庆人挑水辛苦状）、马、喜鹊、鸡、人象等画。我很喜欢徐先生的画,亦佩服他的为人,就捧场定了他的“狮子”、…     

李逵六先生访谈录

<正>2019年4月4日上午,《文献》杂志全体同仁在中共中央党校拜访了杂志创刊号首篇恩格斯《共产主义信条草案》一文的译者李逵六先生。今将访谈内容整理成文,以助记忆,以示纪念。主编张志清副馆长首先向李老先生介绍了编辑部全体同仁,并呈上刊物第一二辑的合订本。李老先生则拿出其收藏多年的刊物第一辑赠书,说:"屡     

我记忆中的顾廷龙先生

<正>因家学渊源,我一直着力于曾祖父刘鹗及其《老残游记》的研究,回忆学术之路,顾廷龙先生的帮助令我铭记在心。他虽已离开我们多年,但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影响我至今。我尊敬地称顾廷龙先生“起潜老伯”。起潜老伯去世时的《讣告》介绍他是“上海图书馆馆长”“中国共产党党员”,评价他是“著名图书馆事业家、古籍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高中时,我便常常听到伯父蕙孙先生和父亲厚泽先生谈起顾颉刚和顾廷龙这两个名字,知道这叔侄二人都是著名的学者。     

陈垣先生的报刊编辑事业

陈垣先生不仅是一位史学家、教育家,他还编辑了一系列报刊,为学术文化传播做出贡献。早年他主持革命报刊《时事画报》《震旦日报》和医学刊物《医学卫生报》《光华医事卫生杂志》,启迪民智,推动医学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年他主编故宫档案刊物《掌故丛编》,促成了明清档案的公布;主编《辅仁学志》则提供了中西学术文化交流的阵地。晚年他也参与了一些刊物的编辑工作。在编辑这些报刊的过程中,陈垣先生秉持“中西会通”“百家争鸣”的理念,注重报刊传播知识、引领风气的社会影响,关注读者的阅读体验,重视与读者的交流互动。陈垣先生的编辑事业,具有与学术研究密切联系的特点,并且体现他一以贯之的爱国情怀。     

《藤野先生》传到日本以后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有名的散文《藤野先生》．文中着重回忆了他在日本学医的一段生活经历。作者以凝重的笔触记述了自己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时与藤野先生的交往,热情歌颂了藤野先生伟大的人格、感人的师德,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字里行间饱含着他对这位日本老师的崇敬、感激与深沉的怀念。该文发表在1926年12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23期上。     

访吴祖光先生

我知道吴祖光先生的名字,是在五十年代中期。那时节,我在重庆歌乐山下西南政法学院读书,报纸上载出祖光先生被打成右派的消息,使同学中不少文学爱好者纷纷议论,有的说毛主席那首著名的词《沁园春·雪》,不就是他在当新民晚报副刊编辑时发的吗?他怎会反党反社会主义?有的说:“这位神童倒霉了……”说他是神童,是因为他写出《风雪夜归人》剧本时,才20岁。此后听说他在北大荒“劳动改造”了。     

敬隐渔是译介鲁迅作品第一人

大约在十多年前,看过戈宝权先生写的《鲁迅和外国作家的友谊》一文。据戈氏掌握的有关资料,最早译介鲁迅作品到国外的,一说是翻译家曹靖华的俄译,一说是俄国的中国文学研究者瓦西里耶夫(汉名王希礼)。1925年,当时王希礼在河南开封国民第二军俄国顾问团当翻译员,他开始用俄文翻译《阿Q正传》。鲁迅曾应他的请求,写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我一直以为王希礼是译介鲁迅作品第一人。不久前,友人来访,谈到20年代浅草社的发起人之一、新文学早期小说健将林如稷在1976年初,在他生命濒于垂危时,对他儿子林文询讲了一件鲜为人知的、亲身经历的…     

与王世襄先生的一段文字缘

正人与人的缘分说不清。我当年在光明日报社工作时,因为工作之便,与一些文化老人结下文字之缘,其中就有王世襄先生。今年是王世襄先生百年诞辰,谨以此文作为纪念。那是2002年春,中国社科院的周林先生给我打电话,说他一个朋友是王世襄先生的学生,受王先生之托,想找个人给他写篇文章,是关于上世纪80年代王先生与文物出版社的一段公案。我曾于上世纪90年代,因为工作关系,加上某种机缘,写过几篇文坛官司的文章。这次一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关于西方古典史学的评述——兼与张广智先生商榷

