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寻常的四届人大筹备工作(二)

周总理缜密谋划人事安排 在中央政治局讨论四届人大常委候选人名单时,争议非常激烈,讨论多次定不下来。争议的焦点之一,是“四人帮”坚持提各省造反派头头和“批林批孔”运动中的代表人物进人大常委会;而组织工作小组的中央领导同志在前一段解决“老大难”问题时发现,各地出现的混乱局面都是由“四人帮”支持的造反派头头煽动起来的。因此中央领导同志多次研究,想尽办法找理由反对把一些造反派头头安排做人大常委,有的人选是几上几下通不过。     

黄永胜任总参谋长期间的一些事

黄永胜进京任总长1967年的7、8、9月,杨成武作为代总长陪着毛主席在南方巡视。在这期间,武汉发生了震惊全国的"7·20事件"。当时,各地群众一般分为造反派和保守派,在对待军队和军管的关系上,造反派一般都反军,保守派一般都拥军。而毛泽东当时到武汉让陈再道调头,支持造反派。不支持拥护自己的,反而要支持反对自己的,陈再道转不过弯来。7月19号,王力、谢富治向"三钢"、"三新"等造反派又说了一堆支持的话,就把"百     

关于“工总司的成立的”一些资料

肖关鸿、李逊夫妇在《文革中最重要的政治资本——工人造反派代表“上海工总司”的兴亡》(载香港《明报》月刊1996年6月号)中说：“如果说,全国红卫兵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红卫兵,那么全国工人造反派组织中最典型最具代表性的是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即上海工总司。”“上海是工人阶级最集中的城市,工总司是全国第一个工人造反派组织,而且在全国造反派组织中规模最大、影响最大和持续时间最长。它控制上海局面达10年之久,推举的领袖人物王洪文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并一度被毛泽东确定为继林彪之后的接班人,毛泽东也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上海工人造反派寄予厚望。上海工人造反派的每一个动作对上海乃至全国的文化大革命进程都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贴身卫士忆少奇蒙难(续):写在少奇同志离开我们三十周年的日子里

所谓“智擒王光美”文革初期发生的所谓“智擒王光美”事件,是当时的造反派颇为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在北京、在全国煽动性都很大。实际上这是清华井冈山兵团造反派头头蒯大富他们设下的一个圈套。     

毛泽东与《光明日报》报头的由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所有报纸坚持正常出版都不容易。形形色色的造反派,不断向报社找茬闹事。一张报纸印出来,尽管没有什么大问题,造反派也会“在鸡蛋里挑骨头”,把本属正常的事情加以歪曲,无限上纲,到报社闹事,力图迫使报纸     

杨静仁平凉遇险

文化大革命前期,杨静仁同志任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期间,宁夏的造反派给杨静仁同志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走资派”）的帽子。“走资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死对头”,是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得翻身的。为加快这一进程,造反派们密谋,从过去的历史中寻找缺口,进一步罗织罪名迫害他。在翻遍记载杨静仁同志的历史档案后,造反派们发现杨静仁在抗战时期同志由兰州奔赴延安途中,路经平凉时,由平凉国民党驻军军长杨德亮导演的一出“捉放曹”,使杨静仁同志虽遭国民党通缉,但有惊无险,[第一段]     

扮病人躲避“造反派”盘查

“文革”初期,湖南城步一中我的班主任老师张世兰因拒绝“配合”县城“造反派”的造反观点与行动,还批评“造反派”们影响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被城步一中及县城各厂矿的“造反派”成员多次批斗,在批斗时被“造反派”成员挂黑板游街、跪砖渣、用脚踢、棍棒打,身上被打成多处内伤,折磨得死去活来.     

关于“围困中南海”的一些资料

1967年6—7月间,北京的造反派围困中南海,当时号称百万人,其实只有20多万人。他们驻扎在中南海西门外,时称“揪刘火线”。围困者搭起37000多个帐蓬,安了500多个高音喇叭,竖起了3000多面旗子,静坐示威,要求揪出刘少奇。围困由北京建工学院的造反派发起,长达两个月,在8月5日以后才陆续散去。     

卫恒之死

七、汹涛击岸在山西“文化大革命”的狂滥漩涡中,卫恒凭着坚定的革命信仰和对毛主席、党中央的无比信赖顽强地拼搏着。“造反派”频繁的围攻、人格侮辱和肉体折磨,把他折腾得憔悴不堪。熟悉他的人,看到他那样子,心情很沉重,为他暗暗掉泪。而丧失良知的“造反派”却欲置他于死地而后快。1966年11月12日,由“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发起,在北京体育馆召开彻底批判山西省委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号召山西赴京串联的“红卫兵”回去和卫、王、王集团斗争。同一天,“红联站”和“山西革命造反兵团”在北京强行占据山西驻京办事处,并设立由他们组织的“山西造反派驻京联络站”。     

