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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61窟(当时称"文殊堂")营建于五代,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主室西壁通壁绘五台山图,被认为是敦煌的"文殊五台山道场"。西夏统治敦煌时期,重修此窟甬道,新绘制了炽盛光佛经变。对以文殊五台山信仰为主题的第61窟进行重修,反映出西夏人重视五台山信仰的特点,而炽盛光佛也是西夏时期流行的造像题材,说明西夏在重修时也引入了自身信仰的新的美术题材。西夏重修第61窟体现了西夏在洞窟重修方面新旧兼顾的特色。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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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464窟原是北朝时期开凿的多室禅窟,后经两个不同时期的改造而成为礼佛窟。关于该窟首次重修的年代问题,目前学界有西夏前期、西夏中后期和元代初期三种不同观点。第464窟后室壁画为首次重修时所绘。本文通过该窟后室壁画中所呈现的多种西夏时期艺术特征认为其绘于西夏时期。经研究,前室素壁现存的两则汉文题记书写于壁画绘制之前,其书写年代上限为1118年,可进一步将其首次重修年代确定为西夏中晚期。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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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门石窟融汇了从公元五世纪至八世纪的佛教雕塑艺术 ,在这长达四百多年的雕刻史中 ,凿出了两千三百四十五个洞窟 ,其中雕刻佛像数量最多、雕刻手法最为细腻的当属万佛洞。万佛洞 ,位于龙门西山中部的崖壁上 ,为典型的前、后室窟 ,内窟高、深、宽均 6米余。因窟内南北两壁整齐地刻满了高约 4公分的一万五千尊小坐佛而得名。该洞窟的营造、形制、造像题材等方面 ,均有丰富的内涵 ,现将此窟作以介绍 ,并述与此相关的一些问题。一、造像内容万佛洞的前后室均为方形平顶 ,该窟为九尊式造像。内室七尊 ,外室二尊。正壁主尊阿弥陀佛 ,像高 5 65米…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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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徐松游历莫高窟,在所著《西域水道记》卷三中记载"岩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此碑今存敦煌研究院陈列中心,碑名《重修皇庆寺记》,立碑时间为元至正十一年(1351)。莫高窟第61窟所塑主尊为文殊菩萨,后壁通壁绘五台山图,故又名文殊堂。许多学者依此认为"文殊洞"即为第61窟,进而推断甬道壁画为元代重绘。本文考察相关资料,认为徐松所载之"文殊洞"乃今之第94窟,皇庆寺碑至迟到清代还立于该窟内,直到1944年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时才搬离此窟,因此徐松所记的"岩之文殊洞外有元皇庆寺碑"不能作为探讨第61窟甬道壁画年代和风格的依据。同时,根据此碑所在的位置,本文对皇庆寺寺址的有关问题也进行了探讨。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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瓜州东千佛洞第2窟乃敦煌晚期石窟的代表作之一,壁画内容丰富,汉藏并举,学界均言其为西夏窟,实则为元代窟。窟中九尊式顶髻尊胜佛母曼荼罗壁画中白伞盖佛母和青色金刚手菩萨具有元代密教特征;东千佛洞第2窟的壁画配置与西藏扎达托林寺白殿绘塑配置如出一辙,由此或可推断托林寺白殿与东千佛洞第2窟前室壁画受同一宗教仪轨影响下而成;中心柱两侧度母具有14世纪的夏鲁风格特点;药师佛与施甘露度母下方的饿鬼出现南宋风俗画中的婴戏形象;窟中壁画以蓝青绿色为主,与西夏石窟以红(土红)为主的格调相悖,却与元代崇尚蓝青绿色的基本色调相符;水月观音侍从的衣冠道教元素增多,与山西芮城永乐宫和洪洞广胜下寺的道教、佛教壁画有诸多近似之处。凡此种种,皆可为此窟之元代说提供有力的佐证。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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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莫高窟第61窟甬道南北壁两铺大型炽盛光佛巡行图壁画,作为后期重绘的壁画,对其时代的判定有元、西夏两种观点,其中持元代说者以"元代西夏遗民营建"说为代表,但经仔细观察画面细节,作些辨析,持主流意见的西夏说更能成立,而由西宁王速来蛮主导营建的说法,完全不能成立。作为炽盛光佛变相的特例,画面反映出来的炽盛光佛巡行和本地僧团送、迎的场面,是重绘壁画时受西夏仪式佛教影响的结果,是西夏佛教重实践、重仪轨的图像记忆。而炽盛光佛星曜信仰浓厚的国家倾向,结合西夏佛教的官方特色,以及西夏时期沙州所处的社会背景,可以看到西夏人在第61窟的重绘活动,实际有地方官府和佛教界对国家和地方消灾祈福的强烈表达。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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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统治时期,新样文殊极为盛行。本文通过对榆林窟、五个庙石窟、东千佛洞、旱峡石窟以及俄藏黑水城出土文殊图像的分析,指出西夏时期新样文殊更进一步强调文殊化现老人典故,且多以“五尊像”为主;同时新样文殊组合样式不仅出现在文殊变中,在普贤变中也相应延续。此外,作者对俄藏黑水城出土的卷轴画x-2435考辨中发现,主尊不是观音菩萨。新样文殊在西夏普遍流传并达到顶峰,与帝王五台山信仰有密切关系。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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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夏研究》2010,(1)
