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加莎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和男权话语——以《尼罗河上的惨案》为例

《尼罗河上的惨案》是女性侦探小说家阿加莎的代表作之一。本文从女性主义批评的角度人手,通过对该篇小说角色塑造、人物对话等的分析,可以看出,阿加莎在她的作品中,一方面企图从女性视角打破传统侦探小说中男性的英雄主义形象．表现出了朴素的女性主义意识;另一方面又深受父权制社会思想体系的影响,在作品中仍然不自觉地充当着男权话语的代言人。     

从《孔子诗论》到《诗序》的诗教思想发展——以《皇矣》、《大明》、《文王》为例

<孔子诗论>公布后,再次牵动有关<诗序>问题之讨论,同时也为重新探究"诗教"观念之继承或转化建立起新契机.虽然<孔子诗论>中对于风体诗的评论,明显有重情的趋势,而代表汉代<诗>教思想的<诗序>,又明显注重政治风化之作用,彼此遂产生较大的差异,且显然有思想转化之现象.然而这种<诗>教思想明显转化之痕迹,在<孔子诗论>所评论<大雅>之<皇矣>、<大明>、<文王>三首诗中却非如此,而有继承发展之现象.职此之故,本文将深入此三首史诗的内容,从对比各首诗的诗义以及<诗论>、<诗序>所评论之内容,参照汉代政治之状况,而对<诗>教思想之继承发展情形有更确实的理解.全文之进行:在前言说明为文之动机、目的以及讨论范围之后,进入核心议题,依序讨论此三首诗从诗义到<诗论>,乃至于到<诗序>的诗教思想继承发展之情形,获得更清楚的思想发展脉络.     

中美家庭情景喜剧对比研究——以家庭情景喜剧《家有儿女》、《成长的烦恼》为例

《家有儿女》对于中国情景喜剧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同时《成长的烦恼》作为美国ABC公司推出的一部类似题材的情景喜剧,两者具有极强的对比性,本文试通过分析这两部来自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同类型情景喜剧中的人物塑造、喜剧元素运用、叙事结构三方面,以反映出两部剧的不同创作理念和不同文化形态。     

《吴虞日记》中的近代中产阶层消费结构的变化——以成都、北京生活为例

目前学术界关于民国时期中产阶层日常经济生活的研究论著相对较少。本文主要根据《吴虞日记》记载的日常生活收入、支出情况,分析成都与北京两地中产阶层消费资料比例的差异,以及由此引发的的消费结构变化,并揭示出现这些变化的社会历史原因。     

汪曾祺小说中的江苏水乡“民俗风景画”解读——以《受戒》、《大淖记事》为例

汪曾祺的故乡怀旧小说在浑朴自然、恬淡委婉中表现和谐的意趣,富于地方特色,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被称为江苏水乡“民俗风景画”。以作品《受戒》、《大淖记事》为例,解读汪曾祺小说中所营造的民俗风情的诗画世界,从中可以感受到自然之美、人性之美与和谐之美。     

从乡土小说谈新时期文学真实性的嬗变——以韩少功的《爸爸爸》和张炜的《古船》为例

真实是文学的基本理念,但由于政治环境、思想制度、经济状况的变化,真实性在各个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着不同的表现。新时期是个大变革的时代,作者从文化角度洞察农村,从较为纯粹的文化视角来描绘农民的苦难意识,提高了乡村小说的真实程度。     

记录在幼儿种植活动中的运用和作用——以种植活动《萝卜》为例

正幼儿园的种植活动因其自然、生动、丰富多彩深深地吸引着幼儿,幼儿亲手种植、亲自管理、亲眼发现、亲历成长,实现了自然课堂下真实经验的主动获得,是幼儿园科学探究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种植活动中,伴随着植物生长的是幼儿那专注的目光、倾心的付出、耐心的等待,为了把幼儿亲眼所见、亲耳所听、亲身所想形象地呈现出来,帮助幼儿将获得的关于植物的零碎知识经验系统化,逐步自我建构科学知识与经验,最终形成科学概念,记录是无可替代的最佳选择。《3-6岁儿童学习与发展指南》明确指出:"鼓励幼儿用绘画、照相、做标本等办法记录观察     

含泪带笑的人生悲欢:果戈里和契诃夫小说中的讽刺艺术之比较——以《外套》和《套中人》为例

19世纪的俄国文坛是一片星光璀璨的天空。在这个灾难深重的时代,果戈里和契诃夫作为俄罗斯民族优秀的代表作家,在不同的时期共同地向我们展示了贯穿在他们作品中幽默的讽刺艺术,仿佛一把利刃,深深地刺向俄国黑暗的封建统治和社会腐朽,但同时,我们又可以体味到作家笔下深沉的忧患和悲凉,那是对民族的深深的爱,在这一点上两位作家可谓不谋而合。本文试分别以他们的《外套》和《套中人》为例对他们进行比较研究,探求在运用讽刺艺术上两人的异同,并尝试以此为突破口,分析两人各具特色的精神主旨和创作特色,以聆听他们共同为俄罗斯民族奏响的一曲含泪带笑的人生悲歌。     

大学生公民意识养成初探——以《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教学为例

大学生是十分宝贵的人才资源,其素质如何将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文章结合"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课的教学,探讨了加强大学生公民意识教育的策略。     

初级汉语教材中的中、韩字词对比——以初级口语教材《汉语会话301句》为例

韩国语词汇包括固有词、汉字词、外来词和混合词,其中汉字词最多。汉语是很久以前就被韩国人使用的外国语,传入时间悠久。通过韩国与中国文化方面紧密的接触与交流,大量的汉字继续被引进韩语。对韩国人来说学习汉语相比其他国家留学生更为容易一些,即韩国留学生比没有接触过汉字的学生拥有一定的词汇基础。可是,韩语里边的汉字词在漫长的时间中产生了跟原语汉字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不知道这些不同点,反倒会对学习汉语产生干扰。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坚持正确历史观的几个问题——以《觉醒年代》和《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为例

真实与虚构,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中坚持正确历史观最核心的问题。坚持正确历史观,实现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的青年化、时代化,需要注意四点：一是充分认识坚持正确历史观的极端重要性;二是坚持实事求是是正确的历史观的根本立场;三是科学准确评价历史人物,让教科书上的人物活起来;四是做好“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创作精品的关键,“大事不虚、小事不拘”是历史题材影视作品创作的重要手段。     

从粮食事件看晚清徽州绅商的社会作用——以《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为例

在徽学研究的论著中,对于徽州绅商在徽州当地社会生活中的活动和作用的学术关怀似乎稍嫌不足.徽州因山多田少,从外输入粮食又常遭受邻县遏籴,徽州文书《歙地少请通浙米案呈稿》和《祁米案牍》就记载了晚清时期因为"遏籴"而分别发生在歙县和淳安,以及祁门和饶州之间的粮食运输纠纷.本文以邻县遏籴为切入点,以"歙案"和"祁案"为主要资料探讨徽州士绅和商人群体在晚清徽州地方事务中的作用以及官绅商之间的关系.     

从“小我”到“大我”的叙事美学及价值表达——以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新时代主旋律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从“小我”出发透见“大我”,见证了新中国的历程进程,谱写了一首“中国人民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共成长”的伟大赞歌,而后又以“大我”回馈哺育“小我”,激发出世人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巨大热情,具有深厚的美学意蕴与崇高的人文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