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占卜与道教初探--以P.2859文书为核心

本首先考述了P．2859《五兆要诀略》和《逆刺占》的内容及其形成,认为敦煌本《五兆要诀略》和《逆刺占》是出自归义军时期敦煌士或是阴阳师之手,系辑录拼凑相关内容并加入敦煌民俗内容而形成的地方性占卜书;并通过书中所反映的鬼神崇拜和相应的宗教内容考察了敦煌占卜与道教的密切关系。     

试析敦煌古代墓葬中龟的形象

本文通过对敦煌魏晋至唐代墓葬中出土的各种龟的形象进行分析,说明敦煌与中原在对龟的崇拜和运用上一脉相承。     

从民国刊物舆论看早期敦煌公众接受问题

敦煌之所以成为文化符号和文化现象并最终完成＂圣地＂化进程,与公众的普遍接受密不可分。挖掘和梳理民国时期刊物关于敦煌的舆论资料,为研究早期敦煌公众接受问题提供了比较充分的证据。在特定背景下登上历史舞台的敦煌及其劫难史引起了舆论关注,以期刊为主的大众媒介,在传播和普及敦煌史地特别是敦煌艺术的历史本真、反映当时社会对于敦煌事情的态度、呼吁保护弘扬敦煌艺术等层面,不同程度地推动了民国公众对于敦煌的认知和接受,为研究现当代敦煌公众接受问题提供了参照。     

武周时期从长安到敦煌的佛舍利崇拜——以莫高窟第332窟为中心

开凿于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的莫高窟第332窟是武周时期新出现的"原创性"洞窟,其建筑与图像程序为从佛祖寂灭到佛法永恒,其主题是武周时期兴盛的佛舍利崇拜,是在长安佛舍利崇拜制度影响下形成的敦煌地区独特的佛舍利崇拜形式。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祗、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祗、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柢、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及雕塑研究

本文重点对敦煌、新疆等地吐蕃时期石窟中着虎皮衣饰神祇、武士图像的内涵、年代进行研究,认为吐蕃占领河陇西域时期敦煌、龟兹等地的佛教石窟壁画、雕塑中着虎皮衣饰的神祇、武士形象实际与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有密切关系,吐蕃民族的虎崇拜和吐蕃王朝的大虫皮制度对蕃占敦煌、西域等地的石窟造像产生了直接影响,敦煌、西域石窟中的神祇、武士形象所着之虎皮衣饰对研究吐蕃大虫皮制度的具体内容有重要价值.这些吐蕃王朝时期佛教造像艺术中的特有内容又为后世藏区以及周边南诏、西夏等民族政权的佛教艺术所传承,并且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百年敦煌类书研究述评

<正>敦煌类书是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中古时期的古类书写卷,它介于六朝至宋初之间,是后世类书编纂的一个源头。敦煌类书的出土填补了中国类书发展史上的空白,使类书的发展、编纂源流变得完整而清晰。敦煌类书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典籍和历史文献,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在西北地区的传播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自1909年以来,敦煌类书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而学界却尚未对此做过系统的梳理,为推动本课题研究的深入,特选取敦煌类书研究中最具代表性的七类写本加以述评,以窥敦煌类书研究之春色满园。     

浅析敦煌文化在近现代报刊上的传播

敦煌文化承载着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至今已流传千余年。在其传播过程中,近现代是极具转折意义的一个时间段,自1900年敦煌藏经洞被发现之后,其丰厚的文化价值开始得以被全面开发和充分挖掘,传播者众多,传播范围明显扩大。综上所述,文章选择1900年至1949年这一时间段为切入点,将近现代敦煌文化的传播作为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归纳和分析近现代敦煌文化传播的原因,并总结其特征。     

吐蕃统治下的敦煌社会及其与唐朝中央政权关系管窥

吐蕃占领教煌时期,汉地佛教通过敦煌等地向吐蕃本部传播,对吐蕃佛教产生重要影响.吐蕃曾在敦煌等地举行释放唐朝战俘、两国通好、礼佛祈愿等活动;敦煌蕃汉官员与唐朝中央政权也曾发生过一些联系与接触;吐蕃在河陇推行的各项制度大量模仿唐制,唐朝文化礼俗在敦煌地区仍然被官方和民间一定程度上加以保留和吸收;落蕃唐人及其后裔仍然保持着很强的对唐朝中央政权的向心力.正因为这样,所以才有了公元848年敦煌世族张议潮率众起义,驱逐吐蕃,建立归义军政权,遣使归唐的壮举.     

