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刺歪官趣亦多

在封建社会里,歪官不少,或贪得无厌,或残酷无情,或昏庸无能……他们唯一的本事就是为害百姓,百姓也因而恨之入骨。为表达对歪官们的愤懑,一些文人便以笑话为武器,给歪官们以无情揭露和有力鞭挞。其中,尤以讽刺歪官的诗更具情趣。且看——     

见于传世本的唐代文人诗作——敦煌的唐诗讲座之一

本文所说的敦煌唐诗主要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唐、五代、宋初时期中原文人创作的诗歌。自敦煌遗书现世以来,这些诗歌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很多。本文在前辈时贤的研究基础上,从存诗和佚诗两个方面讨论敦煌文人诗的价值．对中原文人诗在敦煌的传播与应用进行探讨。     

傅山与“南、北宗论”

旧时代的文人很注意自己的“名实”。文人作画不屑与画工为伍,一个原因是不愿受权势或金钱的奴役;另一个原因就是“名实”,即用以标榜身份清高的“虚”名。古代文人在后一方面几乎无人幸免。在政治生活中,文人们根据自己的立场突出前者,政治上无所作为时便抬出后者自我安慰。很     

功名进退须泰宁

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这是中国古代传统文人的理想与追求。泰宁作为"汉唐古镇、两宋名城",曾经享有"隔河两状元、一门四进士、一巷九举人"的科举荣光。然而在历史上,这座闽西北的古镇命运多舛,多次经历刀兵之灾;泰宁文人也似这座古镇一般,在科举和宦海的道路上     

古诗、乐府考辨

诗、乐同源,合而不同;诗与乐府,并存不悖。汉乐府曲辞分为二途,一者采诗被乐,率多闾巷风谣;一者文人之辞,其中郊庙之辞,大半《诗》颂四言,故称诗而已矣。而文人五言虽杂乐府之中,然与民谣殊类,又异郊庙之辞,后世遂称古诗,姑且以为分别;魏晋以下文士所拟,大率其辞之流,于是概称古诗,且与乐府对举,以专后者之名,竟以汉世为宗。究之古诗、乐府,初则其义相即,并无截然分界,唯以后人所见,方有判然之别,而其对举互异,要归民间采诗与文人所作,二者分途,卒成两体。     

邹伯奇的人格哲学

清人梁绍壬在其《两般秋雨盒随笔·文人诗》中说：“从来工制艺者未必工诗,以心无二用也。然余谓非真文人耳。若真文人,未有不能诗者,且文人之诗,方能人细。有明至今,骚坛之卓卓者,非即台阁之铮铮者乎。”[1]他这里所说的“真文人”不知包括不包括科学家。其实科学家中能诗者亦大有人在,随口说出其著名者便有宋之沈括,明之李时珍,当今已故之数学家华罗庚、苏步青,以及至今依然凌云健笔意纵横,活跃于经济学界和诗坛的著名经济学家和诗人厉以宁等。我这里要说的则是清代著名科学家邹伯奇,而且可从其与友人的唱酬诗中进一步看其为人为学及其在当时学术界的地位。     

元代庐陵文人群体及文学成就CSSCI

元代初期江西庐陵一地出现了众多文人,包括刘辰翁、邓光荐、赵文、赵功可、王炎午、龙仁夫、刘将孙、刘岳申、刘诜、刘参、刘巨川、曾闻礼、艾幼玉等。由于同出庐陵,且多直接或间接受刘辰翁的影响,在文学思想主张和文风趋向上有着某种共性,因而最后成为一个有以地域为标志,并有着紧密联系的庐陵文人群落。庐陵文学中,文胜于诗。庐陵文章盛于元代,在元代文坛上占有重要的一席地位,诗则次之。而在众多的庐陵文人中,赵文和三刘,即刘将孙、刘岳申、刘诜的文学成就尤其斐然,代表了元代庐陵文学的成就。     

明清时期扬州与文人治生

明清时期,扬州吸引了许多文人来治生。他们的治生途径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或依靠自身一技之长,如授徒、出售书画、占卜等取利自养,或寄迹、依托于豪门富室,文人与豪门富室之间形成了一种密切的互动关系,但也出现了一些变异现象,如一些文人仰富商之鼻息,自损士品,士气尽丧。文人参与治生的原因,或因举业不成,或因生计所逼,或受长辈影响,或观念开始转变,等等。     

浅析《孽海花》中晚清文人的思想形态

《孽海花》作为晚清的四大谴责小说之一,作者通过对雅聚园、含英社、谈瀛会、青年会、强学会的描写。为我们刻画出了一副生动的晚清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形态、官场腐败和知识分子的迂腐。     

宋代文人士大夫与荒政变革

荒政在宋代发生了思想、制度、机构的变革,完成了制度化的过程,形成了较为完整的荒政构架。在这个过程中,宋代新兴的"文人士大夫"阶层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本文通过研究"文人士大夫"阶层在宋代的形成和政治地位论证其参与荒政变革的可能性,并考证"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荒政思想于荒政思想史中的重要变革以及其在荒政实践中的具体创新,以期还原宋代文人士大夫在宋代荒政变革中的重要贡献。     

许竹楼的画艺人生

艺坛名宿许竹楼先生诞生百年之际,其外孙田舍郎先生筹划出版了一本《许竹楼书诗画集》。画集中100多幅书画佳作和诗词手稿,向人们展现了一个工诗文、擅书法、精绘画的文人画家的风采。     

