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从经古文学向经今文学的转变——兼答黄开国、唐赤蓉先生

康有为于光绪十二年（1886）前后写的《民功篇》和《教学通义》受到今文经学家龚自珍的影响,表现出某些今文经学观点。光绪十四、十五年康在京师进一步转向今文经学,这是受到了喜好今文经的当朝权臣翁同徘、潘祖荫等的影响,也受到了廖平所著“平分今古”的《今古学考》的影响。光绪十五、十六年之交康在广州会见已经转向今文经学的廖平,受廖平谈话的影响,他完全转向今文经学。随后康在弟子们协助下写出《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康这“两考”没有袭用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因为广州会见时廖平并没有给康看过他的“两篇”。长期流传的康“两考”抄袭廖“两篇”之说乃是不实之词。     

史料的主观解读与史家的价值判断——复房德邻先生兼答贾小叶先生

本文是对房德邻先生、贾小叶先生论文的回复。其中引用了总理衙门章京上书、刘大鹏日记以及"康有为自写年谱手稿本"等材料,并解读《直报》的报道,进一步说明本文作者在《"公车上车"考证补》中的论点。本文还指出了史料解读的主观性及史家对史学的应取态度。     

论《水经注》对潧(溱)水之误注兼论《水经注》研究的几个问题

北魏郦道元所著《水经注》是记述我国1252条河流之水道源流以及相关自然景物与人文史迹的重要典籍。后代学者在对其进行辑补、校释时也发现或造成了一些错误。本文通过引证前辈学者研究成果并列举新的论据,揭明郦道元将春秋战国时郑国与韩国都城(遗址在今河南省新郑市区)东之溱水误注为黄水河;并进而阐述了对《水经注》再做深入研究与严谨校释之学术意义及实践价值,提出了当前应树立新的研究理念,协调学术力量,撰写《<水经注>简校》、《<水经注>新校》、《新水经》等代表现代学术水平新成果等具体建议。     

杨守敬《荆州府志稿》论略

光绪三年(1877),杨守敬受邀参与《荆州府志》纂修,并撰就43篇专文,内容包括荆州府治沿革、荆州水道、荆州古地名、春秋时期荆州人物传略、荆州山水人情杂抄以及附页6类。其中后两项是摘抄的专门材料,未及整理,明显有违方志体例;而且所有内容也并未被《荆州府志》采纳,故杨氏所撰实为稿本。但此稿由于辑录资料丰富,涉及水道考证,并注意地名辨析,对荆州历史人文地理研究、荆州古地名的认识和《水经注疏》的早期探索,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尧都平阳”历史地望的再探讨——兼与王尚义先生商榷

史籍所见尧都之“平阳”是一个地理区域概念。“平阳”在今山西临汾市西南一带是可以肯定的。“王文”所采信的皇甫谧《帝王世纪》“帝尧始封于唐, 有徙晋阳, 及为天子, 都平阳。平阳即今晋阳, 即太原也”之说法根本就是错误的。考古学提供的一条重要线索, 陶寺遗址的地理位置与古文献记载的“尧都”地望相合, 其放射性碳素年代 (距今4200—4400年之间) 也与古史传说中“陶唐氏”兴盛的年代基本一致。先秦“太原”指晋南, 现在的太原是战国末期才出现的地名。太原始称晋阳则是汉以后的事。太原之“晋阳”没有早于春秋之前的考古发现。太原之“晋阳”与唐叔虞之封地无涉, 与“尧都平阳”更无涉。今临汾塔儿山周围的汾浍平原地带就是当年“唐尧”统治的“唐国”属地, 其“帝都”之墟当为今考古发现的山西襄汾之陶寺遗址。     

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性质再议——兼与刘伟先生商榷

长沙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诚然与<左传>存在关联,但本文对相关文献重新研究后认为,帛书<春秋事语>很可能既非简化<左传>而成的<左传>系统古书,也非<左传>成书所参考的底本,而应是一种颇受<左传>影响的"语"类古佚书.虽然帛书<春秋事语>形式特征与<国语>接近,但帛书<春秋事语>是<国语>选本的有关推测尚缺乏充分依据.     

泑泽考——兼论不周山及其他

在古往今来的《山海经》研究中,出现过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观点,以"泑泽"为"罗布泊"即其中之一。本文利用《青海省志·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志》提供的"河源"走向,结合有关地质学理论,以"河出昆仑"为支点,断"泑泽"为星宿海,"敦薨之水"为黄河北源,"不周山"即今布喀达坂峰东北侧的博卡雷克山,为重新破译《山海经》做出了重要铺垫。     

再论“地券”的鉴别——答李寿冈先生

对于汉代以后的"地券",如何去伪存真,进行鉴别,是一个亟待探讨的问题。由于《文物》发表了《徐胜买地券》,我感到可疑,结合平日所考虑的一些鉴别上的问题,写了《从徐胜买地券论汉代"地券"的鉴别》短文。事隔数年,始在1978年第7期《文物》上读到李寿冈先生的《也谈"地券"的鉴别》一文,和我商榷。空谷足音,跫然以喜。《文物》1973年第5期上所发表的我那篇短文,由于《徐胜买地券》上的年号是汉光武帝的"建武中元元年",这件"地券"又是属于土地买卖文书,而不是那些具有封建迷信内容的另一类"地券";因此,这篇短文只限于论述汉代属于土地买卖文书"地券"的鉴别,其他概不涉及。李寿冈先生的商榷把范围扩大了。从时间上来说,他引用了晋代的《杨绍买地券》、唐代的《王     