宾头卢信仰及其在敦煌的流传

宾头卢信仰是晚唐五代敦煌地区流行的佛教民间信仰之一。本主要利用敦煌书,结合传世献,对宾头卢信仰的源流传播及在敦煌的流传情况作了系统论述。     

敦煌饮食文化资源的产业创新思考

敦煌饮食文化资源的产业化目前仍处于开发程度较低、影响力较弱的初级阶段。在敦煌饮食文化资源被纳入敦煌整体的旅游产业体系背景下,本文从敦煌饮食文化资源的产业理念创新、经营模式创新和品牌传播创新三个方面进行了概要性阐述。     

见于传世本的唐代文人诗作——敦煌的唐诗讲座之一

本文所说的敦煌唐诗主要指敦煌遗书中保存的唐、五代、宋初时期中原文人创作的诗歌。自敦煌遗书现世以来,这些诗歌一直受到学者的广泛关注,相关成果很多。本文在前辈时贤的研究基础上,从存诗和佚诗两个方面讨论敦煌文人诗的价值．对中原文人诗在敦煌的传播与应用进行探讨。     

两汉西域质子与敦煌的密切关系——兼谈质子与中西文化交流

两汉西域质子与敦煌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众多的西域质子经由敦煌而入内地,敦煌是名副其实的一个质子中转站。西域质子不仅要在敦煌住宿、补给,而且还要接受地方政府的相关检查。更有质子因种种原因而滞留敦煌,或者因得不到批准而留居敦煌,成为当地居民。由于质子的特殊身份和特殊经历,使他们在文化交流中具有其他人员不可比拟的独特优势。从质子的现实表现来看,不少质子虚心学习汉族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有力倡导者,回国后仿效汉朝进行政治、文化方面的改革,使先进的中国文化在边疆地区得以传播,并产生很大影响。同时,质子还把自己民族的文化传播到中原地区,从而大大丰富了中华文化的宝库。     

白伞盖佛母：汉藏佛教的互动

迄今为止,在1267元世祖忽必烈以佑国所举行的白伞盖佛母仪轨仍然被认为是汉地白伞盖佛母崇拜的起源。但是查阅《大藏经》和敦煌汉文写本可以看出,白伞盖佛母崇拜之主要经典在8世纪已经在中国广为人知。由于白伞盖佛母具有特大的保护力量,类似于忽必烈汗14世纪举办的仪式在8—10世纪的敦煌地区已曾在汉人中流传,但这种传统随后在汉地衰落下去了。由于《白伞盖陀罗尼经》组成了《大佛顶首楞严经》第七卷的核心部分主旨也发生了改变。到元代和清代,白伞盖佛母护国的传统在汉地再次得到恢复。     

日本的“佛舍利”信仰?

舍利崇拜与遗骨崇拜密切相关,它们影响到纳骨习俗。本文以“佛舍利”为中心,在历史的演变过程中考证了印度、中国及日本“佛舍利”崇拜的演变传播过程,进而阐明了日本“遗骨崇拜”及“佛舍利”信仰的关系,并阐释其背后的思想根源。     

从敦煌本佛教灵验记看佛教的传播技巧

佛教自汉代入传中国以来,通过不断发展最终形成了有别于印度佛教的中国佛教。期间,佛教弘法者针对不同阶层的受众采取了"分众传播"的策略。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恰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传布佛法的"宣传案例集",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佛教传播的原貌、见证了佛教的传播过程。因此,以敦煌本佛教灵验记为核心分析佛教的传播技巧,或可有益于中国佛教传播史的研究,并有助于宗教传播史的发展。     

唐代景教绘画遗存的再研究

本文以西安"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为切入点,考察景教绘画在中原的遗传与流播,并探讨西域考古文物中景教绘画的特色.文章认为高昌故城外与T遗址相对的寺院遗址上景教壁画中的"执事补"形象地再现了1000多年前在高昌流行景教的历史一页.而敦煌基督绘画的出现反映石室封闭前东方和西方均曾存在基督画像的崇拜,而且敦煌的景教绘画蒙受唐代佛画的影响.     

敦煌艺术的文化肖像

敦煌艺术是世界文明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它显示出兼容、宽容、求索、和平、进步、发展的时代精神,体现了人类保护和积累文明财富、传承人类文明的美好愿望。本文追述敦煌艺术近1700年来的文化传承,回味敦煌艺术在中国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上的成功亮相,展望敦煌艺术与现代科技高度融合而正在崛起的数字传播。     

敦煌文学的传播方式

敦煌文学以讲诵、演唱、传抄为其基本传播方式。讲经文、变文、因缘、俗赋、话本等以讲诵为主,一些文人诗也通过讲诵传播;曲子词、佛曲、民间俗曲等通过歌唱的方式传播。同一篇作品在敦煌写本中有大量的复本,是其通过抄写传播的标志之一;同时,一些抄本工整规范,校勘认真,就是写本时代的"书籍",是作为标准范本而流传的。     

唐五代敦煌地区赛祆仪式考

敦煌是火祆教最早传入的地区之一。唐五代随着中亚粟特民族的不断移入,祆教在这一带也随之兴盛。本文结合敦煌吐鲁番文书和有关史料,对敦煌赛祆活动仪式及其在敦煌乃至中原的流变进行梳理和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