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与双百方针

正一1956年4月28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国发展科学、繁荣文学艺术的方针。5月26日,陆定一在怀仁堂讲话,进一步阐述中国共产党对文艺工作主张百花齐放,对科学工作主张百家争鸣。从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既是中国共产党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的政策,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科学、繁荣文艺的方针。     

“一年之丧”源流考论

在体现着浓重的宗法伦理精神的中国古代丧服制度中,"三年之丧"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可是自古迄今,对于"三年之丧"起源于何时这一问题,人们一直聚讼纷纭,迄无定论.在对历史上关于"三年之丧"起源的种种观点进行了综合考察即可发现,<札记·三年同>等先秦典籍所提出的"三年之丧,二十五月而毕"的主张实际上是对春秋战国之世人们要求"短丧"的呼声的让步和妥协.     

如何理解“尊孔读经”:与杨继绳先生商榷

《炎黄春秋》2011年第1期发表了杨继绳先生的《我看"中国模式"》一文,文中对目前流行的有关"中国模式"的论调进行了有力的回应。杨先生将近年来一些学者宣扬的"中国模式"论总结为以下几个要点:一、肯定和赞扬中国的现行政治体制;二、肯定和赞扬改革前的30年;三、主张     

试析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思想

新文化运动初期,陈独秀针对在社会转型背景下出现的信仰危机,提出了"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他认为以西方自然科学为基础的科学思想、精神和方法,可以在世界观、人生观、社会历史观等领域取代宗教,作为现代社会的新信仰.他后来的思想虽有曲折,但并没有放弃"以科学代宗教"的主张.在中国现代"以科学代宗教"的社会思潮的形成过程中,他起了主导性的作用,做出了主要贡献.     

刍论列宁对“民主的集中制”的典范践行

<正>苏联共产党的前身是遵循第二国际原则建立起来的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组织松散,小组习气浓厚。对此,列宁于1899年便提出了要用集中制改造和重塑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主张,并在1902年《怎么办?》一书中系统阐述了这一新型建党理论。1905年,随着俄国革命高潮的到来,俄国出现了有限的自由化和民主化。为适应形势的变化,列宁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确立了更加平衡、全面、灵活和科学的"民主的集中制"组织原则。从这时起到列宁去世,"民主     

“一国两制”的提出及在港澳的实践

自邓小平1982年提出"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以来,到现在已27年了."一国两制"原则本来是为台湾设计的,后来首先试用于港澳地区,实践证明是完全成功的.而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却极力把"一国两制"污名化,认为它不适用于台湾.     

民初国学研究中“科学”范式的变迁——一个概念史的考察

中国"科学"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晚清自日本输入后,就作为学术名词与传统学术的改造相伴相生。新文化运动时期,留美学生输入整体性"科学"概念,"科学"开始从一个宽泛的,以分科为特征的学术体系,向整体性的,以"科学方法和精神"为核心的思维方式转换,由此催生国学研究范式从"保存国粹"向"整理国故"过渡。两种范式之异点在于评判固有学术的价值标准发生转换,但于过渡之中亦可见晚清以来学术转型的内在统一性:学术改造以分科治学为起点,以"科学"为归属,注定这是一个与传统"分",与西学"合"的总体走向;近代学人大多是借用"科学"作为概念工具,试图在分科体系内妥善安置中西新旧,调和的主张一脉相承。     

追思“三钱”(连载一)

<正>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3人被周恩来总理称为我国科学家中成就卓越的"三钱"。2010年7月30日,"三钱"之一的"力学之父"钱伟长辞世了;至此,中国"科学之父三钱"均已谢世。我感到幸运的是,我与钱三强、钱学森都有一面之缘,与钱伟长更在清华大学有5年的师生之谊。在上世纪50年代,我先后聆听过他们所作的报告。     

郑州商城即汤都亳说

所有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商文化者都依靠一条最主要的证据,就是: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所在地是成汤所都的"西亳"。我们主张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其主要依据之一,就是成汤所都在"郑亳"。目前关于夏文化的讨论,意见之所以分歧,关键就在这里。周代有关文献皆谓成汤都亳,无异说。然而,关于亳的地望,自汉以来,却有四说:一为陕西长安杜亳说;二为河南偃师西亳说,三为河南商丘南亳说;四为山东曹县北亳说。此四亳说中,以北亳说证据较多,向来为学术界所重视;其余三亳说,证据薄     

王稼祥:对外援助要“量力而行”

三年困难时期,也是中国对外援助最踊跃的时期之一。1962年,在严峻的国内外形势下,王稼祥提出了一系列稳妥务实的对外工作主张,包括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结果被批判为"三和一少",王稼祥被迫搬出了中南海。     

“新史学”视域中的缪凤林学术——兼与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之比较

缪凤林初期治学对西方诸多史家呈现出兼收并蓄的学术状态:史学"求真"中有美国伍德布里奇、伯恩斯,英国牛津学派鲍威尔的论述;史学"致用"里有"实用主义"大师詹姆士的主张;史学方法中对史料的审查又有兰克的身影;而史学重归纳与演绎的方法特征又有杜威的源头。但是在这驳杂的史学讨论中,缪氏如梁启超一样经历着不同的变化:历史为科学、寻求历史发展的律则、重视归纳、演绎等思想多有表露;而随后一改初论,主"科学求同,史学求异",历史要在追求"相关相异"的个性中获得真实。在这种转换中既有西方学术的影响,也更多的承接了中国史学中"史职求真"、经世致用的传统特性,取、守之间对其一生治学影响深远。     

