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清末北洋集团的政治文化

从甲午战败到辛亥革命爆发之间的十七年,是中国社会政治风云变幻的重要时期。由于阶级的分化和社会的发展,清末社会出现了北洋集团、立宪派集团、革命派集团和满清亲贵统治集团等代表不同阶级利益和社会利益的政治集团。正是这些集团的政治发展和力量颉颃,导致了清王朝的覆灭和中华民国的建立。由于政治机制的运行受到社会政治规范和民族普遍政治心态的影响,本文引用了政治学中“政治文化”这一概念。所谓政治文化是指一国社会成员所具有的特定政治行为模式,它包括该国社会成员中所盛行的政治态度、政治信仰、政治感情、价值观和政治     

皖北乡土因素与淮系集团的发展

皖北乡土因素在淮系集团的发展和崛起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影响.皖北贫困、动荡的社会局面、错综复杂的三缘关系和刚劲剽悍的民风推动了淮系集团在军事方面的崛起,而落后的文化教育水平则限制了淮系集团在政治方面的发展.乡土因素成为淮系集团呈现军强政弱特点的原因之一.     

从复汉到自立:试论两汉之际的隗嚣集团

两汉之际割据陇右的隗嚣集团是一个以陇右地方豪强为主导,并联合氐羌以及关中士人的政治集团。该集团具有武质性、自保性以及政权建设的独特性等特点。在其发展过程中,面对不同情势,其政治态度经历了从"反莽复汉"到割据自立的转变过程。然而,隗嚣集团自身所处的政治环境、社会思潮以及刘秀对陇右的战略经营使得他们为刘秀所灭,难以实现割据自立。     

夏斗寅、万耀煌『鄂军』集团的覆亡

“鄂军”——一支先后以鄂人夏斗寅、万耀煌为首的军事小集团,曾经活跃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舞台上。夏斗寅,字灵炳。1886年1月14日出生于湖北省麻城县木子店杨梅河夏家湾。早年入湖北新军第八镇三十二标当兵。1906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他随起义部队行动被提     

“山西王”阎锡山在津宅邸

阎锡山（1883—1960）,字百川,山西省五台县河边村人。阎1902年入山西武备学堂,1904年入日本士官学校,1905年加入同盟会,1911年辛亥革命后任山西都督,从此长期盘踞山西。1927年,阎锡山投靠蒋介石集团,任陆海空军副总司令、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山西省政府主席。1928年6月12日,奉系军阀张宗昌、褚玉璞退出天津,阎锡山的国民革命军第三集团军占领京津。     

论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系

陶成章是光复会的领袖,辛亥革命中闻名遐迩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加入同盟会的时间稍晚,但却对同盟会有着重要的影响。对陶成章在同盟会中的活动如何认识,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因此,正确地评价陶成章与同盟会的关系,是近代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民国初年陕西督军陈树藩

陈树藩是辛亥革命时期一位在陕西军政界均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一生政治态度前后变化颇大。笔根据多年收集的史料,简述其生平,供研究辛亥革命史及民国史的学参考。     

元末黄河中游地区的政治形势与军阀集团

元末,北方两大军事集团的活动对当时的政治产生了重要影响。军阀集团严重削弱了政府的行政能力。在南方红巾军割据的同时,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割据。尽管元廷为恢复权威与控制能力进行过努力,但最终军阀集团的斗争在事实上瓦解了元朝的统治。     

金朝前期汉官集团述论

金朝前期,女真贵族竭力招诱来自辽、宋的汉官加入金朝阵营,形成了一支颇具规模的汉官队伍。为了更好地利用汉官,女真贵族一方面保持了笼络汉官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另一方面又根据他们在政治态度上的差异,实行“扬辽抑宋”政策。这一时期汉官政策的另一重要特点是汉官地位的变迁与女真贵族内部的权力之争紧密相连。在开国过程中,汉官集团为巩固刚刚建立的金朝政权、促进女真民族的封建化,发挥了重要作用。     

试论旧桂系核心集团成员关系及组织结构

旧桂系集团是以绿林游勇为主组成的军事政治集团,在１９１１－１９１６年间迅速崛起,成为南部中国的一支重要力量,作者从多学科、多角度分析了军阀核心集团形成的原因及其关系结构,并对旧桂系军阀集团内部的关系结构进行重点个案分析、总结特点,寻找旧桂系集团迅速崛起及最终迅速彻底瓦解的原因。     