张广智先生在《史学理论研究》1994年第2期上发表的《西方古典史学的传统及其在中国的回响》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他说:“西方古典史学,最早于何时并由何种途径输入中国,对此我们还不甚清楚,还有待继续查考。”张先生又认为西方古典史学在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回响是微弱的。下面我根据已查到的资料,说明一下19世纪     

瘦骨嶙峋仍啸傲——记陈福桐先生

我知道陈福桐先生也晚。十多年前,我还在一家月刊当编辑,社长送来一篇从某杂志复印下来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命转载。我当即读完了这篇稿子,感到很吃惊,明清贵州科举还有这么大的成绩吗？但不由我不相信,作者陈福桐说,他是查考了《明清进士题名录》、北京原国子监明清进士题名碑与其他资料而得到的,个个有姓名、籍贯、职位。     

孙伯南先生的一封信

<正>孙伯南先生是近代苏州的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宗弼（1892—1934)，号式甫。汪葆楫先生曾写有一篇《孙伯南先生事略》，载于《苏州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二辑（1984）。我父亲和葆楫先生都是伯南先生的学生，所以我幼年就曾听说过这位太老师。前两年，网上报道苏州过云楼往事纪略。还提到过云楼主人顾鹤逸，     

张文达先生谈张爱玲

张文达先生,原名孝权,祖籍湖南,定居上海。大学毕业后从事新闻工作。抗战时期协助赵朴初居士做救济总会工作。1980年移居香港,为香港各报写专栏文章,有时一日两三篇。常有传神之笔,堪称“随笔艺术”,誉满香港。我在香港仅见他一二面,今已作古。我曾在《随笔》杂志上介绍他的专栏杂文(六篇)。今又在旧剪报     

悼恩师蹇先艾

恩师蹇先艾不幸于1994年10月26日下午猝然辞世,消息传来,使我极为惊愕,万分悲恸。恩师蹇老今年89岁,我与他的交往,算来已整整五十个春秋。1944年我在故乡大方县读初中,有一天,我为一位被当局所不容而远走的老师、作家何易古送行,我难过地说：“你走了,今后我找谁修改文章呢？”他说;“著名乡土文学作家蹇先艾就在贵阳……以后你可以把习作寄给他;他是鲁迅亲手扶持起来的人,一定会帮助青年作者的。”次年春,我斗胆地将一篇反映山乡农民深重苦难的习作《播种》邮寄给蹇老,请他批评指教。当时他在贵州大学教书,同时还主编《新垒…     

杨向奎先生访问记

一九八四年新年前夕,我们很高兴地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向奎先生。十二月二十九日上午,我们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来到历史研究所。杨先生热情地把我们引进一间小会议室。大家刚坐定,杨先生微笑着环视一周,首先说:“我本来是没有什么值得访问的。不过你们几位一来,我还是要谈一谈的;因为我对北京师大是有感情的,曾经在那里教过书,还是校友哩!今天,就当作老朋友谈谈心吧!”一听说杨先生是师大校友,我们都很惊喜,气氛立刻活跃起来。原来,抗日战争爆发后,国立北平师范大学西迁陕西城固时,杨先生曾在史地系执教三年。那已经是四十三、四年前的事了。杨先生说的“今天就当作老朋友谈谈心”,一则表明了他为人的谦逊,再则也反映了他对于北京师大的眷眷之情。于是,我们就像“老朋友”似地谈了起来。     

“我的儿童文学之路”——访任溶溶先生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原名任根鎏,广东鹤山人,1923年生于上海,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自上世纪40年代起,在近70年的儿童文学生涯中,他笔耕不辍,为孩子们翻译和创作了如《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没头脑和不高兴》、《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滋养了几代中国儿童,影响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进程。2012年12月6日,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发白红心在”,创作出版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并于今年7月全票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一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近日,任溶溶先生应邀接受了本刊采访。采访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任先生穷尽毕生之力为孩子们创作的激情,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工作者们为祖国的下一代所付出的心血。     

从《禹贡》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

1934年初,顾颉刚、谭其骧诸先生在北平发起成立“禹贡学会”,随即出版《禹贡》半月刊。第一期出版于1934年3月1日,除了不署名的《发刊词》和颐颉刚先生的《编后》外,刊有杨向奎、王树民、高去寻等作者的十一篇论文。刊物之所以名为《禹贡》,《发刊词》上说:“《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顾先生在《编后》中也指出:“为了简单而明了,这个刊物采用了‘禹贡’二字,因为《禹贡》是研究中国地理沿革史的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