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问题

"客观性"是历史学科独立的基础,但是历史的客观性与自然科学的客观性有所不同。由于历史活动中必须要有人的参与,历史研究是关于人类的活动历史研究。这样就无法完全的排除主观性的的存在。但是历史研究过程中要重视对史料的收集,在充分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鉴别运用,在历史叙述中保持客观公正,对史学思潮辩证对待,提出合理的历史解释。史学家在进行历史研究中应该持有的学术的良知和史学技艺。     

历史认识性质辨析

在历史认识的性质上,迄今为止至少存在着四种不同的论点。中国传统史学和西方兰克实证主义史学把历史认识视为对历史实在的客观反映,强调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在认识论上是一种典型的历史认识对历史客观实在的反映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分析历史哲学的发展,尤其是相对主义史学把历史看作是历史认识主体的能动创造,历史是历史学家主体思维的结果,在认识论中成为一种主体创造论。20世纪中叶以来,以爱得华·卡尔、伽达默尔为代表的一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提出了历史认识主体与历史认识客体之间双向建构     

李大钊与历史哲学理论

对历史哲学的研究是李大钊在学术研究领域中探索的最主要方面。他对历史哲学的地位进行科学的解说 ,并对历史本体论、历史认识论作了研究 ,为建立历史哲学的中国学派做出了贡献。李大钊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开创者     

20世纪西方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

分析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兴起,一方面批判了思辨的历史哲学,另一方面将历史哲学研究的重点从解释历史的性质转移到解释历史知识的性质上来。这极大地推进了史学理论的发展,也为历史学确立了更为稳固的根基。德国历史哲学家狄尔泰、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继承德国历史主义传统,从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相异的角度来分析历史知识的性质;克罗齐、柯林武德也遵循了这个传统。分析学派罗素、波普尔、亨佩尔等人,则从语言逻辑的角度来分析理解历史的方式和历史知识的可能性。这两个方向共同构成了20世纪西方历史哲学的主流,进一步深化了人们对自我的认识。     

超越人类看人类?——“大历史”批判

作为20世纪末在西方兴起的一个新的史学流派,"大历史"试图从宇宙"大爆炸"讲起,以多个尺度考量宇宙、地球和人类的历史演进,努力整合人类的知识,尤其是弥合史学叙述中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久已分离的残损局面。在当今人类知识细碎化的形势下,"大历史"的跨学科努力显得弥足珍贵。"大历史"对人类未来命运的关注有助于青年一代认清自我,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但"大历史"显然是从超越人类的角度审视人类,其核心概念如"能量流"、"复杂性"、"金凤花原理"、"集体知识"等虽有高屋建瓴的气势,但直接用于界说人类社会的起伏变故,人的情感和信仰等问题便显得天真和乏力。     

西方历史哲学的进程——论世界历史的历史认识与新的世界史观

“历史”是时间中发生的一切事件的全体。“历史叙述”不是学问叙述,而是文学叙述。“历史学”是历史的学问,历史学系统地考察内在于历史的诸事件;在全体历史中,历史学寻求某种历史规律或普遍性。“历史哲学”是历史研究和历史叙述结果的价值评价,历史哲学探求历史的统一性、历史的意义、结构、目标、历史的理念乃至形而上学问题。人类已跨入新世纪,所谓单一文化圈的“欧洲中心论”时代早已终结,一个多元文化圈的跨文化时代已经到来。与这种新的时代相适应,人类必须构筑一种新的世界史观：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人类存在本身中哲学地展现人的本来的“人性”;另一方面,这种新的世界史观应当在被升华的神性信仰中活生生地显现人的本来的“心性”。     

“全球历史观”的困局与机遇

近年来,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全球历史观”问题的讨论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全球史学的构建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2000年在奥斯陆召开的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就把“全球史的前景：概念和方法论”作为大会三个主题的第一个主题,可见全球史的构建在当今国际学术界的重要地位。进入因特网,     

由旧经学向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转变——吴承仕学术成就初探

吴承仕,字检斋,号展成,又号济安,安徽歙县人,生于1884年3月20日,卒于1939年9月21日。他与黄季刚同是章太炎的得意门生,三十年代曾以“南黄北吴”并称于世。黄季刚继承了章太炎的“小学”,竭尽整理提高之功,为旧的字训诂学走上现代科学的道路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吴承仕超越章、黄之处,是他在晚年能够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观点重新研究经学和中国古代历史,成为我国第一位用马克思列宁主义作指导从事经学研究的学。因之,探讨、研究吴承仕的学术成就,揭示其由旧经学到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过程,无疑是有意义的。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简介

