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与思考

西汉时期夷夏关系的嬗变是从汉初迫于军事劣势所形成的政治上的“夷夏并尊”到汉武帝时期凭借国力主动“纳四夷于华夏”。汉初,在“并尊”格局下,汉廷想要通过“用夏变夷”和使匈奴“渐染华风”来改变当时的政治困境,并未成功。汉武帝即位后,通过对夷夏关系的反思,采取了“纳之华夏”与“夷夏之防”两种政策。进而认为我国古代的政策一直是南北不同,但总的趋势是在夷夏一体的大格局不变之下,南边逐渐华夏化,北边保持华夷秩序。     

评清朝“改土归流”民族政策

土司制度的进步作用和走向反面的过程就是改土归流的社会背景。 中国西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元明清时期,西南各民族内部和民族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不平衡。同时,西南各民族在政治等方面,又与内地封建地主政治存在重大差别。于是,元、明、清政府对西南多数民族地区采取了有别于内地的不同的政策——即“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这种政策即适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基本情况,又服务于封建中央王朝的统治。成为元、明、清各朝解决西南地区民族问题所施行的基本政     

新中国成立60年来民族政策的发展进程及启示

民族政策是以政治主体为规范的国家范围内对民族事务而采取的策略、准则和措施。当代中国的民族政策既吸收了中国传统历史中民族政策的精髓,又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总体上,它基本符合中国的实际,但也有与国内现实的某种脱节。笔者认为,只有对它进行历史的反观,才能做出现实的思考和较为客观的评价。     

浅析隋文帝对高句丽以“和”为主的政策

隋文帝对高句丽的政策一直是隋朝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隋在建国之初的复杂环境;文帝务实、理智的政治作风;魏晋南北朝以来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朝贡、册封体制;“四海为家”的天下观等诸多因素,使得文帝在对高句丽的问题上采取了以和为主的统治政策。     

民族地区政区调整与民族区域自治的实现路径--以20世纪50年代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设置为中心的探讨

20世纪50年代初期,以民族为名称的各层级自治区非均衡地建立,致使政府在已建立民族区域自治的地区与尚未建立区域自治的民族地区执行经济政策时出现偏差,经济政策偏差产生的优惠差异引发了都安瑶族群众谋求民族区域自治的问题。为了解决瑶族谋求民族区域自治问题,在采取经济政策调整和相应政治措施调整无果之后,为配合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落实,政府继而采取政区调整的方式,通过一系列行政区划调整的探索,最大限度地将瑶族纳入瑶族自治县内。最终,通过政区调整满足了少数民族对民族区域自治的需求,实现了民族地区各民族的和解与社会稳定。     

浅析对孔子丧葬观认识的偏差及其原因

接要孔子的丧葬主张是"葬之以礼"即依照与死者社会地位相当的丧葬规格之礼葬之;并且认为对死者的追思与哀悼比丧葬的奢华更加重要.而且,"死,事之以礼"是"孝"的延续,生前更应当"生,事之以礼"。在父母长辈活着的时候"敬而不违,劳而不怨"比死后"破家厚葬"更能体现"孝",所以孔子认为家贫难以成礼的话可以权宜。而由于孔子后学关于丧葬的学说、汉儒之学主张"厚葬"的孝道观等种种原因,后世对孔子的丧葬观认识产生了偏差,才有了"孔子主张厚葬"的误解.     

“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根源探析——以德国文化民族主义为例

“文化民族主义”是“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它以不同形式出现在世人面前。本文认为,原生形态的“文化民族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政治有所发展而又相对落后于其他民族时产生的文化思潮;“文化民族主义”的产生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和历史必然性;“文化民族主义”将长期存在;“文化”的意识形态性决定了它是一种政治资本,是维护本国和本民族利益的政治武器。因此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同时抵制文化霸权主义的侵袭。     

袁世凯政府对藏政策初探

袁世凯执政时期,部分地继承了孙中山“五族共和”思想,主张以汉藏民族问平等团结为基础,以“谋内政之统一”和实现“民族之大同”;采取由剿到抚的策略,争取西藏内向中央;在中英交涉中,妥协与周旋相始终。但拒绝签订出卖西藏的条约。这是袁世凯在处理边疆新危机中唯一能基本坚持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一次。因国力衰弱和袁世凯致力于加强个人专制统治,其筹藏政策最终未能成功。     

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同化"教育与近代"民族国家"之认同

本文以1895年6月-1919年3月日本占领台湾初期为背景,通过分析首任台湾总督府学务部长伊泽修二和台湾总督的民政长官后藤新平的教育思想和政策,对以往研究中把日据初期定义为同化教育时期的观点提出质疑。指出:总督府并非一开始就实行了“同化教育”和“皇民化教育”政策。首先,当时日本国内普遍存在着以万世一系天皇为中心的单一民族的国家观念,以“同化”手段对异民族(台湾人,朝鲜人)进行“国民统合”,与日本以同一血缘关系形成国家的单一民族观念相矛盾。其次,同化教育政策在现实中又与总督府注重经济利益的殖民经济政策相矛盾,因而遭到否定。另外“芝山事件”表明,台湾民众对日本的同化教育政策也进行了强烈抵抗。因此日据初期,实际上采取了日本人、台湾人和原住民三个系统的“差别教育”和“隔离教育”政策。     

浅谈如何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实效性

在新形势下,适应新的要求,做好思想政治工作应注意以下四点:动之以情,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前提;晓之以理,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有效方法;系之以利,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重要环节;导之以行,是增强思想政治工作实效性的关键所在。     