李渭教育思想初探

李渭作为明代贵州著名思想家、教育家,致仕回乡后讲学二十余年。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在教育目的上,主张培养学生学习成为圣人。其次,在教学方法上,主张无为而教,率性而为。第三,在学习方法上主张"学贵修行",实践出真知。     

“知新—温故”:董康后期立法改革思想新论

民初以来,董康的法律思想发生变动。经过对清末修律的反思,董康逐步提出"知新—温故"的成熟理念。自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在"知新—温故"思想的指导下,董康对"中"(中国固有特色)与"西"(世界共同趋势)作出区分,就民国刑事与民事立法改革问题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主张《刑法》在符合大同趋势的基础上,注重礼教传统与社会现实需要;《民法》前三编可以符合世界趋势,但《亲属编》《继承编》的修订应当注重身份关系与社会习俗。董康希冀借此减少立法与社会现实之间的龃龉。应当明确的是,董康主张的"温故"是在"知新"基础上的"温故",其主张恢复的礼教是与法律共存的治理手段。归根结底,一方面,董康所提出"知新—温故"之宏观理念,与文化保守主义社会思潮以及法界群体反思具有一致性;另一方面,董康所提倡规复本土合理制度、促进立法文本与法律适用符合社会及其文化、"一切法律,悉随社会为转移"的具体主张,在法界众多反思者中显得更为明确、有力。     

县(市)续志记述改革内容刍议

正在编修中的二轮县(市)志所记述的主要时段,正是各县(市)改革和发展的重要时期。如何记述改革这一重要内容,已成为当前各县(市)续志编纂者思考的重点之一。就目前的情况看,对改革的记述大致有三种主张:一是主张"大集中",设改革开放篇,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各项改革内容集中记述,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大篇并列;     

日本幕末维新期的“三国同盟论”

从历史连续性看,以中日韩三国为主体的"东亚共同体"构想的原生态,可以上溯至日本幕末维新期。胜海舟所主倡的"三国同盟论",应该说与其具有相似的思想特质。该论说的主要内容包括:提倡东亚三国联合对抗西方列强;主张共建强大的海军;互通有无及共同进行学术研究等。今天看来,"三国同盟论"仍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抗战结束前后关于战后国都的大讨论

1937年抗战爆发,首都南京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就沦陷了.当抗战将要胜利时,关于战后国都的讨论热烈起来,讨论从1941年起一直延续到1947年,尤以1943年和1944年为盛.各种报纸、杂志、期刊几乎都有相关论述,这方面的文章如此之多,以至＂载不胜载＂.有人主张国都应在全国疆域的中心,这样不仅安全且便于照顾四方;有人主张国都应设在国防的前线,因为迎敌胜于避敌;有人主张国都应在气候寒冷的地方,因为世界上强国的首都均在北纬33度以北;有人主张国都应在比较穷苦的地方;有人主张国都应在富有历史传统的古城;有人主张国都应在便利开发边疆的区域;有人主张国都应在离海较远的地方,因为中国没有健全的海军.     

20世纪初的历史学转向——新史学的兴起

19世纪下半叶兰克学派使历史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这一时期形成了以兰克及其学派为代表的西方传统史学。传统史学在研究范围上侧重于政治史,历史书写重归纳、叙述,主张"事情如何发生就如何记叙"。20世纪初期以后,"新史学"各流派开始兴起,他们主张对社会各方面进行整体的研究,历史写作重分析、评论。新史学与近代传统史学的差异主要体现在本体论上的两个基本概念上,即"历史是什么"、"历史学是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反映了新旧史学治史理念的差别。     

人心为上

<正>"四人帮"被捕后的第六天,胡耀邦虽赋闲在家,却对国事已有深谋远虑,让叶选宁转告他父亲叶剑英以及华国锋,提出三条建议:"第一是停止批邓,人心大顺;第二是冤案一理,人心大喜;第三是生产狠狠抓,人心乐开了花。"他强调"中兴伟业,人心为上"。胡耀邦为什么那么重视"人心",把"人心"看作所有事情的支撑点、核心的核心。因为共产党是历来主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不谋任何私利的政党",最终目标就是"解放全人类"。面对文革造成的浩劫,冤狱遍地,人民正遭受巨大的     

毛泽东与新中国初期的镇反运动

1950年10月至1953年9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镇反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为建设新中国奠定了基础。毛泽东直接领导了这场运动。他明确了运动的政策方针,即"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总政策和"稳、准、狠"的方针;既主张全面进攻,又强调重点是清理内部和城市;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实行镇反运动的群众路线,建立镇反的统一战线。在运动渐入高潮、"左"的偏向抬头时,毛泽东果断地连续采取紧急措施,迅速收缩、严格控制运动。主要是:紧急收回捕杀批准权,严格控制处决比例;创造性地提出"死缓"政策和刑罚;紧急召开第三次全国公安会议,切实全面地贯彻收缩方针;谨慎清理中层内层。镇反运动声势迅猛,但没有普遍发生大的偏差,更没有发生扩大化,毛泽东的正确领导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作为科学的考古学

科学与考古学的关系是考古学发展史上的重大主题,它可以从三个阶段来进行分析:在考古学的早期形成阶段,科学是考古学的形成基础;在过程考古学阶段,科学在一般方法论与专门知识上提供了众多的支持,过程考古学也以要成为科学为目的;到了以人文主义为中心的后过程考古学阶段,科学成了要超越的对象。三个阶段中,科学所蕴藏的内涵在不断改变,影响到考古学的目标以及实现它的理论、方法与实践。"作为科学的考古学"的讨论对于中国考古学的发展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中国相对缺乏科学的传统。当前阶段,中国考古学还需要加强科学基础,进一步发展作为科学的考古学,同时吸收后过程考古学在本体论、认识论与伦理学上的部分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