说假话大不易

有一个侯宝林的段子,是这么讲的：说是＂文革＂时,侯宝林被造反派拉去批斗。批斗的人要他老实交代＂向人民隐瞒的重大历史问题＂,怎么辩解都没用。侯宝林于是想：你们不是想听咱说假话么？俺就给你来个大的。于是,他装出一副老实认罪、     

晚上不许斗女人

“文革”时期,村里（山东潍坊地区）的一些造反派经常跑到公社,把一些“走资派”和“保皇派”揪到村里批斗。一天晚上,造反派把批斗重点集中到一个女“保皇派”身上。这个女“保皇派”是供销社的售货员,非常漂亮。据说她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和丈夫一起被下放。造反派无中生有地责问她如何勾引干部,把会场搞得乌烟瘴气,有正义感的群众纷纷走了。     

王洪文、王效禹采访追记

山东采访王效禹 1967年1月,上海“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成立革委会。各地造反派闻风而动,纷纷夺权和成立“红色政权革委会”。山东省革委会成立较早,革委会主任是一名造反的地委级干部,名叫王效禹。     

一碗水端平——忆李德生“文革”时期平息芜湖武斗

凡是经历过“文革”武斗的安徽人,都无法忘记这样一个名字——李德生,这位被安徽老人戏称为“八级泥瓦匠”的将军,曾亲自主持了芜湖造反派的大联合谈判。笔者当年是芜湖造船厂青年工人、造反派“工总”头头、芜湖市革委会常委,仅就记忆所及,对当年的情景作些追忆。1967年夏天,江淮大地武斗升级,闹腾得人仰马翻、鸡犬不宁,枪声喊声骂声哭声叫声,沸沸扬扬。无论哪一派占了上风,其结果都是两败俱伤。胜者怕败者卷土重来,不敢掉以轻心;输家更怕赢家斩草除根,暗地里摩拳擦掌,准备报仇雪恨。就在两派誓不两立、针锋相对之际,中央果断地派十二军进…     

重庆武斗与全国唯一的"文革公墓"

重庆"八一五"公墓,这个文革遗址成了全国唯一见证重庆大规模武斗的坟墓,这里埋葬了百多人的冤魂和尸体.墓园占地面积50余亩,每一块墓碑上都镌刻着"八一五派"死者的名字,其下都埋着一名、几名乃至十数名以上的红卫兵和造反派.……     

《三上桃峰》的被诬与平反

六十九军进山西“支左”1967年1月12日,山西省委被造反派夺权后,随之而来的是造反派也分成互相对立的两大派,其间,由于江青和康生的插手,更加剧了两派的矛盾和斗争。从互相攻击发展到真刀真枪的武斗,从省到公社甚至村庄的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工业生产多数被迫停产,特     

赵树理的幽默

著名作家赵树理的 幽默是出了名的。"文 革"中,赵树理被造反派 关进了"牛棚"。有一天, 一个造反派手捧一盆鲜 花,路过"牛棚"时,一 眼看到赵树理。"赵树理,过来,过来,你看这是什么?""这 是一盆花。"赵树理看了一眼说。这个造反派又问道:"这盆花 好不好看?"赵树理思索一下,便摇头摆手说:"我看不好看。" "什么?不好看?这么漂亮的花,你竟敢说不好看!这是什么意 思?今天你要给我老实交待!"赵树理无可奈何地说:"既然要     

1927年,大革命末期的一段珍贵史料

文化大革命中,孝感的个别造反派偶然发现了大革命时期的部分档案材料,如获至宝,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宣称：李汉俊、李书城,董必武、黄丹初,都是“国民党政府”官员,是“叛徒、国民党特务”。这些“黑材料”给生者带来无情打击,给死者家属带来厄运。我父亲黄丹初也被     

实践是领导思维创新的动力

思维创新是领导活动发展和变革的先导,实践是领导思维创新的源泉。实践活动没有止境,思维创新也没有止境。领导思维的创新过程,是发现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的过程;领导思维的创新,必须反映社会实践发展的客观要求,并且要由实践来检验修正。那些经不起实践检验的、不能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创新,都不能称为是真正的创新。     

西太后御前女官裕容龄(二)

四、中西合璧的家庭 材料就写到这里。她说有些话不便往上写,等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慢慢谈吧！夜间有时能听到造反派来审讯被押人员的声音,有时却静得出奇。一般我们都较早地入睡,看守人员从走廊上走到我们这里,只转过头来看一看,又走回去了。 我问她:“你父亲怎么当的外交官呢?” 她说:“这跟我母亲有关系。父亲原来有个妻子,这个妻子死后,遗留下一个儿子叫奎龄。旧社     

关于沙洋“五七干校”的回忆

<正>1969年1月,林彪发出"第1号战备令",要求在京的机关、团体和院校的职工紧急疏散。我所在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前身),除留下少数造反派继续监管仍被关押审查的"重点对象"外,大部分职工都携带家属下放到湖北省沙洋"五七干校"②,同时将户口迁至沙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