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佛教图像”质疑——与俞伟超先生商榷

佛教造像于何时传入我国,这是学术界长期以来所关心的问题。《文物》1980年第5期上发表了俞伟超先生的文章,明确提出了“最迟至东汉的桓灵时期,从新疆开始,直到东边的山东滕县和沂南、北边的内蒙和林格尔、南边的四川彭山乐山等地,佛教图像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传布”。1982年《文物》等杂志发表多篇文章,论证连云港孔望山摩崖的大批佛像为东汉时期所造,遂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和争议。本文作者阮荣春同志认为我国东汉时期尚不具备产生佛像之条件,他曾于《考古》1985年第1期就孔望山佛教造像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而本文主要针对俞伟超先生所举出的几处“东汉佛教图像”提出异议,并进一步阐述了东汉时期不可能产生佛像的主张。     

成都地区南朝石刻造像佛衣的类型

<正>清末至20世纪末,成都地区[1]相继出土多批南朝佛教石刻造像,并涌现出一系列研究探讨这批造像时代与渊源的文章,如《四川茂汶南齐永明造像碑及有关问题》[2]、《成都万佛寺出土佛像与建康佛教》[3]、《试论成都地区出土的南朝佛教石造像》[4]、《四川南朝佛教造像的初步研究》[5]、《成都地区南朝佛教造像研究》[6]、《关于中国成都地区的佛教造像——以520~540年间造像为中心》[7]等。近年随着考古资料的刊布,揭示出的内容愈益丰富,特别是其中     

民间代有大匠出 明僧石叟冠群伦 明正德石叟款铜罗怙罗尊者像欣赏

<正>明清时期,由于佛教的进一步世俗化,佛教造像艺术在民间也广泛地开展起来,而且表现得十分活跃。民间造像形式多样,流派纷呈,艺匠辈出,呈现出一派繁荣的景象,大有与寺庙和官方造像平分秋色的态势。其中,在造像材质上有竹木牙雕、石刻铜铸、陶瓷烧制等形式;在造像流派上有山西木雕佛像、福建德化窑瓷造像、浙江东阳木雕佛像、上海嘉定竹根雕佛像、广东石湾窑陶瓷     

高句丽佛教礼拜对象辨析

通过对高句丽时期的各种佛教造像自身信息的分析,以及具有明确信息佛像与其他佛像的对比,尤其是通过与佛教相关知识的联系,对这些佛教造像进行了准确的辨析和认定,从而使我们对高句丽所崇拜和信奉的佛教造像有一个更加清晰的了解和认识。     

略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

本文论及的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包括迄今发现的四川东汉晚期、蜀汉时期的佛教造像.近年来,四川地区在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一批早期佛教造像资料,已有学者进行了初步研究.但是,人们对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如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绵阳摇钱树佛像)认识不太一致;关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来源,也颇多争议;至于它的特点,尚无人涉及.针对上述问题,我们拟从四川早期佛教像的年代、特征、与长江中下游地区早期佛教造像的关系和来源诸方面,略抒己见,作为引玉之砖,祈请方家匡正.     

鉴定专家和画家金申画作欣赏

正金申先生是当代著名的佛教艺术品鉴定专家,我在与其交往的近二十年中常常向其请教,获益匪浅。对于佛像的名称、时代、地产,金先生可以说是了然于胸,而对于历代佛像的真赝,更是一目了然,令人信服。在艺术品市场一片繁华中,赝品横行是不争的事实,而以金先生为代表的一批品学兼优的专家作为拍卖公司的顾问对于净化市场,保护收藏家的利益不受侵害确实起了不小的作用。过去我也曾听说金申先生是学美术出身,与刘大为先     

重庆奉节白帝城藏南朝石刻佛像

正2013年,由四川博物院等单位编著的《四川出土南朝佛教造像》正式出版,将四川地区出土南朝造像的全部资料汇集在一起,内容翔实,为研究川地南朝佛教造像提供了便利[1]。1995年笔者赴四川省奉节县(今属重庆市)考察时,在白帝城保管所大厅内倚墙壁看到一尊南朝佛像。这是川东地区前所未见的,也未见诸于报道,可以作为四川地区南朝造像的补充。佛像为圆雕,用质地较细腻的砂岩雕造而     