正中国人民大学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等院校,在历史学领域始终奋进在时代前列。作为前身的华北联合大学、华北大学曾设有史地系,史、地并重。人大复校以后,有专职教师讲授历史地理学课程。本世纪初新建立的历史地理学专业,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学、特别是清史研究当中,蓬勃发展,形成一支精干的专业队伍,故于2016年12月6日在历史学院成立了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心。     

塔西佗的史料思想

塔西佗主张史学之最高功能在于“惩恶扬善”。基于强烈的道德目的,塔西佗对史料的选用精益求精:只有包涵道德训诫意蕴的历史人事才能成为历史研究唯一有价值的撰述对象和内容;从不轻易放过与种种“小恶”与“小善”当中任何相关的蛛丝马迹。塔西佗的史料方法旨在厘定历史人事的善恶之实。     

郑樵史学思想探析

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郑樵占有重要的地位,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等书中,对郑樵给予了高度评价：“中国史学的成立与发展,最有关系的有三人：一、刘知几;二、郑樵;三、章学诚……此三人的见解,无论谁都值得我们专门研究。”“史界之有樵,若光芒之一彗星焉。”作为一位史学大家,郑樵的史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本拟就郑樵史学思想中最具特色的几点略作探析。     

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历史认识主体研究

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研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陆学术界历史认识论问题研究中的根本问题,这一研究经历了兴盛、低落和复兴三个阶段.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大体可以概括为历史认识主体的定义、历史认识主体的特点、历史主体意识的结构及其作用、历史认识中主体与客体的关系等四个基本方面,这些讨论深化和拓展了大陆学术界关于历史认识主体问题的研究,其不足主要是原创性思想不够.     

治史理念与学术分野——以明成祖生母问题的争论为中心

围绕明成祖生母问题,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学者们展开了激烈争论。这一争论牵涉傅斯年、朱希祖、吴晗、李晋华、王崇武等众多明史研究大家,涵盖治史理念、官私史料价值、史实真伪、学人关系等相关问题,为当时的明史研究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这一讨论折射出以傅斯年、朱希祖为代表的双方在史料观念与研究视角上的截然异趣。同时,这场学术争论还曾受到傅、朱二人个人矛盾激化的影响。对此问题进行深入考察,有利于加深对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演进的认识。     

浅释伏尔泰的进步史观

伏尔泰是启蒙运动的领袖,在理性主义启蒙的时代背景与进步观念的影响下,形成其进步史观.他深信社会是进步发展的,历史进步本身的动力来自理性与科学的指导,人类一定会在理性的指引下战胜愚昧,开创美好的未来.其进步史观对当时后世产生深远影响.     

从后现代主义到浪漫主义——一种史学观念的回归

浪漫主义史学与后现代主义史学都是对现代性作出的回应。基于对空间的关注,它们都反对现代主义的线性历史观,强调史学研究的多重视角。在历史观念和历史书写上,它们呈现出诸多相似性:如对特殊主义、地域主义、偶然性、奇闻轶事、多元性、开放性、差异性的强调;在怀乡情绪中表现历史写作的诗性和审美维度;对微观史和日常生活史的书写等。这表明后现代主义史学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浪漫主义史学更高层次的回归。     

基佐文明进步史观述论

文明进步史观是基佐史学思想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从文明一词的多层面分析入手,强调了文明进步的持续性,并进而提出多种势力的矛盾斗争、多种要素的协调发展共同推动了欧洲文明的逐渐进步。这种从长时段出发,关注文明进程中的各种事件的因果性、规律性等特点,体现出基佐文明史观与伏尔泰文明史观的相异性及对伏尔泰文明史观的发展性。     

从质疑秩序到质疑文化

正如英国社会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所断言的,在20世纪晚期的一个崭新的世界中,“我们找到了我们自己”,而对这个新世界特性的分析,便成为社会学的首要任务(Giddens 1985：33)。而在吉登斯的     

阿拉伯史研究及学科建设的新思路——《阿拉伯国家简史》（修订版）读后

彭树智教授主编的《阿拉伯国家简史》突出了阿拉伯史发展的总特征、总趋势，并从历史交往的角度为世界地区史研究提供，新思路。但美中不足的是对20世纪的中阿关系关注不够。     

Transcending the fixity of jurisdictional scale

In this commentary I argue that the case study of the Hanford Reservation illustrates that local interests are not coterminous with the scale of local government. Hanford is an example of a decentralized land-use decision-making process, whereby multiple government jurisdictions and diverse interest groups are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While the governments are fixed by scale, the other actors are not, and their interests are fluid across scales. Interest groups are most concerned with land-use outcomes, whereas Morrill presents local governments as most interested in their authority over land use. Analysis of land-use conflicts, therefore, must involve examination of both scale-bounded government autonomy as well as the power struggles and cross-scale alliances of the multiple interests and social identities expressing concern about the outco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