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北魏佛教造像分期研究——以纪年造像为中心

长安北魏纪年造像可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为5世纪后半叶至太和二十三年(499),造像样式与同时期的云冈造像大致相同,出现地方特色。中期为景明至孝昌年间(500-527),像体较清瘦,以中国式佛衣为主,有典型地方特色。晚期为北魏末期,出现了较统一的造像样式,为西魏、北周长安造像奠定了基础。     

卷首语

1995年5月,成都市文物部门在该市西安路发现一处石刻造像窑藏坑,出土南朝石刻造像9件。其中1件为道教造像,是迄今四川地区发现的时代最早的道教造像;8件为佛教造像,1件圆雕阿育王立像为中原同时期造像所不见。造像中5件有明确的纪年铭文。这批造像雕刻精美,保存完好,是近年发现的最重要的一批南朝造像。本期刊发了简报。山西天马——曲村J6、J7区遗址属周代居住址,1984年以来,这里经多次发掘,得知     

崇信县博物馆馆藏佛教造像浅考

崇信地处平凉境内,是佛教文化及其造像艺术传入我国西北地区的重要枢纽和活跃之地,历史上虽经历过四次灭佛事件的影响,但由于地理位置特殊,因而佛教造像传世量依然颇丰。崇信县博物馆珍藏的佛教造像有10余尊,主要以金属、瓷、石等质地为主,其制造工艺精美,比例严谨,特色鲜明,基本涵盖了佛教造像艺术从吸收、发展、成熟直至鼎盛辉煌的各个阶段,客观反映了本地域各个时期佛教造像的制作风格和地域特色。     

山东临沂四面柱体造像碑之考察

2009—2011年,山东博物馆对山东临沂地区佛教造像碑进行了多次调查,与相关金石文献对比,可判断这批佛教造像碑多数为北齐遗物,少数晚至隋代。临沂佛教造像碑具体特点有:碑身柱体,四面等宽或两面略窄,南面为正方位;四面造像,多为两段式,上段雕刻龛像,下段刻铭或留白(也有雕刻龛像的);造像题材中维摩诘图组合别具一格,龙衔莲花图十分流行,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在临沂地区之外十分少见。临沂佛教造像碑形制、造像特征虽源自西部邻省和山东中部地区,但也有自身原创特色,唐代流行的龙虎塔图像当与其龛楣龙与兽面组合图有极深渊源。     

四川剑阁鹤鸣山道教摩崖造像

剑阁自古是川北门户,而位于城东的鹤鸣山唐代道教造像更是四川道教造像中之精品,它有两大特点：一是题材独特,二是被用作为修炼的场所,不仅仅局限于普通的祈福功效。“长生保命天尊”造像系全国道教造像中的孤例;早期的道教修炼图也堪称罕见。从艺术上看它又与位居蜀中腹地的安岳玄妙观唐代道教造像一样,继承了北齐北周以来石窟造像形态向大型化发展的总趋势,具备圆润、丰满、华丽的基本特征。     

试论南朝梁代佛像的几个特征

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南朝梁代佛像和传世的梁代纪年佛像,本文就南朝梁代佛教造像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梁代造像多为背屏式造像;梁代造像的脸形和体态都较丰满,有强烈的肉质感;梁代造像常常会用线刻或浅浮雕的佛传故事图案来丰富造像的装饰;梁代造像在手法上,采用的前后层次不同的群雕形式;菩萨与弟子造像的手势上所采用的托护法器的形式为其他时期所少见;菩萨与弟子造像所戴的形似圆锥的高帽是其他时期所未见到的.     

