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座、建鼓与战鼓

我国最早的鼓可以追溯到仰韶时期的陶鼓,是当时的一种乐器。龙山时代的鼍鼓形体硕大而且都出土于大型墓葬,已经具有礼乐器的功能。商周至汉代的鼓称建鼓,是宫廷祭祀等活动的重要专用乐器,仅有实力雄厚的王或诸侯才能使用青铜鼓座的建鼓。战鼓形态与建鼓相似,是击鼓使进的指挥乐器,为了适应战争的瞬息万变,其形体比建鼓小巧。     

甘肃新发现史前陶鼓研究

甘肃省博物馆分别于1997年和1998年先后征集了十余件出自甘肃永登和青海部分地区的史前单面陶鼓的鼓腔遗存。甘肃省博物馆(以下简称甘博)征集的这批陶鼓,与1986年3月兰州市博物馆征集的陶鼓相比,不仅数量多,而且出土地域有所扩大。说明这一原始打击乐器在艺术实践方面所具有的广泛性和普遍性。更为重要的是其所属时代亦有了新的突破和发现,这确实是一次令人感到振奋的发现。现撷选其中6件,简介如下：     

后冈一期文化陶鼓初论

后冈一期文化的陶器中发现有以泥质红陶为主,形体较大,口部多施以数周弦纹,颈下为一周鹰嘴状纽或长方形乳钉纽的所谓陶罐、陶缸或陶尖底器。根据以往对这类陶器的研究成果,应定名为陶鼓。陶鼓作为一种打击乐器,其历史非常悠久,在黄河下游的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和黄河中游的陶寺文化发现陶鼓的数量最多,自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均有发现。     

陶寺遗址的早期发掘

1978—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同临汾地区文化局,对陶寺遗址的普通居住址和早期大贵族墓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九座贵族大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的彩绘陶器、木器、玉石器等。其中彩绘龙盘、陶鼓、鼋鼓、石磬、木仓形器、木豆形器、玉钺、玉戚(圭)、玉璧、玉琮等都有可能代表着王者地位的礼器。另还发现了红铜铃和朱书文字等。这些发现确立了陶寺文化,建立了陶寺文化的标尺。     

“缶”的真意诠解

2008年8月8日晚,古老的北京迎来了西方奥林匹亚山的圣火,东西方文明在此交融,气势宏阔的"缶阵"让国内外感叹不已。但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有人说此阵反映了中国古老的文化,有人说"缶"是古代很低贱的乐器,放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很欠考虑……本文试从文献意义上讨论"缶阵"之缶是对古代乐器之缶的错用,仅希望借以反思今天人们继承传统文化的路径和图景。     

甲骨文"(酉彡)"字新释

(酉彡),是商代卜辞中最为常见的字之一,但对于此字的释诂,一直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本文认为,甲骨文(酉彡)字既非罗振玉所说的意为尝酌的酒祭,亦与郭沫若所说的乃积薪燔柴之槱祭无涉,而是鼓缶、击缶古俗之写照,考(酉彡)字造字本意,酉即陶质酒器,彡乃敲击酒器所发出的声音之标符,(酉彡)正是鼓缶为乐的会意字,在甲骨文中被专用作以音乐祭祀的祭名,乃彡字的繁文,即后世之肜字。     

太平鼓舞的故乡

正一在浩瀚无垠的西北高原上,有一种令人震撼的舞蹈,它就是兰州太平鼓舞。一场舞姿优美、气势磅礴的太平鼓舞,舞碎了母亲河上的粼粼波光,舞醒了白塔山上的朵朵野花,舞亮了华夏都市的万家灯火。它燃起我对这片美丽的古丝绸之路重镇的美好向往。兰州位于九州山下的黄河两岸。走近它,亲近它,你会发现,这块充满神奇魅力的天堂,不但蕴藏着悠远古老的历史和深厚灿烂的文化,而且随处可听到舞了600多年的太平鼓舞。兰州是太平鼓舞的起源地。兰州市博物馆里保存着新石器时代的马家窑文化彩陶鼓,它是鼓的     

罍、缶辨正

在各地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中,罍和缶是常见的铜礼器,其名称与文化属性显然有别,二者不能混为一谈.但由于二者器形相近,在一些考古报导或论文中常常出现把二者混为一谈的现象,主要是往往把缶误称为罍.兹举近几年来数例如下:1977年第3期《文物》报导湖南湘乡墓葬中出土的铜器,简报将缶称为罍.     

淮河流域史前陶鼓的研究

淮河是介于黄河与长江之间的重要河流,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学化在我国新石器时代占有重要的地位。本对淮河流域新石器时代考古学化进行了重新界定,对淮河流域出土的史前陶鼓进行了定性与定名、器形分类、发展与传播、使用与作用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并探讨了陶鼓与原始礼乐的关系及东夷集团在华夏明化进程中所起的作用。     

苗族“吃鼓藏”

"吃鼓藏"叫吃鼓,祭鼓。苗话叫"诺纽"努牛"等,"诺"是吃,"纽"是鼓,汉译为"吃鼓"。贵州从江苗族吃鼓藏是一项重大的祭祀活动,仪式过程复杂烦琐,神秘肃穆,娱人娱神(鬼),而且延续时间长、规模大,其文化内涵包括了苗族的哲学、历史、宗教、传统文化等。     

