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青花瓷存世量知多少

元代是景德镇制瓷业日趋成熟、承前启后的重要转折时期。元代景德镇青花、釉里红瓷器的成功烧造,对后世制瓷业的影响无疑是革命性的,从而决定了明清制瓷业的发展方向,也奠定了此后景德镇成为中国制瓷业的中心地位。关于元青花瓷器的存世量,学术界和民间收藏界有不同的意见,但元代景德镇巨大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规模,则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精美的“至正型”元青花瓷器,不经过长期的“量”的积累,是难以达到这种“质”的飞跃的。本文拟从生产力的角度对元青花瓷器的存世量谈几点认识,以赐教各位专家和收藏家。一、从宋、明景德镇…     

出土瓷器所见辽金燕云地区政治及文化变迁

燕云地区是辽金时期瓷业发展迅速且瓷器风格显著的区域之一,墓葬及塔基遗址等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瓷器产品,反映了当时独特的政治环境和文化面貌。通过梳理燕云地区出土的600余件辽金时期瓷器的资料可知,辽代燕云地区瓷业的兴起和发展,与其对唐末五代瓷业的承袭以及社会各阶层对瓷器的现实需求密切相关;瓷器产地和种类的变化体现出辽金时期朝代嬗变、南北对峙等政治环境对瓷业发展的影响;典型游牧民族器物的演变、消失,以及中原传统器类和制瓷工艺对燕云瓷业的影响,是辽金时期多民族文化互动交融的重要见证。     

论唐代制瓷业的大发展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繁荣昌盛时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达,制瓷手工业也相应地呈现出大发展的局面。全国各地烧造瓷器的瓷窑作坊蓬勃兴起,制瓷工艺技术与造型装饰艺术不断创新和提高;陶瓷器在社会各阶层人们日常生活中,日愈受到普遍喜爱和广泛应用,在国内外商业贸易、中外友好交往中,瓷器已成为大宗商品或馈赠礼品。唐代的制瓷业,是我国陶瓷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新阶段。利用考古发掘的新资料,结合有关史籍文献,综合分析研究唐代制瓷业的发展与成就,以及促进制瓷业大发展的各种条件和唐代制瓷业对海外的影响等,不仅对研究我国陶瓷史具有意义,而且对深入研     

寒清彻骨新粉浓彩——民国新粉彩瓷器管蠡

中国是著名的陶瓷古国,中国制瓷业在元明清三朝达到了其黄金时期．而后的晚清民国时期,中国制瓷业日渐衰落。因而大凡论述中国陶瓷发展史,人们关注的多是唐宋元明清时期的瓷器,而民国瓷业通常为人所忽视。     

山东博物馆藏乾隆官窑瓷器选介

正乾隆皇帝,清朝入关后第四位皇帝,是中国有文字记载以来享年最高的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实际执政时间最长的皇帝,他将清朝康熙以来的繁荣推向顶峰,史称"康乾盛世"。乾隆朝在总结和发扬康熙、雍正瓷器艺术的基础上,使清代制瓷业取得了空前的繁荣。乾隆官窑瓷器的生产,无论从数量、质量还是艺术上均达到了历史的最高峰,同时也成为中国制瓷业由强而微、盛极而衰的转折时期。山东博物馆收藏乾隆官窑瓷器近百件,今择其中的代表性器物进行介绍。一、青花和青花釉里红青花是乾隆官窑瓷器生产的主流,     

吉林省博物院藏乾隆瓷

正乾隆时期正处于清代盛世康、雍、乾三期的巅峰时期,社会安定,国力强盛,百姓安居乐业。瓷器的生产也进入了最辉煌的时期。乾隆皇帝博古通今,有着极高的艺术鉴赏水平,特别是对瓷器的生产更有着独到的见解,常有亲下谕旨指定瓷器器型、品种烧造之事。乾隆一朝瓷器的生产达到了历史的顶峰,品种之丰富,种类之多样,装饰之华丽,都是历朝所难以相比的。《古铜器考》一书称赞当时的制瓷业是"有陶以来,未有今日之美备"。制瓷业集我国历朝名窑之     

