刍议新方志成果与保护知识产权

2001年,中国正式成为WTO成员国。与新方志成果息息相关的知识产权问题,已经无可回避地摆在面前,我们必须面对。世界贸易三大内容中,知识产权是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中国在加入WTO漫长的谈判历程中,陆续建立了基本与世界接轨的保护知识产权的法律体系,先后加入了世界性保护知识产权有关公约,宏观上作了净化保护知识产权环境的努力。正式加入WTO后,在方志界适时强化保护知识产权观念,提高认识,找出存在的差距,采取相应的对策和措施,恰当保护新方志成果的知识产权,是当务之急。     

毛泽东与新中国谈判建交的开创

谈判建交是新中国独立自主外交的一项重要实践,是毛泽东将中华民族争取独立、平等和获得尊重的努力与国际法相结合的一次成功创新。毛泽东不仅是谈判建交的首倡者,而且在具有开创意义的中国同印度和英国的建交谈判中,扮演了决策者、设计者和领导者的角色,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与1932-1937年的中苏关系

中苏均视日本为远东地区的主要威胁,将对日政策置于各自远东外交政策的首位,因此在两国谈判中优先处理中日关系与苏日关系,结果导致中苏谈判断断续续地进行了5年.1937年7月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为了与苏联合作抵抗日本,中国做出妥协,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简言之,中苏各自的对日政策,极大程度上决定了两国互不侵犯条约谈判和两国关系发展的走向.     

IPCC的这六年

2007年,IPCC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与此同时,京都议定书在2005年生效,关于温室气体进一步减排的国际谈判开始进入了实质性阶段。由于温室气体减排问题直接关系到各个国家的能源政策问题,     

衰落期的炮舰与外交——“紫石英”号事件中一些问题的再探讨

发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前夕的“紫石英”号事件,可被视为英国炮舰外交在中国的彻底终结。但是,这一事件却未必是炮舰外交的产物。英国此时既无在中国推行炮舰外交的实力,也无推行炮舰外交的故意。事件发生后,经过数日的观察分析,中英双方都得出了这是一个偶然事件的正确判断。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却历尽艰难。一开始双方在谈判级别和谈判内容上便分歧严重,纠缠了很长时间。究其原因,要害乃在于英方是否准备对事件做出道歉。6月下旬,中共做出一定让步,谈判出现一丝曙光,但这一曙光转瞬即逝。尽管英方曾为谈判解决事件继续做出一些努力和尝试,但由于它拒绝认错,谈判再次陷入僵局。无奈之中,英国人选择了乘黑夜逃遁的下策。以往的研究中存在一些史实讹误,需加以订正。从史料来看,英国政府绝无在谈判中正式认错道歉的可能,英舰的逃跑倒是为僵持不下的谈判做出了另类的了结。     

1970-1972年中英建交谈判与“台湾地位未定论”的破产CSSCI

英国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但建立中英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谈判直到1970年才取得显著进展。史料表明,英国政府对美国态度的顾虑、在谈判中采取的刻意拖延和文本设陷策略、在台湾问题上的长期两面政策,导致了中英建交谈判的曲折多变。在重启建交谈判后将近两年的谈判过程中,中国最终使英国接受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省的立场,两国于1972年3月13日实现了外交关系的正常化,所谓的“台湾地位未定论”也最终宣告破产。     