辛亥革命前后的北洋集团

北洋集团是晚清新兴政治势力,辛亥革命为北洋集团的发展创造了良机,北洋集团与革命党人合作,共同推翻了清王朝,北洋集团也由此掌握了全国政权,北洋集团是辛亥革命的最大受益。北洋集团作为一种新兴势力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为中国社会的发展曾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北洋集团是在旧的土壤中培育出来的,封建的东西根深蒂固,是一种亦新亦旧的力量。北洋集团又是一个狭隘的利己集团,辛亥革命后对革命党人大打出手,扼杀民主制度,复辟帝制。袁世凯复辟帝制,导致了北洋集团的分裂。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进一步分裂发展为大小军阀,祸国殃民,完全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障碍。     

熙丰党争补论

熙丰党争,除了围绕新法具体内容而展开的争论外,还在“祖宗之法”、“义利”、“开源节流”等深层次问题上进行了辩论。王安石认为“祖宗之法不足守”,而反对派则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从实践来看,变法派观点更符合实际,切实可行,但变革对象只是政策设施,而不是赵氏政权“维系防范的基本原则”。王安石引用发挥《易》中的“利义之和”观点,为理财制造舆论,而反对派则直接援引孔、孟的义利对立观点,批评和阻挠变法中的理财。在如何理财上,王安石主张节流但更强调开源,反对派则坚守节流反对开源。这三方面内容,层层深入,是两党争斗的理论依据。     

论新桂系的经济建设方针及管理机构

新桂系在1931年重掌桂政后,提出“建设广西,复兴中国”的口号,致力于广西的经济建设。他们根据“三自政策”确定广西的经济建设目标,并在生产恢复、社会安定的条件下,着手全面规划广西的建设,制定经济建设的政策和方针,设立和完善经济管理部门的机构和职能,全面推进广西的经济建设。新桂系的这些措施是富有成效的,对推动当时广西的经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西塞罗与罗马共和末期的派系斗争

西塞罗是古罗马著名政治家。在罗马共和末期动荡不安的派系斗争中,西塞罗代表元老贵族派的利益,以维系传统的以元老院为核心的共和体制为己任,与形形色色试图颠覆罗马共和政体的野心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被誉为"共和国之父",可谓风光无限。然而,特殊的政治环境,残酷的派系斗争导致西塞罗在长达30余年的政治生涯中不断变换政治立场,深深地卷入派系斗争,并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最终沦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三自政策"与新桂系的军阀政治

"三自政策"是新桂系在1929年蒋桂战争失败后陷入困境的情况下提出的,是30年代新桂系治桂的基本方略.新桂系的"三自政策",打着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动员全省力量,推进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旨在增强实力,巩固在广西的割据,并准备日后重新崛起.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政治混乱,各派势力都施展各自潜能和手段,巩固割据地盘."三自政策"集中表现了新桂系独具特色的军阀政治.     

北洋集团与清末东三省新政

1907年,北洋集团借改设行省之机将势力移植东北地区。以徐世昌为首的北洋集团在东三省大力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发展农、工、商、交、金融各业;普兴教育,发展化事业;整顿军事防务,加强国防力量等。这些措施构成了清末东三省新政的主要内容,对清末民初的东北边疆历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两案"的审理及其历史经验

依照宪法、刑法和刑事诉讼法,1980年司法机关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公开审判.由于涉案的十名主犯中有九人是我党的高级干部,且他们的犯罪活动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以彭真为主任的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五届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决定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和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进行审理.审理工作本着"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严格依法办事,"两案"的审理显示了法律的尊严,推进了民主与法制的进程,是建国以来法制建设中一个引人注目的里程碑.     

湘淮集团与19世纪60年代上海的崛起

19世纪60年代,是上海从"江南的上海"向"上海的江南"过渡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湘淮集团一方面通过解除太平军对上海围困,解决在此过程中产生的诸多社会问题,有效控制了上海的军政大权;另一方面通过采取系列的手段和措施,以处理日显复杂的上海中外关系,为上海的发展创造了一个相对安定和平的环境,从而成为了19世纪60年代上海崛起的一个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