韩国粉青沙器的白化妆土工艺及其与中国陶瓷的关系

本文的主题是研究粉青沙器的化妆土工艺出现的历史背景,旨在探讨中韩陶瓷交流对粉青沙器制作的影响。在韩国陶瓷历史上,朝鲜时期(1392-1896)的粉青沙器是具有独特工艺特征的陶瓷样式,即在胎上用白化妆土粉妆,然后采用多样装饰技法,和磁州窑瓷器相似。关于朝鲜王朝制瓷业开始使用化妆土装饰技法的突然性和白瓷生产需求的背景,作者从中韩陶瓷交流史的角度,提出了两个论点:首先,高丽(918-1392)末朝鲜初期制瓷业衰退,在原料和工艺技术恶劣化的情况下,通过借鉴高丽时期已传入的中国磁州窑瓷器的化妆土工艺;应用于粉青沙器的生产。其次,中国陶瓷文化由青瓷转移到白地花纹的青花瓷器的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到朝鲜制瓷业追求白瓷或白地瓷的状况,而在当时朝鲜制瓷业条件的限制下,只能以化妆土工艺表现白色地。这一现象也反映了当时中国先进陶瓷文化及陶瓷审美观念的变化。     

馆藏康熙朝瓷器的品种及艺术风格

康熙朝时 ,景德镇制瓷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盛况 ,官窑和民窑相互促进 ,技术迅速提高 ,瓷器生产的数量居明清两代之冠。康熙朝恢复和继承了明代的所有品种 ,还新创郎窑红、豇豆红、釉里三色、乌金釉、琅彩等彩瓷和单色釉 ,新的器型更是层出不穷 ,如凤尾尊、棒槌瓶 ,苹果尊等 ,大器物丰满浑厚 ,气魄雄伟 ;小器物玲珑细巧 ,薄如卵壳。康熙朝制瓷业的成就为雍正、乾隆时期瓷器生产的盛世奠定了基础。     

海外瓷器贸易影响下的景德镇瓷业

瓷器在古代、近代人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瓷器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发明,瓷器的发明和使用为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古代中国瓷业是封建社会仅次于采矿业、金属冶炼业、纺织业、药材加工业的重要手工业。宋代以前中国是唯一掌握制瓷技术的国家,明代以前也只有中国及其邻国朝鲜、日本等极少数国家掌握了制瓷技术,     

宋代龙窑简介

“南海Ⅰ号”满舱的瓷器令人印象深刻,船舱基本上没有闲置的空间,可以说空间利用已经最大化。然而,“南海Ⅰ号”只是宋代成千上万参与远洋瓷器贸易商船中的一艘。由此可见,当时瓷器外销的规模是多么巨大。瓷器外销繁荣的背后,是发达的制瓷业在支撑,其中关键的因素之一就是烧造瓷器的窑炉。     

明清华南瓷业的生产及外销

明代中期以后,随着官方势力在海洋的退缩,民间私商活动开始活跃起来。泉州周边的外港安海港和附近的漳州月港逐渐成为民间海外贸易活动的中心,并由此导致明清福建制瓷业向闽南的集中和转移。西方人到来并积极参与到传统的亚洲贸易网络中,进一步促进了东南沿海地区明清外销瓷业的兴盛。入清以后,厦门港逐渐崛起,以德化为中心的制瓷业格局形成。明清时期,漳州窑瓷器、德化白瓷和以德化窑为中心清代华南瓷器产品从东南海港输往世界各地,揭示了早期全球贸易的兴起及清代南海贸易的繁盛,是我国古代海洋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     