蒋介石与中日三原则谈判

1935年间,中日两国在应对"华北事变"的同时,由最高外交当局进行过关于国家关系之三原则的谈判;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蒋介石,又推动、指导了此次谈判。从1934年10月蒋介石写作《敌乎?友乎?》到1935年10月日本决定"三原则",中国方面首先"以进为退",借广田演说之机,由王宠惠提出了"三原则"而调整中日关系;在华北事变之后,又"以退为进",继续以蒋作宾明确提出对日"三原则"。日本则首先静观而不予回应,在华北事变之后,又开始了外交上的进攻:明确提出了自己的"三原则",并首先否决中方的"三原则"。中国政府在出师不利、东京谈判失败的情况下,于"五全大会"之后,在此前的"三原则"谈判基础上,在南京主动发起了与日本的调整国交谈判,并再次否决了日本的"广田三原则",使得中日"三原则"谈判无果而终。中日双方在谈判中的主动与被动之不断移位、攻守与进退之互相转换,使得彼此在成败与得失之间各有千秋。但相对于华北的风云诡谲和剑拔弩张,中日在东京、南京的谈判桌上所进行的外交斗争,其对于战前两国关系的能量与效果毕竟有限。     

你好,WTO——中国“入世”大回眸

2001年11月10日应该在历史上留下浓浓的一笔。这一天,在遥远的波斯湾沿岸,在美丽的卡塔尔首都多哈,中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WTO第4届部长级会议正式通过了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决定。为了等到这一天,中国已经谈判了15个年头。从最初的“复关”到1995年之后的“入世”,谈判可谓是风风雨雨,历经     

民初中英涉藏事务交涉之补证——基于“顾维钧档案”的研究

十九世纪以来,英国殖民者一直觊觎中国西藏,屡次图谋将该地区纳入其势力范围而未果。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以后,列强趁中国政权不稳之机,纷纷趁火打劫。此时,英国再次挑起侵略我西藏的阴谋。1913年中英两国再次就西藏事务开启谈判,中、英、藏三方除了在印度西姆拉开会外,中华民国北京政府与英国驻华公使亦在北京就西藏相关问题直接展开磋商与谈判。在谈判过程中,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外交顾问顾维钧,为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做出了重要贡献。最终英国企图分裂中国的阴谋在民国北京政府和外交官们的努力下以失败而告终。     

南京谈判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

1946年 6月至 7月的国共南京谈判 ,是四平之役的结果在政治上的直接反映 ,谈判议题被全盘纳入蒋介石的议事范围。南京谈判的主要争执点是美方职权、中共军队驻区以及中共撤退区的地方行政三个问题。谈判的主题是议和 ,战罢议和 ,从而将战与和的政治规则清晰地表现出来。南京谈判实际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终结完成了最后的程序     

国共两党庐山谈判史略

国共两党庐山谈判,是1937年6月与7月间在庐山进行的,是中国共产党为促成国共共同抗日而与国民党进行的两次谈判。虽然,庐山谈判没有达成共赴国难的协议,但为结成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全民抗敌御侮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的形成与撤废

领事裁判权问题是近代以来阻碍中美关系发展的主要症结。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将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1927年1月,美国出于远东战略利益的需要,决定通过谈判途径“尽快”解除美在华享有的治外法权,但因当时美国对华政策无确定对象,加之中国政局动荡,致使美国放弃在华领事裁判权的立场有所动摇。1928年中美签订新关税条约后,在中方的坚持下,中美开始就撤消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谈判。其间,美国采取拖延、推委战术,致使谈判久拖不决。‘‘九一八”事变后远东局势发生突变,中美长达三年之久的谈判因之被迫中断,撤消美在华领事裁判权问题被搁置一边。     

抗战时期蒋介石与日秘密谈判

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中日秘密谈判可以说是抗日战争期间最诡异的事件,一方面,蒋介石屡屡对孔祥熙的谋和活动加以阻遏;但另一方面,蒋介石本人又亲自掌控过几次对日秘密谈判。在蒋介石亲自掌控的谈判中,他最重视,并且最用心指导的是1938年的萧振瀛与和知鹰二之间的谈判。     

国共两党二次合作前夕的秘密接触与谈判

1936年国共两党的秘密接触与谈判，始于1935年12月底，止于1936年11月下旬，前后历时11个月，反复10多次。虽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它无疑为后来双方正式谈判及合作的形成，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国共谈判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建成