西夏统治时期,文殊信仰流行,尤其是文殊信仰所具有的护国、护王功能,对西夏统治者具有巨大的诱惑力。作为文殊菩萨的道场,山西五台山成为包括西夏在内东亚地区佛教信徒所崇拜的对象。五台山信仰在西夏建国之前即已流行,德明、元昊都曾遣使朝拜五台山。1038年,元昊脱离宋朝自立,建立大夏国。此后,夏宋对峙,时常处于战争状态,西夏统治者无法再朝拜五台山,即使西夏僧徒前往五台山朝拜也会困难重重。于是,西夏统治者效法辽朝及朝鲜、日本将五台山移入本境的做法,依据五台山寺庙的样式,在贺兰山中新建北五台山寺。该寺具体地址史无记载,但考古学证据显示,其地大致在贺兰山拜寺口双塔一带,建成时间当在元昊统治时期。作为西夏皇家寺院,该寺人才辈出,涌现出不少名僧,编集并翻译了多种佛教典籍。其中,北五台山寺高僧杨智幢被称作"国师",体现了该寺所享有的崇高地位。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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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是我国佛教艺术的殿堂,五台山是我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早在千年以前,二者就因佛教文殊信仰结缘、互动。本文简要追述了五台山文殊信仰的历史渊源,并对敦煌壁画中的五台山图第61窟"文殊堂"西壁进行深入分析,为我们研究五台山历史以及我国的建筑史、佛教史等方面提供了崭新视角,同时对我们了解文殊信仰在敦煌广为流传也大有裨益。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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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敦煌莫高窟409窟为代表的男供养人像是西夏皇帝还是回鹘可汗,学界一直存在争议。持回鹘可汗观点的学者以男供养人的袍、冠造型,同窟女供养人服饰样式以及通过技术手断提取出的题记为依据。然而409窟男供养人的服饰与新疆地区回鹘贵族存在明显差异,并非回鹘族群的专属服饰;女供养人虽着回鹘装,但不足以推证该男供养人为回鹘人;"国之狮王"题记存在诸多疑点。本文以妆容为切入点,发现409窟男供养人像没有高昌回鹘供养人披发、"卷发深目,眉修而浓,自眼睫而下多虬髯"的回鹘人种特征,而是无须、束发、圆面、直鼻梁的形象,这符合西夏党项面容特点及其拔除胡须的习俗。同时通过文献与图像比对的方式,进一步解释服饰款式、仪仗等问题,笔者最终判定409窟、237窟男供养人画像为西夏皇帝像。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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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高窟第61窟是曹氏归义军节度使曹元忠的功德窟.西夏重修甬道时在南北两壁绘制大幅炽盛光佛出巡与回归图,北壁中间女性供养人像有改绘痕迹.有关其身份,学界有僧守朗说、西夏国师说、速来蛮西宁王说等三种观点.该供养人像配备持伞盖侍从,参考西夏史籍及黑水城出土佛经发愿文,其身份很有可能是西夏晚期的皇(太)后.另外,西夏仁宗及皇后罗氏笃信佛教,多次举行大规模法会活动,亲赴河西礼佛烧香.因而,该供养人可能是罗太后.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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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印度的帕拉王朝,是佛教美术蓬勃发展的时代,也是佛教造像在印度最后的辉煌。佛教中的许多尊神,在此时大量出现于美术作品中,文殊菩萨即为其中之一。由于国内对帕拉时期文殊像的关注和研究相对欠缺,导致帕拉时期的文殊菩萨常被误认为观音,或者被冠以莲花手菩萨之名。本文在此简单介绍帕拉时期文殊像的特征和风格,希望对辨别文殊像的种类和时代有所助益。文殊菩萨,梵文称Ma?ju?rī,音译作文殊师利、曼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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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文重新检索了榆林窟第29窟供养人的身份构成,认为此窟的性质是一个有浓重官方背景的"公共窟"而非通常认为的"家窟"。西夏占领河西走廊西端的瓜沙地区之后,统治该地区数百年之久的当地世家大族受到残酷战争的重创,已经无力继续作为开窟造像的中坚力量而被西夏政权的高官新贵所取代。西夏文武官员集合财力权力开创新窟,使瓜沙地区的西夏石窟具有了与前代佛窟不同的性质和功能。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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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义军曹氏第四任节度使曹元忠于后晋天福九年(944年)嗣任故兄曹元深之位至后周显德二年(955年)诏赐其"沙州节度使"的十一年间,系以"沙州留后"身份统治敦煌,莫高窟第61窟正是这一"非常时期"敦煌以文殊信仰为主导的佛教文化的物质性再现。该窟借鉴了初唐以来莫高窟《维摩变》与《文殊变》相对表现的空间格局与视觉经验,中心佛坛文殊造像与西壁《五台山图》实际上直接脱胎于吐蕃统治敦煌以来塑绘结合的《文殊变》,并因第61窟史无前例的文殊主题,相应有极大拓展,基于佛坛文殊造像之需要,曹氏画院运用"空间单元"图式结构,重构了中唐《文殊变》中的《五台山图》,赋予其"独立"而宏大的格局,并在以文殊造像为中心的文殊语境中,实现了以《文殊变》与《维摩变》对应结构为主体的宗教与图像内涵的紧密结合。 相似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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莲花纹因其独特的造型、丰富的美感、高尚典雅的品格象征,被广泛应用于我国传统装饰纹样中。西夏时期是敦煌石窟艺术的新时期,其装饰纹样出现了新的变化。这一时期,石窟藻井装饰中莲花纹样的流变也出现了新的特征。一是在样式上由平瓣和卷瓣莲花纹逐渐向写实风格的莲花纹演变,二是在位置上由藻井井心逐渐位移到藻井边饰和四披,三是在技法上由以重线辅色向重色辅线演变。藻井装饰中莲花纹样的流变体现了西夏佛教石窟艺术在前期深受唐宋石窟艺术的影响下,逐渐形成了西夏自己的石窟装饰风格,这种变化也是西夏社会历史特别是佛教流派思想在艺术上的体现。 相似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