唐县寺城涧村出土石刻造像

<正> 1964年1月,唐县寺城涧村出土了六朝以来石刻造像一批,计15件。这批石刻造像的特点是形体小,保存完好,一部造像的底座上刻有纪年铭款。1965年2月,在该处的不同坑位又出土了一批石刻造像,计12件,除了少量造像有铭款外,一般形体大,保存不佳。两批石刻造像计27件。原河北省文物工作队,根据这一发现线索,即派员对石像的出土地点,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确认造像出土地点系一古代寺院遗址,造像是由于某种原因,在当时寺院附近做有意识的埋藏。     

小议明代永宣宫廷造像璎珞样式

<正>永宣宫廷造像是明代永乐和宣德时期由宫廷组织人员,以藏传佛教造像样式为蓝本,铸造的具有鲜明特色的金铜造像。这类造像均施赐给西藏的僧俗领袖,作为其归顺中央的封赏物之一。因其风格独特,样式统一,做工精湛,在中国造像艺术史上有着颇为重要的地位,也是民间收藏极为追捧的品类。本文就永宣造像中特有的璎珞样式进行探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及影响。一、永宣宫廷造像的璎珞样式永宣宫廷造像的现存数量颇多,根据首都博物馆研究员黄春和在2003年的研究统计,国内外的永宣宫廷造像约有400余尊,①随着佛像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及收藏市场     

谈十一面观音信仰与造像

<正>一、天水市博物馆馆藏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像天水市博物馆有一座十一面观音造像,本为天水水月寺的传世品。水月寺原为陇右名刹,据传创建于隋初,重建于唐会昌元年(841年)。"文革"破四旧时从大殿墙角下出土了这尊十一面观音鎏金铜造像,疑为唐武宗灭佛时所埋。该造像高81厘米,造像分上、下两层,下层为四层七宝台,上层为十一面观音立像(见图1)。整件造像由青铜铸造,浑身鎏金,显得高贵典雅。菩萨头戴天冠,生六臂十一面。以前误以为     

成都万佛寺南朝佛教造像出土及流传状况述论

1882~1954年,成都万佛寺遗址曾先后5次出土南朝佛教造像。这批造像出土后经历了复杂的流传过程。1882年出土造像大多已流散至国外,其中所谓纪年最早的"元嘉二年"造像也需谨慎对待,故宫博物院藏元嘉二十五年造像似为唯一一件此次出土的造像。1902年出土的大同七年造像已不知所踪。1937、1953~1954年两次出土的造像有37件收藏于四川博物院,同时该院还藏有3件出土及入藏年代不明的南朝造像。1945~1946年出土的造像今已无法得见。碑刻文献中还记载有2件造像可能亦出自该遗址。     

广元观音岩石窟调查记

川北广元是四川石窟造像比较集中的地区,重要的石窟造像有广元千佛崖、皇泽寺、观音岩。其中千佛崖、皇泽寺摩崖造像已有专文介绍,唯观音岩石窟造像未有详细的调查报告。本文即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对观音岩石窟造像的主要龛窟、开凿时代、造像的题材与组合、造像风格及特点进行了介绍。     

重庆地区元明清佛教摩崖龛像

据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显示,在重庆市范围内尚存有元、明、清时期佛教摩崖造像200余处,其中元代造像4处,明代造像60余处,清代造像180余处。这些晚期造像主要分布在重庆大足、潼南、合川、江津、荣昌、南岸等25个区县(图一),是研究唐宋之后石刻造像的珍贵材料。很久以来,由于晚期造像一直不被研究者和文物保护部门重视,许多造像     

成都万佛寺石刻佛教造像的源流

<正>成都万佛寺石刻造像是我国南方地区年代较早、题材丰富、在中国佛教造像艺术发展过程中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批造像。这批造像数量多、保存较完好、年代序列清晰、雕造精美、题材丰富,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已为学术界广泛认同。然而,由于这些造像系清末(1644-1911年)以来陆续出土,且出土后几经辗转,给我们今天的研究带来诸多不便。前人曾对这批造像的出土及流传状况做过疏理,如:清代王懿荣所著《天壤阁笔记》最早记录了该遗址的造像出土情况,冯汉骥先生也曾对历次造像的出土和流传     