文人与粥

粥者,西南人谓之稀饭是也。本文罗列了不少著名文人对稀饭的赞扬,不知能打动读者否?中国文人喜欢附庸风雅,对粥也是情有独钟,为什么?我从几位古代名人对粥的论述中了解到,粥对养生确实有其独特的效用。宋代大诗人陆游《剑南诗稿·食粥》诗曾这样写道:     

甘肃岷县文徵明行书诗碑

甘肃省岷县文化馆藏有文徵明行书大字诗碑二石。二碑同高182厘米,一碑宽81厘米,一碑宽98厘米,皆两面镌刻,每碑各刻《上巳》、《九日》诗一首。行书大字,字高13至18厘米,宽11至15厘米,书法苍劲雄秀。《九日》"雨晴"一首碑末有小字篆书跋一段:"《上巳》、《九日》诗四首,长洲文徵仲书也。因岷州字学不传,命曹生伯     

梦庄先生与绮社

正文人雅集、诗酒往还的风尚,在苏北盐城,明清之际滥觞已见,见诸史料的有"待雪堂吟社""藕香吟社""九老消寒会"等。民国二十二年(1933)周梦庄先生等17位文人在盐倡办的绮社,因其"请缨无路,报国有心"的文人初心与艺术境界,格高一筹,其声誉,远播大江南北;其余绪,泽被后世,是一段值得追忆的文化往事。周梦庄(1907—1998),原名振康,字蝶公,号猛藏,盐都区(原盐城县)伍佑人。无党派爱国人士,著名     

西晋“二十四友”集团交游方式探析

"二十四友"作为西晋重要的文人集团,囊括了陆机、潘岳、左思、刘琨等当时的一流文人,但因事权戚贾谧,长期以来颇受冷落。通过综合考察现存资料可以发现,"二十四友"集团的交游方式主要包括三种:以"金谷宴游"为代表的文人集会、日常的赠答唱和以及为贾谧讲解《汉书》和讨论"《晋书》限断",这些交游方式从很多侧面反映了以"二十四友"集团为代表的西晋文人社会活动的整体风貌,具有深刻的文学史和文化史意义。     

“须静观止——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展探微

2019年12月20日,苏州博物馆清代藏家系列展之最后一展"须静观止——清代苏州潘氏的收藏"拉开帷幕(图一),共展出吴门"贵潘"大房一支潘奕隽、潘世璜、潘遵祁、潘志万四世一脉所藏珍品约70件,展品以书画、碑帖为主,兼及文房小品,内容丰富,蔚为大观,可以说纯正地延续了明清传统文人之典雅趣味与文化精神。     

文人与酒

酒与中国文人自古以来就有密切的联系,本文将对这一联系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述,分别是:就对文人人生观的影响,酒对文人文学风格的影响和酒对文人命运的影响。     

明代吴中文人的隐逸文化与书画创作

隐逸文化自古以来为文人提供了精神自由的可能。吴中文人之隐逸传统可追溯至春秋时期。明以前,吴中文人已形成了独特的地域风貌,出现了家族隐逸的趋势,文人或以学隐,或以艺隐,并兼重孝道。明代的吴中文人隐逸,或为避祸,或为自娱。虽避隐一地,仍积极参与家乡活动,影响地方士气。同时,吴中文人亦以不同艺术形式表现个人隐逸生涯。或借助隐逸图绘,以画作表现隐逸生活与隐士高节。或誊抄前代隐逸文学作品,以表现隐逸之好。     

岳飞之死与宋代文人政治的历史困境

岳飞之死乃是宋代政治的一大悲剧事件。一般认为是高宗、秦桧为与金媾和而杀害了岳飞,但从更深的政治文化传统来看,岳飞实为宋代士大夫官僚集团共同谋害。他的死象征了士大夫从武将手中重新夺回兵权,恢复了自宋代立国以来的文人主导政治的传统。岳飞之死亦显示了宋代文化的悲剧性质,是自北宋以来文人迫害武将传统的历史循环,显示了宋代文人集团极其狭隘的政治心胸。审视岳飞悲剧可以看出,士大夫们已经把维护本集团利益日益看得高于一切,甚至置王朝的整体利益于不顾,他们最终自陷于历史的困境而不能自拔。这也是整个所谓"宋型文化"失败的个案透视。     

光采腾孥 辉映璇室——南京博物院藏明清文人端砚举要

文房四宝中,砚因其珍贵恒久的质地和集书法、绘画、雕刻等工艺于一身的特点,受到文人、艺术家和权贵阶层的重视和喜爱,文人砚应运而生。“文人派砚雕指的是文人自己操刀雕琢砚,或由文人自己设计,别人所琢之砚”。宋朝时,“镌刻砚铭已蔚然成风,特别是名贵的石砚都要镌文”[2]。“文人题铭砚在清代发展到极致,题铭内容涉及砚的制作者或拥有者、砚的来源、砚的开采、材质与形制的描写和赞颂以及表达文人的认知、感悟、志向等思想情感诸方面。题铭的书体以行、隶、篆、楷、草为主,旁及金文、石鼓文等,此时,文人雅士参与制砚、刻铭已成为一种风尚”[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