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教士与19世纪中国医疗事业现代化启蒙

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的过程,也是近代西方医疗卫生观念和制度在中国传播和发展的过程。当资本主义的浪潮席卷西方并猛烈冲击东方的时候,近代来华传教士充当了打破中国传统医药文化的急先锋。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扩张的背景下,一方面,他们向古老的中国展示了建立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的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的先进性,引起了先进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潮;另一方面,他们又极力向衰弱的中国灌输其医药卫生的观念和价值,并导致了中西医文化的冲突。伴随着近代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现代化转型,结果是封闭、排外、保守且具有较强内聚力的中华医药体系逐渐走向世界,并且相对先进的西方医药卫生观念和制度也逐渐被中国人所理解并接受。中西医文化开始走向融合,并由此促进了中国卫生事业现代化的启蒙。     

彩墨艺术效果对水墨人物画创作的影响

进入20世纪,经济发展促使思想解放之风盛行,中国画受到西方美术思潮的影响,各门类绘画观念、技法的出现,使中国水墨艺术在西方美学观念的渗透下呈现出更加丰富的表现形式,中国水墨文化走向了不断融合的发展之路。以高剑父为代表的一批画家,一方面受西方传教士的影响接触西洋画,另一方面受民主思想的熏陶力求革新,以改革中国画为己任,使中国画开始融入全新的绘画语言。这深深影响着之后的林风眠等人对水墨人物画的进一步探索。水墨人物画开始融合西方的绘画语言,这也使得中国水墨艺术在新时期被赋予了新的内涵,在观念、技法、形式、材料上都受到了冲击。在中西思想的不断融合下,当代水墨人物画的艺术表现形式被重新定义,这也是水墨人物画在广泛吸收众多艺术思想下形成的新的艺术表现效果。     

近代中国博物馆的公共性构建

近代是西方博物馆文化在中国传播开来的一个特殊时期。受西方公共观念影响国人开始自建博物馆的同时,积极宣扬古物为公器的新理念,倡导古物保藏模式的博物馆化。促使传统私家赏玩性质的古物转变为博物馆展示、教育的公共资源,从而初步完成了中国博物馆公共性的构建。     

明末清初福建留学生与中西文化交流

<正>明末清初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入华传教后,西方传教士陆续来到中国。这些传教士,多是颇有学问的人文学者或自然科学家,他们在把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艺术传入中国的同时,也把中国古老的文明带回西方,中国传统文化对欧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西学东渐的同时,东学也开始西传。在这一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为了培养中国的传教人员,同时也为了让中国人更多地了解西方,开始介绍一些年轻的中国人到欧洲留学,以便他们学     

租界时期鼓浪屿华侨华人社团组织与华人参政格局的形成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厦门被逼开放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两方列强蜂拥而至,竞相争夺鼓浪屿为租地。他们在鼓浪屿设立领事馆。并于1903年5月把鼓浪屿变为“公共租界”。从此时开始至1945年中国政府收回鼓浪屿,整整42年,鼓浪屿都处在工部局为代表的西方列强的统治之下,形成了鼓浪屿特有的租界政治、经济与文化教育。这一期间,鼓浪屿的华侨华人社刚组织,议政参政,对提高华人在租界中的地位,争得并维护华人应有的权益,起了一定的作用。     

论中西方水彩人物画的差异性

由于中西方的文化特点和底蕴不同,虽然中西方水彩人物画同是表达画家的内心世界,但是中国水彩人物画受传统精神影响,向来感性,善于寄托情怀,水彩人物画是按照中国人特有的表现形态发展而来的。最初,中国与西方对空间的观念就朝向不同的方向发展,这隐含着不同文化体系各自不同的思考方向。西方人在客观的、科学的、逻辑的线索上构架他们理智和艺术创作。西方的绘画笔中方绘画的颜色光感更加明显,色彩更加明快﹑鲜亮,视觉上更具有冲击力。     

乌托邦、末世论与西方历史进步哲学观念批判

从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可以说,近代以来西方一切历史进步现都来自于希腊的乌托邦思想和希伯莱的末世论观念两大文化传统。受法国大革命决定性影响而确立起来的绝对理性主义历史进步现承袭了基督教一神教对其他历史观和文化价值观的绝对不宽容的独断立场,造就了统治现代世界的“西方中心论”历史观。现实要求我们通过批判、反思乌托邦与末世论入手,来重释一种能平等、宽容地对待异质文化的,回归生活的底限理性的淑世主义历史进步观念。     

从“杨月楼案”看晚清社会伦理观念的变动

1873年上海租界发生了一起良贱为婚案件,此案引起民间人士在《申报》上展开了一场争论。这一争论反映出当时人们在社会生活方式的变动中,关于良贱等级身份观念、乡党关系与宗族观念以及法律公正观念的变化,揭示了社会平等观念、家庭独立观念及依律执法观念等近代趋向的社会伦理观念的演生轨迹。生活方式的变动是这些观念演生的社会基础,非正统的民间伦理是其内在源流,而把西方作为富强榜样,则使这种观念变动与学习西方的近代社会变革相联系,反映了与西方近代社会伦理观念相汇合的趋向．     