从1937年2月至9月,即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国共两党历经艰难曲折,往复谈判,终于在外敌侵略和民族危机面前,实现了第二次合作,并以此为基础,建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成为中国人民坚持八年抗战并最终获得胜利的基石。     

从中美关系解冻系列谈判看周恩来谈判艺术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长期主持外交工作,是新中国外交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者。在1969～1972年中美关系解冻的系列谈判中,周恩来作为中方的主要谈判者,在谈判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及时向毛泽东汇报谈判的进展情况,并根据毛泽东的指示部署谈判的策略和内容;他以于细微处见周到的工作态度为中美谈判营造了自然、友好的外部氛围;他卓越的专业谈判素质、良好的道德修养和独特的人格魅力,不但使谈判得以顺利进行,而且给基辛格和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他们的高度评价。     

从对抗到合作:近代英国集体谈判制的兴起北大核心CSSCI

集体谈判是20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主流的劳资争议化解机制,它最先起源于工业化时期的英国。在19世纪后半叶,调解、仲裁是集体谈判的原初形式,而仲裁与调解委员会也成为民间最早的集体谈判机构。以1860年诺丁汉仲裁与调解委员会为起点,英国各地各行业劳资双方纷纷自发建立起集体谈判机构,通过仲裁、调解等方式来化解劳资争议的热潮开始兴起。英国政府虽然于此间出台了两部相关立法,旨在对民间集体谈判加以规范与管控,但在实践中却沦为一纸空文。近代英国集体谈判独立于国家司法权威之外自行发展,体现出鲜明的自愿主义特色。集体谈判开创了一种全新的争议解决模式,劳资双方依据程序平等原则,就劳资争议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协商与谈判,进而通过调解、仲裁方式达成集体协议。集体谈判不仅增强了劳资之间的相互尊重、理解、互信与合作,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劳资关系立法进程,从而标志着英国劳资关系从对抗到合作的转变。     

集体谈判权保障制度的理论研究

集体谈判,也称集体协商,在劳动权中占有很大的分量。集体谈判在缓和紧张的劳资关系,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生产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集体谈判权方面,我国现行法律对集体谈判权的规定不多,集体谈判权在一定程度上是流于形式。因此,保障集体谈判的实现与运行是劳动权利真正得到保障的前提。通过对集体谈判的历史发展与国外的立法比较,给出完善我国集体谈判保障的建议。     

波茨坦会议与美国中苏政策的转折(1945年7～8月)

《雅尔塔秘密协定》签订后,美国的对苏政策一直处在矛盾之中：一方面,杜鲁门政府不希望苏联通过参加对日战争的机会扩大其在东亚的影响;另一方面,太平洋军事战略又需要苏联的加入。1945年7月上旬中苏谈判开始后,斯大林对外蒙古特别是对中国东北的要求更是引发了美国官员的担忧。原子弹的出现恰逢其时,迅速成为美国政策逆转的契机。围绕中苏谈判,波茨坦会议期间的美国最高决策不但积极支持中国抵制苏联的要求,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的步伐,甚至还谋求抢占中国的大连港口。二战还没有结柬,姜苏在东哑的竞争与对抗的帷幕就已拉开。     

关于朝鲜停战谈判第一线领导班子的形成与沿革

(一)1951年5月30日美国国务院顾问乔治·凯南同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的谈话;6月23日马立克《和平代价》的演说;6月27日美国驻苏大使寇克拜见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的谈话;6月30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发出的愿与朝中方面谈判的通知和7月1日金日成、彭德怀回应李奇微通知的声明,启动了朝鲜军事停战谈判。1951年7月初,中、朝、苏三方商定由毛泽东领导此次谈判。遇重大问题由中、朝两党或中、朝、苏三党协商决定。开始我方按“谈判双方各出两名代表”的设想,经中、朝商定朝鲜人民军代表为南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为邓华。7月1日朝中方面与联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