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事求是地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经验教训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比运动是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刚刚建立后,在开始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由于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走过的一段艰难曲折的路程。实事求是地认识和总结”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论毛泽东关于“大跃进“的思想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是基于摆脱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框框,“走自己的路”的意图。以往革命胜利的经验,使他把“搞发动群众,搞阶级斗争”当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历史事实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尝试中,毛泽东曾创造过辉煌的胜利,却也酿致了诸如“大跃进”以及其后的“文化大革命”等严重的失败,其中蕴含深刻的经验教训。     

1958年那条“总路线”形成前后的党内争论

1958年在中国,先后出现了三面红旗。这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虽然分开来说是“三面红旗”,其实三位一体。当年工农业生产的高指标、高估产、全民动员、昼夜苦战,用“高潮”一类字眼已经不能显示出它的规模和气势,只能叫做“大跃进”。而总路线,既是这一场“大跃进”的动员口号,又是它的指导方针。人民公社这种将每一个人从生产到生活都管起来的准军事组织,就是贯彻总路线、实现“大跃进”的组织形式。三者缺一不可,缺其一即无法构成当年这一“壮观无比”的历史图景了。…     

论反右派斗争对"大跃进"运动的影响

反右斗争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就其与紧随其后的“大跃进”运动的相互关系来说,至少在如下几个方面有着直接的因果联系：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进一步助长了报喜不报忧的虚报浮夸风气的滋生与蔓延,使错误得以延续更长时间,并且加重了困难的严重程度;助长了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盲目乐观和盲目决策的情绪;强化了党内在社会主义建设方略上的“左”倾错误。     

1958年反“反冒进”的前前后后

《1958年反“反冒进”的前前后后》一文记载了40年前共和国老一辈领导人在探索加快社会主义建设步伐中,由于对经济规律等问题的看法认识不同,而产生的种种分歧……从深层次记述毛泽东以“监战状态来考虑和处理经济建设问题”,发起反“反冒进”以及“大跃进”的心态。     

八大二次会议与“大跃进“的全面发动

1957年底对“反冒进”开展批评之后,期间经过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大跃进”已是如箭在弦。1958年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以多快好省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在一片“破除迷信”声中,完成了“大跃进”的全面组织动员。 一、总路线的提出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二次,惟有八大。1956年9月,八大召开第一次会议,这也是通常所说的八大。按照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     

刘少奇在大跃进初期和庐山会议中

１９５８年是大跃进的第一个回合。 ５月２３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报告的决议》,正式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发出大跃进运动正式的进军令。 大跃进要的是高速度。６月２１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说：“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根本方针问题。”“‘快’,这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快了就能够‘多’。” 怎样才能把速度拉起来呢？薄一波向毛泽东建议了一个记两本帐的办法,即中央计划一本帐,地方执行一本帐,执行帐大于计划帐。这样一来,计划的层层加码就打开了一个重要的…     

对毛泽东“技术加政治”思想观点的探讨

我国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开始后,毛泽东从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这个大视角思考着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率,归根到底是保证新社会制度胜利的最重要最主要的东西”。①“大跃进”运动,国家多投资了２０亿元,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大炼钢铁,然而,这种高积累...     

九十自述(续)

第十五章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是1958年在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制定的,目的是摆脱我国经济落后状态,把全国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总路线”以及在它     

毛泽东等组织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历史经验

<正>为了尽快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1958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虽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反映了党和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违背了经济建设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背离了党一向倡导的实事求是的原则，遭遇了严重的挫折和困难。毛泽东和不少党的领导人从中感到，要真正把握对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律，     

江汉区大办钢铁始末

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运动,造成国民经济主要比例严重失调,使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遭到严重损失,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大的影响。 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     

馬克思主义者必須滿腔热情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在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綫的光辉照耀下,全国人民都以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的姿态,投入了改变祖国“一穷二白”面貌的英勇斗争,展开了我国国民经济与各项事业全面大跃进的局面。在伟大的一九五八年里,不仅出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和文化科学大发展的崭新局面,而还出现了像东升的旭日一样,富有强大生命力的人民公社。     

社会主义时期党内“左”倾错误的特点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内曾产生了1975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1958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1966年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三次较为严重的“左”倾错误。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相比,这三次“左”倾错误有其自身的特点,研究其特点及其形成的根源,总结经验教训,对于我们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提高执行党在现阶段基本路线的自觉性,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的来龙去脉

1958年是中国历史上极不平凡的一年,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都是在这个“一天等于二十年”的年代里产生出来的。在古今中外史无前例的全面的全民“大跃进”运动高潮中,伴生出了“中国新民歌”运动、“农村整风整社”运动和“拔白旗、插红旗”运动等文化生产各条战线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其中“拔白旗、插红旗”运动持续时间非常短暂,但涉及范围非常广泛,有     

“有好唱好,有坏骂坏”

近来还听有的同志说:“五八年的大跃进无可指责,劳动人民创作的大跃进颂歌就是例证。”我承认,一九五八年,在总路线的鼓舞下,全国人民发挥出高度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努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途径,建立了人民公社制度。劳动人民为之载歌载舞,纵情欢唱。但是,五八年犯了的“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错误,也使劳动人民吃够了苦头!难道“日开梯田九千亩,夜积肥料两座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也是无可指责的跃进歌吗? 最近我去勐海县调查哈尼族民间文学,     

“大跃进”时期文化界的荒唐事

1958年,在工农业生产全面“大跃进”的感染之下,文艺界的“大跃进”也发动起来。文艺战线捷报频传,文艺“卫星”满天飞。文艺家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大跃进”运动当中,在头脑发热的情况下,干了很多违背文艺发展规律的荒唐之事,在今天看来仍然十分可笑。     

艰难岁月——从大跃进到下乡社教

1958年,刚刚结束反右斗争,紧接着又开始“大跃进”。我从上海进修回到桂林师范学院,来不及整理上课讲义,就停课投入其中。当时,全国上下极其狂热,提出全民大办农业、大办工业、大办钢铁、大办教育,提出“超英赶美”和一系列高指标,并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确定为大家都要遵循的总路线。     

从“大跃进”到庐山会议——李先念的心路历程

尽快改变中国经济文化落后的面貌,“早日把中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是中国共产党人和广大人民群众梦寐以求的强烈愿望。1957年末,毛泽东开始发动“大跃进”运动,很快得到广泛的响应。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主管财贸工作的李先念也头脑发热,在财贸战线提出一系列紧跟措施,造成严重损失。但他始终存有疑虑,发现问题早,在毛泽东提出纠“左”后,     

庐山会议何以由纠“左”转向反右

中国共产党于1956年“八大”以后,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上,面临着两大主要问题,即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阶级斗争问题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模、速度问题。党在解决这两大问题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误。这两方面又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使探索过程出现反复和曲折。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的庐山会议就是一个突出的例证。庐山会议本来是为继续贯彻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的精神,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错误而召开的。但是,会议进行过程中主题急速转向,由纠“左”一变而为反右,这一逆转的原因何在?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彭德怀的信突破了毛泽东所设想的纠     

支援四化储蓄存单探析

《安徽钱币》2004年第4期刊登了梁恒孝先生《大跃进时期发行的钢铁储蓄存单》一文,回顾了1958年“大跃进”群众运动中,中国人民银行濉溪县支行积极开展筹资业务,支援国家建设的历史,读后获益颇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