思想演进与近代化:略论晚清技术官僚为政西北之影响

俯视中国近代化历程,知识分子总在社会变革中发挥着先锋作用,技术官僚于晚清一则沦为统治者的工具,另则早于普通群众最先接触西方文明,是具时代特色的产物。晚清西北历经数次回乱与人民起义,社会生产和秩序遭到毁灭性破坏;受近代化思想熏陶的知识分子如郑观应、林则徐、李鸿章、曾国藩等曾对西北国防、经济、农田、水利、交通等方面提出过中肯的建设意见,未引起统治者关注;左宗棠平回乱后西北恢复方始,单从其治理西北之观念变化,不难窥出技术官僚群体开始挣脱政府束缚的痕迹,抛开各自一方的政治因素不谈,就其治理手段和为政思想而言:技术官僚是当时最具近代化的知识分子群体,于西北,无论从经济、文化,亦或是人民的衣食住行都在潜移默化中演绎着近代气息。     

1937—1948年间上海城市民间信仰传播和分异研究

抗战爆发以后,受战争破坏严重省份的移民进入上海,并将其籍贯地的民间信仰带进上海,从而促使新的民间信仰种类向上海城市的传播。同时,由于"孤岛时期"上海租界相对安全的社会环境和租界当局对民间祠庙在经济上的资助,上海城市内部民间信仰的空间分布得以改变,开始向租界内聚集。并在此基础上,其空间布局受到移民分布的影响。     

浅论敦煌出土的唐代围棋子——兼谈围棋的发展历史

围棋活动是供人们养身,陶冶情操,开发智力,培养综合、分析和逻辑思维能力的一项文体活动。本文对敦煌唐墓出土的围棋子及其发展历史进行了探究。     

祥和吉庆 如意康宁——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侧记

2013年1月18日,“吉祥如意——浙江翰越堂藏古代艺术品精粹”展览在西子湖畔的浙江省博物馆孤山馆区开幕。这是浙江省博物馆近年举办的浙江私人收藏精品系列展览之一,主办方选取了王永良翰越堂3万余件文物艺术品中含有较明确吉祥寓意的精减143件,以为贺岁特展。     

巩固党在农民群众中的执政基础

我们党要扩大社会基础,不仅要关注新的枉会阶层,更要重视农民阶级。在现代化进程中,执政党如果没有农民的支持,其执政地位就不可能巩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农民阶级内部出现分化,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特别农民的生存状况和农村自办组织的发展,对党的执政基础提出了挑战。因此,党要在农村巩固自身的执政基础,就必须采取有效措施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党支部建设,吸收优秀农民入党,并引导农村自办组织健康发展。     

从意大利庞贝古城坍塌事故看龙门石窟的保护

2010年,意大利庞贝古城发生了三次坍塌事故。本文阐述了庞贝古城发生事故原因以及存在的问题,并联系龙门石窟实际,对其存在问题进行了分析,探讨了解决思路,强调了日常保养维护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青花花觚鉴定

觚,新石器时代马家浜化遗址即有陶制品出土,其用途为酒器。夏商较流行,西周后逐渐减少。部分器型仿青铜礼器,多用作陪葬冥器。     

浅析拜占廷帝国早期阶段皇位继承制度的发展

戴克里先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重振罗马帝国,其中大部分政策为君士坦丁一世继承,并逐渐成为早期拜占廷帝国管理体制的基础.但是,戴克里先所创立的四帝共治制由于自身蕴涵着不可克服的内部矛盾,在戴克里先退位后随即崩溃.此后经过三个 王朝以及一个世纪的发展,拜占廷帝国皇位的血亲世袭继承原则得以确立,血统成为皇位继承合法性的来源.与此同时,军队也依然拥有对于皇位继承的强大影响力,血统与军队在皇位继承中形成互相制约的关系.     

继承与创新：新修大型清史的体裁体例--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综述

20 0 3年 2月 2 1日至 2 5日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了“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 ,来自京津、东北、华北、西北等地高校、科研院所、档案文博单位的近二百名学者参加了会议 ,就清史编纂的体裁体例等问题展开了讨论。这是清史工程启动后的第一次重要会议 ,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关于史书编纂的大讨论。一、新编清史的定位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以世界眼光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 ,编纂出一部能够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 ,并…     

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谈辛亥革命的实质

文章从资本家阶级在辛亥革命中的实际表现这个角度来探讨这次革命的实质.作者认为资本家阶级事实上是君主立宪派而不是革命派的阶级基础.但在辛亥革命高潮中资本家阶级没有游离于革命斗争之外,不但如此,资本家阶级还利用革命党人在国内根基甚浅的现实使革命后来的发展远离了革命纲领.辛亥革命象一场暴风雨冲跨了早已腐烂的老房子--清王朝,但它却没能建立起真正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革命之后中国有的仅仅是“民国“的招牌.因而辛亥革命实质上是一场推翻了满清的暴动,就其结果来说还谈不上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尽管其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充分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性.     

道教与辽朝政权合法性的构建

本文通过考察道教与辽朝政治的关系,揭示出在辽朝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中,道教如何阐释和构建政权的合法性将契丹开国君后及皇太子神化为道门尊神;采用谶纬与道教融合的方式来诠释契丹开国史;运用道教术语命名政治空间;把皇帝的行帐想象、神化为“洞天福地”;借用道教词汇命名帝王陵寝建筑;堆砌道教辞藻修饰帝后的哀册。一言以蔽之,契丹统治者利用道教塑造君主和国家权力的神圣性,以此构筑其政权的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