稽山仰止 越水长流——怀念陈桥驿先生

<正>陈桥驿先生著作等身,驰誉中外,以九十三岁高龄辞世,称得上功德圆满。但我在网上见到这几个字时,还是感到非常突然,因为本来以为陈先生会像侯仁之先生一样寿享百龄;也不胜悲痛,因为我对陈先生不仅属私淑弟子,而且我虽出生于浙江吴兴县南浔镇(今属湖州市南浔区),祖籍却是绍兴,父亲是从绍兴迁出的。陈先生是绍兴乡贤,当代绍兴学术泰斗、绍兴文化的杰出代表,听到他浓重的绍兴口音,就像听到父辈间     

再谈“长沙窑源于邛窑说”——兼答罗平章先生

文章从制瓷工艺、时代背景、窑场所处的地理环境、人文环境等方面,再次与罗平章先生详细论辩了长沙窑的起源问题,认为长沙窑源于邛窑而不是岳州窑。     

再论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的计划性——兼答安井三吉教授

针对日本神户大学安井三吉教授关于卢沟桥事变“偶发”说的观点,本文认为,1937 年7 月7 日的卢沟桥事变,当年的华北日军肯定有一个策划过程,这是有大量历史事实可以证明的。在我们已知的历史资料中,能够证明日军有“谋略”的资料比强辩他们“无谋略”的资料更有力更充分。安井教授完全不顾及这些重要的事实,而把一系列按既定计划采取的行动和计谋败露后蛮横提出的无理要求,都从整个事件过程中分离出来,说成是“偶发”的,无法让人接受。本文对有关史实重新作了系统论证,证明卢沟桥事变是以当年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班为主的阴谋分子精心策划的产物     

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若干问题之再辨析——兼答马启民、任纪虎先生

马启民、任纪虎先生认为拙作《陈独秀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探索及特点》①在陈独秀关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社会主义需要不断深化改革等三个问题的论述方面,对陈独秀思想予以拔高,不符合陈独秀的本意,提出要与我商榷.其实,这些论述反映了陈独秀的真实思想,也是陈独秀社会主义思想中最具理论意义和现代价值之处.另外,拙作并不存在逻辑上的问题.     

再论附录

李琳琳和沈松平在《黑龙江史志》2012年第24期上发表文章指出,附录是指附在正文之后的,非其他篇目可包含而又值得留诸后世的资料集辑。     

目录所记《演山集》《兼山集》及作者黄裳辨误

北宋著名文人黄裳所著《演山集》自宋代即见载于各书目中。清《四库全书总目》《清通志》《善本书室藏书志》等重要书目认为焦竑《国史经籍志》误载其为《兼山集》。梳理史料,宋代有两位黄裳,分别著有《演山集》与《兼山集》,两位黄裳在时代、官职、籍贯等方面有相同或近似之处,导致《四库全书总目》等目录书以及《续文献通考》《宋会要辑稿》等书籍将两书以及作者资料混淆、误载,这给书籍传录及作家、作品研究带来误导。     

《龙舞》原始——兼论《雩舞》的起源

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炎黄子孙夙以“龙的传人”自谓：一首广为流传的歌曲中唱道：“古老的东方有一条龙,它的名字就叫中国……”     

也談陳三立早年文稿的流傳——兼與劉經富先生商榷

南京圖書館發現的陳三立《文録》抄本,與范當世致陳三立書函所論不大可能是同一文稿,范當世書函所論即吴汝綸評點本。陳三立早期文稿《七竹居雜記》殘本仍存於天壤之間。     

谈金富轼对王莽朝记事的篡改——兼与耿铁华先生商榷

《汉书·王莽传》关于高句丽的一段记事,是研究高句丽早期、尤其高句丽同中原皇朝关系的历史弥足珍贵的可靠文献资料,《后汉书》及《三国志》也转录了这一记载.但是,金富轼撰写的《三国史记》,采用了彼时流传下来的极为不可靠的高句丽资料,并用"削足适履"的方法严重篡改了中国文献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正确记载,使本来清晰的历史变得模糊起来.但耿铁华先生近来发表文章对金富轼的"改写"倍加肯定,并罗列了一些不成理由的理由,借以否定中国史书中关于王莽朝记事的内容,因此本文顺便对耿先生的见解提出商榷意见.     

论明代方志的数量与修志制度--兼答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

章答复张升《明代地方志质疑》,对明代方志数量进行重新统计,并归纳出官定体例、申详呈报、乡绅呈请、公告等修志制度。     

从用韵再论《二十四诗品》的产生时代与作者——代答张柏青教授

近来有幸拜读张柏青教授《从（二十四诗品）用韵看它的产生时代与作》(PP42-51,学遗产,2001年1期),读后若有所获,又若有所迷茫。我等虽未谋面,但吾与张先生显系同乡,观点参差,实为申明学术计,务请张先生宽之谅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