对拓跋鲜卑及北朝汉化问题的总体考察

从258年拓跋力微迁居盛乐到581年北周为隋所代,拓跋鲜卑及北朝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汉化过程。从北魏皇室始祖到北魏前期,虽有汉化因素,但其主流思想是坚守本民族习俗和文化。北魏中期,积极推行全面汉化政策。北魏后期,部分鲜卑人对孝文帝的全面汉化改革进行反思、清算甚至猛烈反扑,曾一度出现了新的鲜卑化倾向。东魏、北齐对汉化政策反扑最为激烈,胡风、胡俗越来越重。西魏、北周虽有胡风、胡俗回潮现象,但幅度较低,范围较窄,主要是对孝文帝以来汉化之路的逐步回归和对民族关系的不断调适,为消灭北齐、统一北方并为隋唐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隋代《区宇图志》的编纂问题——兼论隋炀帝对地理学的贡献

隋炀帝大业年间编纂了《诸郡物产土俗记》、《区宇图志》、《诸州图经集》3部大型地理图书。前后参与其事的编纂《区宇图志》者近50人,现在可考者约10人。隋炀帝时,《区宇图志》多次重修,其原因有三方面。一是修撰者的文体繁复,二是体例失当,三是修撰者狭隘的民族观、区域观念。而隋炀帝时编纂多种地理图书的条件之一,是隋朝对全国各地吏治、民情、风俗、物产的调查。其直接原因,则是隋炀帝的文化素养,以及实际的经济和政治目的,即地理图书作为国家征收赋税土贡的根据,以地理图书来记载其统一华戎的功业、以地理图书归美隋炀帝的政治目的。隋炀帝对地理学有其贡献。     

隋朝的北部防务与长城问题

本文认为,长城在隋朝得到了利用,但是隋朝多沿承前朝旧有的基础,而且是部分地采用,其目的是防御突厥的进攻。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长城的建设只是隋朝处理北方关系的一个手段,隋很重视军队的建设和将领的选拔任用,以综合措施防守北方边地。这是隋朝长城修建的特点。     

嵩阳书院：中州教育史上的明珠

书院之名始于唐代,最初只是收藏、校刊书籍、辨明典章的地方。五代时,由于战争的影响,官学衰废,士子苦无就学之所,于是自动择地读书。一些学者在佛教禅林制度的影响下,选择风景优美的山林名胜之地,作为“群居讲学之所”,出现了具有学校性质的书院。书院的创办者或为私人,或为官府,不少有名学者讲学其间,采用个别钻研、相互问答、聚众讲教相结合的教学方法,     

论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与嘉靖年间的农牧文化冲突

明朝曾采取允许周边各少数民族首领定期朝贡、明廷给以丰厚的赏赐并可在会同馆进行一定程度的互市贸易的政策,由此而形成明代的朝贡体制。但在嘉靖年间,明世宗顽固地拒绝和蒙古通贡互市,以至从嘉靖十一年（1532）以后,整个北边防线战争不断,终于酿成京城被围的“庚戌之变”。明世宗对蒙“绝贡”政策是违背历史大势的非常有害的错误政策,它给明蒙双方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制约了明代历史的发展。     

关于刘勰“文集”的考辨

《粱书》和《南史》的刘勰本传关于刘勰的集有不同的记载。刘勰有无集,本认为,如《梁书》所记载的,刘勰在当时有“集行于世”。但刘勰的集在隋时已亡佚,故《南史》就没有予以记载。刘勰的集,除《心雕龙》和现存的两篇章以外,其余主要是有关佛教方面的内容。此外,本还研究了《刘子》一书的作问题,此书历来有认为是刘勰所撰,但其实应为北齐的刘昼,而非刘勰。     

隋末安徽农民起义简论

隋末安徽农民起义,起于隋末至于唐初,贯穿于隋朱农民大起义的前后;遍及淮河南北、江淮之间及江南州县;其中,两淮区域是重点.作为隋末农民大起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对动摇并改造隋末役重劳民而生产力受到严重破坏的暴政、以及由此调整封建生产关系,具有一定的历史推动作用.     

东突厥阿史那摸末墓志考述

本通过对阿史那王族成员郁射设阿史那摸末墓志的考述,分析了其家族世系中五代人的王位沿袭和兴衰演变,从中不仅可看到东突厥与隋唐王朝的密切关系,也可清楚他们降唐后的具体安置,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隋唐时期东亚地区各民族的历史作用以及中国北方政治、军事格局的变化。     

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嬗变及其原因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 ,认为唐朝对高句丽政策的形成与嬗变 ,即从开始的怀柔与安抚转变到连续不断的征伐 ,都是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然。在对这种变化进行全面论述后 ,认为救助新罗 ,稳定朝鲜半岛局势是最主要的原因。唐朝对高句丽的征伐和消灭 ,积极的意义是使这一地区的政治维持了近两百年的和平与稳定局面。     

图经源流再讨论

本文通过对传世文献、敦煌遗书的重新梳理,从王朝地理资料搜集的角度,对唐代以前图经的性质及其变化提出了新的看法。认为目前的资料尚不足以推测汉隋之间图经的体例等问题,大体上仍属于王朝疆域地理资料搜集的一种手段。至于唐代,当地图造送制度正常运行的时候,亦可能要求随例造送文字性质的图经,两者属于不同形式的地理公牍,地图为正,图经为附属。图经之循例或不一定如闰年图那样固定。随着制度运行的涣漫,文字形式的图经因编造的技术性低,往往循例抄录即可,成为塞责之手段。但为解决地理地形问题,或将已绘之小幅地图附上,即成后世所谓先图后文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