贾思兴造弥勒像龛与荥阳大海寺的创建

<正>贾思兴造弥勒像龛,又称"贾思兴百八十五人等造弥勒像龛"、"北魏弥勒造像龛"、"道晗造像碑"等,1976年3月河南荥阳大海寺遗址出土,1997年入藏河南博物院。北魏孝昌元年(525年)雕造,石灰岩质,四面环刻。郑州市博物馆于1980年3期《文物》上发表《河南荥阳大海寺出土的石刻造像》一文,对所出造像进行了简要报导。     

甘肃宁县出土北朝石造像

1999年5月,甘肃宁县新宁镇出土一批佛教石造像,基本完整者89件。以北朝造像为主,还有少量隋唐作品,其中立姿菩萨像、背屏式造像和造像碑最具特色。这批造像是继山东青州、临朐出土大批北朝石造像后,又一批集中出土的北朝至唐造像,其时代、题材及造型和雕刻技法等,与山东的几批造像既有某些共同特征,又表现出明显的地域特色,是西北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重要发现。     

大足多宝塔南宋五十三参造像的重新调查

大足北山多宝塔建于南宋绍兴年间,塔内现存五十三参造像57龛。根据内容将这些造像分为两类:第一类仅表现了善财"初会文殊"与"末参普贤"(或"参访弥勒")两个情节;第二类为邢信道施资所造五十余龛像,内容丰富。前者通过两铺图像象征性地表达了南参之事;后者属五十三参完整版,尽管有两铺残缺,仍堪称该类造像早期所存案例中的典范。     

陕西临潼的北朝造像碑

佛教自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以来,至北朝、隋、唐,可以说是已达鼎盛阶段。此时,修寺建庙、刻经造像蔚然成风。据《临潼县志》记载,仅临潼一县之地,就曾有佛家十院四十二寺。历年来,常常发现铜铁造像和石刻造像碑。1973年8月,纸李通灵寺遗址附近发现鎏金铜造像窖藏一处,出土鎏金铜造像二百四十多件;1984年3月,在武屯邢家村南、秦汉栎阳故城西,又发现同类窖藏一处,出土残整鎏金铜造像三百余件。     

西藏工布江达县洛哇傍卡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

洛哇傍卡摩崖造像是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内发现一处重要的文物点,地处"唐蕃古道"与"茶马古道"交通要道之上,是一处有造像及藏文题记共存的摩崖石刻作品,其主要内容有佛像、佛塔及藏文题记。本文通过造像、佛塔及古藏文题记特征的比对,初步认为其年代为公元9~11世纪。洛哇傍卡摩崖造像、佛塔以及与佛教"戒律"相关的古藏文题记共存的现象,是目前所知的西藏境内摩崖造像中罕见的实例。     

四川道教石窟造像(续)

三、各代造像的艺术特色四川道教造像龛窟,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史了,四川崖岩多为红砂石质,较易于雕刻,早期的一些道教造像多为浮雕或半圆雕,盛唐以降至明代的绝大部分为高浮雕或接近圆雕。各个时代由于政治经济的不同,人们对艺术的欣赏习惯和审美的观念不同,形成了各代造像艺术的特色与风格,但后代的作品总是继承了前代所取得的优良成果,并加以融合、创造和发展。四川各代道教造像,既呈现出时代的共性和地方特色,也显示出继承和发展的脉络。 (1) 四川隋唐时期道教造像的艺术特征     

吴越国时期的佛教遗物—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金铜造像为例

吴越国时期的佛塔内往往发现有众多佛教遗物,包括舍利容器、佛经、造像等,尤以阿育王塔、刻本《宝箧印经》、金铜造像最富特色。本文系统整理了吴越国时期的舍利容器——阿育王塔、法宝——刻本《宝箧印经》、佛宝——金铜造像,有助于深入认识该时期的佛教遗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