“画纹带佛兽镜”质疑——与王仲殊先生商榷

近段时期以来,南方地区的一些学者提出了“早期佛教造像的南传”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反响.就目前南方各地相继发现的一些佛像和与佛像有关的文物看,似乎向我们揭示,在我国佛教传播的早期,存在着一条佛教造像的南传路线.对此,已有许多学者论及.在造像方面,大家所熟悉的铜镜,也是佛教造像的载体,它上面的佛教造像,也是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如“佛饰镜”.目前,很多地方都发现铜镜上存在佛像或与佛教有关的图纹,其中,湖北鄂州出土铜镜中佛饰所占的比例尤为突出,对此,王仲殊     

“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中日学术研讨会”述评

《东南文化》1990年1至3期发表南京艺术学院阮荣春先生文章,该文以3万多字篇幅,系统地研究了印度和中国佛教造像的起源,他认为,汉晋时期由中印度经长江流域至日本存在一个受秣菟罗造像风格影响而形成的早期佛教造像南方传播系统(简称“南传系统”);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先兴于南,而后盛于北,因该观点与中国早期佛教造像受西域传入的犍陀罗艺术影响的传统观点相悖,由是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关注.1991年4月,南京艺术学院、北京大学、南京博物院和日本龙谷大学派员成立了《早期佛教造像南传系统》(日方称《佛教初传南方之路》)研究班,先后五次到中国南方的浙江、江苏、安徽、四川、云南等省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工作,获得汉晋佛教造像资料140余处,其中有确切纪年的30余处.     

鄂城六朝文物的佛像装饰与南方佛教

近半个世纪以来,在我国长江中游湖北鄂城(今鄂州市)城郊集中发掘了数百座六朝墓葬,墓中出土文物数千件。其中在两种文物上出现了佛像图纹装饰,一种是青铜镜,一种是青瓷器。这里所谓的佛像图纹,是泛指佛像在内的一切与佛教有关的造像和图纹,如菩萨、弟子、飞天等等。这类佛教造像和图纹资料,对于研究佛教在南方的传播十分重要。     

论佛教造像衣纹造型特征

<正>佛像,泛指佛教崇拜的各种神像。它属于宗教艺术,同时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佛教自东汉时期传入中国,佛像造像艺术不断发展、兴盛,成为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穿着上佛教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如佛穿"大衣",菩萨穿"裙子"等。在造像中充分反映了其不同的特点,不同的时期在其所在的历史背景下所反映的衣物纹理都有所变化,     

孔望山摩崖三尊大石刻造像之考证

孔望山摩崖造像中,除了唐代前后的佛教造像外,有少数为道教与世俗内容者,其雕造时代与佛教遗像有别。本文所要提出讨论的是摩崖中三尊最大的石刻造像。 这三尊大型大刻,曾有数文进行过论证,但由于考察方法不同,对其内容尚未统一认识。《文物》一九八一年第七期《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调查报告》只是笼统地将其与周围佛教造像混为一淡;同期发表的《孔望山摩崖造像年代考察》一文,俞伟超、信力祥同志根据《东海庙碑》认为是道教造像;步连生同志在《文物》第九期《孔望山东汉摩崖佛教造像初探》中又认为是佛教造像;同期上,李洪甫问志在《孔望山造像中部分题材的考订》中,则论为世俗内容,并进而考证为“西王母”等。     

就日本文化厅藏画纹带佛兽镜(1)——论“褒衣博带式”佛像的产生

我国早期佛像主要有三种装束,即右袒式、通肩式以及褒衣博带(即褒大之衣,广博之带)式.前两种装束由印度传入,而褒衣博带式(又称“冕服式”、“绅带式”)则是佛教造像入传中国后“汉化”了的产物.在敦煌、云岗、龙门、麦积山等石窟中,“褒衣博带式”造像多处可见.龙门开凿前后,这种装束的佛像成了石窟造像中的主流.日本的早期佛教造像亦接受了“褒衣博带式”的影响,如著名的飞鸟大佛,法隆寺释迦三尊等均属这一装束.关于褒衣博带式佛像产生的源点,中日学者均认为在中国南方.北魏的“政教合一”和崇尚汉文化的政策,则是“褒衣博带式”在北方普遍推开的主要原因.就现存早期佛造像看,北方在北魏期间开凿的云岗第十六窟中,褒衣博带式佛像已置于窟中主要位置;在南方,四川茂县出土的齐永明元年(483) 佛坐像亦属此类衣式.这两处造像,是中日学者长期以来作为褒衣博带式造像研究的最早范例.     