北京地区出土瓷器简述（下）

七．艳丽多姿的明清瓷器 明清时期是中国瓷业烧制的全盛时期,并以其突出贡献在中国陶瓷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时期,景德镇已成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中心,在元代制瓷工艺的基础上,又有许多创新和发展。艳丽缤纷的斗彩、五彩、粉彩和珐琅彩瓷相继烧制成功和五颜六色颜色釉瓷的创烧,充分显示了明清瓷业的辉煌与成就,     

宋金元时期扒村窑瓷器赏析

正宋金元时期我国的制瓷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随着经济的复苏和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对瓷器有了新的需求。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为满足皇宫贵戚装点居室宫苑需要,高档瓷器在质量上和造型上不断更     

河北大学博物馆藏清代斗彩团花纹盖罐

清代乾隆时期是我国古代制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无论是瓷器品种还是制作工艺,都达到了最高峰。河北大学博物馆收藏有一对清乾隆斗彩团花纹盖罐,图案精美,制作精湛,代表了清代高超的制瓷工艺水平。     

北京金墓出土瓷器综述

瓷器是北京金代墓葬中出土的最为常见的器物,数量较多且类型丰富,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制瓷业生产、工艺、流通以及各地区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等情况。本文主要是从北京金墓出土瓷器的产地、归属、类型等方面进行归纳和整合,并对相关问题作了探讨。     

简略广西北流岭垌窑出土的印模

<正>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自商代原始瓷器出现以来,至今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岁月中,历代制瓷工匠凭借着他们的聪明才智创制了许多精美的瓷器,令后人赞叹不已。宋代则是中国瓷器发展史上一个繁荣昌盛时期,其制瓷业在唐代"南青北白"的基础上大为发展,在广西以北流河流域发源地——岭垌村窑址,成为了广西青白瓷主要日用品生产基地之一,开始大量生产日用瓷器,并远销国内外。中国     

试析考古出土西夏瓷器的制作工艺

西夏王朝是我国古代西北地区游牧民族党项族建立的政权。20世纪后半叶,宁夏、甘肃、内蒙古等地陆续发现了多处西夏遗址和窑址,出土了大量西夏瓷器,对进一步研究西夏瓷器的特点、生产工艺、烧造技术、装饰手法以及西夏民族经济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极具价值的实物资料。出土西夏瓷器的烧造工艺和装饰技法深受宋代中原磁州窑和耀州窑的影响,体现了西北少数民族粗犷豪放的传统特点和独特的艺术风格。     

彩绘精良 套叠成趣 嘉兴博物馆藏清代人物故事彩瓷套杯

在中国制瓷史上,清代康熙年间的瓷器无论从形制、胎骨、胎釉、花色等方面都有了空前的繁荣。而随着康熙年间制瓷业的大发展,工艺技术的不断革新和提高,各种形制的瓷器也随之孕育而生,且瓷器造型准确、规范,成品率较高,这与成型方法日臻完善和技术更趋成熟有密切关系。康熙时期将不同单体和不同部件组合成一个整体的成型工艺推向了高峰,套杯便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中诞生。     

济南博物馆藏乾隆瓷器精品

清代景德镇集我国制瓷业技术之大成,把瓷器制作提高到更高的水平。特别是康、雍、乾三朝由于经济、文化的繁荣发达,瓷器生产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进入黄金时代。在生产规模、制瓷技术及精美程度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尤其是乾隆时期的工艺体现了繁缛、华丽、新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山东隋唐瓷业技术来源及生产中心迁移探析

本文对山东地区隋唐时期窑址出土瓷片进行成分分析,在与同时期瓷业遗存比较的基础上,得出其制瓷技术可能来自古相州安阳窑,但釉药配较落后。隋唐时期,山东的瓷业中心从寨里窑址逐渐转移至泗水流域,至唐中晚期淄川的磁村窑再次兴盛,笔者试从自然环境、瓷器销路、生产工艺等方面分析山东地区瓷业中心在隋唐时期迁移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