大汶口文化的打击乐器——陶鼓浅析

田野发掘所获取的资料显示大汶口化(含北辛化)所发现的陶鼓是原始先民的主体乐器。     

卜辞缶方地望考辨

缶方是商代甲骨卜辞所载重要的方国,缶方之缶与匋古为一字。缶方(匋地)不在今晋南的永济,而应在汾水中游的今文水县西南10公里的平陶故城一带。卜辞中与缶方联系紧密的基方,则位于今晋中市太谷县东10公里。     

简析兰州鼓子的文化功能

本文以甘肃兰州特有的说唱艺术——兰州鼓子所具有的基本文化属性为依据,从兰州鼓子的历史演变、当前的社会文化环境、受众层面的需求以及发展现状等方面入手,对兰州鼓子的社会音乐文化功能作了分析,并提出在当今艺术市场不断繁荣的大环境下,如何使兰州鼓子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是地方文化部门和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     

试析望山M2遣策与青铜礼器的对应问题

望山M2出土了一批性质为遣策的竹简,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将遣策所记的青铜礼器与墓葬出土的实物重新对应,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见解。在器物对应和定名方面,认为遣策所记的"卵缶"同于尊缶,而"迅缶"同于浴缶或盥缶;在竹简的编联问题上,认为46号简和47号简应缀合。     

瓶谈

瓶,形声字,旧为薄经切,平声,青韵,也就是说应该读作＂冰＂。金文中写作,即两个＂人＂靠在一起,曰＂并＂,从缶。《说文》中写作从瓦,解释做＂汲瓶也＂。因此,这两种古文字都是＂冰＂字音。其实《六书通》写作,读＂平＂字音,从缶,《方言》曰：＂缶其小者谓之瓶＂,反而跟如今的读释更贴切些。＂汲瓶＂的出土记录可以上溯到新石器时期,大抵是个尖底、小口、有系的缶,     

关于宣汉罗家坝巴墓发掘的几点看法

M33是一座等级比较高的墓葬,随葬品当中以巴蜀文化特征的器物为主,铜器有鍪、釜、尖底盒、戈、矛、剑、钺等,陶器代表性的有尖底盏、喇叭口罐等,其次是楚文化风格的器物,如铜器中的鼎、敦、壶、缶、簠、甗等水陆攻战纹铜壶为中原风格的铜器.综合该墓的墓葬形制和出土遗物分析,当为巴文化墓葬无疑.该墓出土的巴蜀文化器物中的铜鍪风格为垂腹,与成都百花潭中学十号墓、中医学院、京川饭店等战国早期墓出土的形制相近,尖底盒多见于战国早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钺为战国早期直腰式风格,战国中期以后的钺腰内束,陶器中的尖底盏小而腹浅,多出在战国早期的巴蜀墓葬中,到战国中期左右,豆的出现逐渐取代了尖底盏,喇叭口罐与战国早期的成都中医学院、商业街船棺的同类器相近.从铜簠的形制看,为战国早期的特征,与当阳赵家湖楚墓第五期开始出现的陶簠相近,球形铜敦与当阳赵家湖第四期春秋晚期的铜敦比较接近,过去巴蜀墓葬中也有发现,如成都中医学院、金沙巷、新都马家大墓、绵竹船棺(M1)等,年代从战国早期到战国中期,铜缶与春秋晚期寿县蔡侯墓出土的22号盥缶、淅川下寺春秋晚期墓铜缶和战国早期曾侯乙墓出土的缶形制相近,与淅川下寺春秋中期和新都马家战国中期大墓出土的缶有所区别,甗也近似于曾侯乙墓出土的甗,综合分析,将该墓的年代定在战国早期比较合适.     

青铜器

缶(fǒ u音否) 古代盛水或酒的器皿。圆腹,有盖,肩上有环耳,也有方形的。盛行于春秋战国。器身铭文称为缶的,有春秋中期的栾书缶和安徽寿县,湖北宜城出土的春秋晚期蔡侯缶。 (?)(líng灵) 古代盛酒或水的器皿,(?)的名称见于器身铭文。口微侈,束     

山东史前乐器初探

本文主要根据最近几年山东地区的田野考古资料,对发掘中出土的一些史前时期的陶鼓、笛柄杯、陶响器、陶(骨)哨、陶号角、陶铃、陶埙等乐器作了介绍,并就与此相关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古文字考释四则

于省吾先生释甲骨文此字为“橐”,他说：“至于橐 字作 ,其中所从的 ,为什么释为缶?我的解答是,商代金文宝字所从之缶,作父丁卣作 ,辇卣和 均作 。不仅如此,商代金文的宝字所从之缶,也有不从口者。例如,作父乙卣作 ,新尊作     

薪尽火传 追寻正声——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古代音乐文化的复原与传承

正中原自古为礼乐之邦,这片丰厚的土地上有着源远流长的历史文明、灿若星河的文物遗存和丰富多彩的音乐文化。2000年,河南博物院组建了华夏古乐团。华夏古乐团的成立与发展,是河南博物院对文物陈列延伸、考古成果复原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一种创新与尝试。我们针对史前至唐宋古代乐器进行了复制研发,史前骨笛,骨哨,陶鼓、陶埙;商代陶埙排箫,特磬铜铙;两周的编钟编磬、木鼓木瑟;汉唐时期的琴筝阮笛、琵琶箫管等,共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