咸阳成任墓地出土东汉金铜佛像研究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咸阳洪渎原成任墓地发掘了一处东汉晚期家族墓地,出土了两尊金铜佛像,它们是目前国内考古出土的时代最早的可独立供养的金铜佛像。通过对其形制特征、制作工艺和金属成分进行分析、检测,初步认定系本土制作的具有犍陀罗风格和马图拉风格的金铜佛像。这两尊金铜佛像的出土,对于佛教及佛教造像艺术的传入、中国化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试论南朝梁代佛像的几个特征

根据近年考古出土的南朝梁代佛像和传世的梁代纪年佛像,本文就南朝梁代佛教造像的特征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梁代造像多为背屏式造像;梁代造像的脸形和体态都较丰满,有强烈的肉质感;梁代造像常常会用线刻或浅浮雕的佛传故事图案来丰富造像的装饰;梁代造像在手法上,采用的前后层次不同的群雕形式;菩萨与弟子造像的手势上所采用的托护法器的形式为其他时期所少见;菩萨与弟子造像所戴的形似圆锥的高帽是其他时期所未见到的.     

隐藏在麦积山石窟佛像中的珍贵文物

古时在塑佛像时,通过在佛像的身体内部放置一些经卷等物品,使造像更为庄严和神圣。明清时期,在造像中进行装藏活动是一种比较普遍的做法。文章介绍了麦积山石窟东崖大佛头部发现的宋定窑白瓷碗、护国经卷《金光明经》及麦积山西崖大佛胸部的宋代"铜钱幡"等文物的发现过程及在佛像中的安置特点,为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开凿及佛教装藏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西藏工布江达县洛哇傍卡摩崖造像考古调查简报

洛哇傍卡摩崖造像是林芝地区工布江达县内发现一处重要的文物点,地处"唐蕃古道"与"茶马古道"交通要道之上,是一处有造像及藏文题记共存的摩崖石刻作品,其主要内容有佛像、佛塔及藏文题记。本文通过造像、佛塔及古藏文题记特征的比对,初步认为其年代为公元9~11世纪。洛哇傍卡摩崖造像、佛塔以及与佛教"戒律"相关的古藏文题记共存的现象,是目前所知的西藏境内摩崖造像中罕见的实例。     

吉林大学藏唐善业泥造像及其题(讠永)册

吉林大学文物陈列室藏有一方唐善业泥造像。这方造像上圆下方,通高17.2、底宽12.8、最厚处2.7厘米,泥色纯青。造像正面有佛像十躯,背面有阳文题铭四行,行四字,文曰:“大唐善业泥,压得真如妙色身。”这种造像出土于西安大慈恩寺内或其周围一里之内,曾见于前人著录。造像正面佛像形状不一,背面文字全同。但形式有大小,笔画有粗细。最早的发现者是清代著名金石学家刘喜海(字燕庭,1793—1852),时在道光二十年(1840)秋间。光绪三年(1877)鲍昌熙编《金石屑》,收录这种造像两方,云:“一家子年先生物,拓赠江左黄岘亭大令者;一刘燕庭方伯官秦中时遍     

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滇缅道传入论——兼与吴焯先生商榷

中国南方早期佛教造像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诸省,在长江上游四川省发现的早期佛教造像历来为学术界所重视。最近,吴焯先生发表了《佛教蜀身毒道传播说质疑》和《四川早期佛教遗物及其年代和传播途径的考察》两篇研究四川早期佛教艺术的重要文章,重新考订了四川早期佛教造像的年代和传播途径。吴先生的基本观点是: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年代为蜀汉时期,其传入途径未经滇缅道(亦称蜀身毒道),而系经“丝绸之路”南段,从青海道到四川。笔者认为,四川早期佛教造像时代大多为东汉晚期,系从印度经滇缅道传入,对此笔者曾有论文涉及。本文将阐述滇缅道的开通过程、年代,中印早期文化交流和商业贸易,并进一步论述四川早期佛教造像风格、年代、滇缅道沿线早期佛教艺术及其传播,以求教于吴焯先生。     

长安地区北魏佛教造像的形制特征

长安北魏佛教造像有铜、石两类材质。石质造像可分为单体圆雕造像、背屏式造像、造像塔、造像碑、造像龛、三面造像石、单面造像石等七类。造像塔、背屏式造像和造像碑是长安北魏流行的造像形式,至迟到北魏晚期尚未出现成熟的石质圆雕佛像。至迟在北魏末期,长安已出现成熟的佛像铸造失蜡法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