尖足布及类圆足布、类方足布——读先秦布币(三)

<正>在战国魏、韩地区诞生桥足平首布、锐角平首布之后,在战国赵也诞生了尖足平首布,并且在尖足布的基础上,后来相继派生出了圆足布、三孔布,以及类圆足布和类方足布。(因为编排的原因,本篇先阐述尖足布及类圆足布和类方足布,下篇再叙圆足布和三孔布)一尖足布尖足布是从耸肩尖足空首布演变而来的,是黄河以北战国赵地的青铜铸币,局部地区     

唐代长安河东裴氏的宅第

对唐代各个时期河东裴氏家族成员的宅第进行研究,有助于细化对唐长安城官员宅第的认识,并为唐代家族制度的研究提供新的资料。河东裴氏宅第的分布受政治中心变更的影响,又表现出其独具的特色。初唐,裴氏宅第呈现出以大明宫为轴心的分布格局;盛唐,在金光门、春明门大街以南的矩形外郭城中裴氏宅第呈椭圆形散开,表现出住宅区较强的拓展性;中唐,裴氏宅第趋于集中;晚唐,宅第数量减少,分布零星,反映了家族势力的衰落。河东裴氏的建宅特点表现为:政治性、通达性、临水性、聚居性、精神性。     

与李唐共兴衰的末代世族

“观裴氏之兴,唐存亡之亦略可见矣。”在明末清初大儒顾炎武口中,这个与李唐王朝兴衰与共的家族,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河东裴氏。有唐一代,     

说钩膺——兼论“罗缨”、“纂緐”及其他

传世文献中常见的"钩膺",古代学者一般都解释为"樊缨"。根据出土文献和考古实物来看,"钩膺"不是"樊缨",而应该是两件马饰。"钩",是"娄颔之钩",已经有实物出土;"膺",可能就是秦陵铜车马、洛阳中州路战国车马坑两骖马的"缨环"。     

河东裴氏南迁述论

河东裴氏南迁述论韩树峰一、晋末宋初河东裴氏的南迁东晋南朝时期,关洛大姓的南迁多集中在襄阳,并形成以此为中心的武装力量,这支力量以骁勇善战闻名于东晋南朝,在抗胡御边及政府内争中显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其流民领袖如柳、薛、韦、杜之属也藉此登将入相,为当时...     

也说三孔布的国别和时代

三孔布是秦,是赵,还是中山国的货币,其行使年代是战国中期还是战国晚期,钱币界尚未有定论。近人王毓铨《我国古代货币的起源和发展》、郑家相《中国古代货币发展史》和彭信威《中国货币史》均根据三孔布背有钱文“铢”、“两”这一点,定为秦币。朱活先生亦提出“有理由把三孔布看作是秦占领赵邑后,暂时出现的圆钱与布钱的混合型铸币”。     

山西运城出土几盒裴氏墓志

闻喜裴氏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声望显赫的名门望族和世家大族,起源久远,支脉繁荣。自秦汉至明清,与中国封建社会相始终,其人物茂郁如林,门第久盛不衰。特别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闻喜裴氏与三辅韦氏、汾阴薛氏、河东柳氏一起被合称为“关中四大姓”,见著于史册记载的人物比比皆是。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1],仅唐代裴氏家族就分为五房,出有宰相17人。又据修于清嘉庆十年(1805年)的《裴氏世谱》[2(]以下简称《裴谱》)记载,裴氏家族先后出任宰相者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尚书55人,侍郎44人,常侍11人,御史11人,刺史211人,太守77人,驸马…     

桥足布和锐角布——读先秦布币(二)

<正>桥足布、锐角布是战国平首布的开山之作,在先秦布币的沿革历史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桥足布、锐角布身处币制变革的关键时代,对它们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对先秦布币制度的认识和理解。一桥足布桥足布是战国早、中期的青铜铸币,铸行于魏及周边地区。因其器形由方足与弧裆构成的桥洞形状而得名,又因这类布币的铭文中多有货币单位"钅斤"字,故也称之为"钅斤布"。"钅斤"字最早出现在中、小型空首布中,但其在空首布中只是偶然的现象,到了桥足布     

除弊兴利 安国惠民——裴耀卿整顿开元漕运及其影响

裴耀卿(681——743),字焕之,绛州稷山(今山西省稷山县)人,是河东望族——裴氏家族历史上一个杰出的代表人物,在唐开元年间曾历任长安今、济州刺史、京兆尹、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江淮、河南转运使、侍中,左、右丞相等职。裴耀卿数十年仕途生涯,职显权重,而又敬业尽职,颇有作为,是开元年间名相。特别是他主持漕运整顿工作,对当时及中唐的政治经济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开元时期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一     

新出土唐令狐楚家族两方墓志探赜

西安南郊长安区新发掘的两座唐墓中出土了两个令狐楚家族成员墓志,墓主分别为成通六年令狐缄与乾符五年令狐钧夫人河东裴氏。通过对出土墓志及文献的整理研究,对令狐楚家族成员墓地及中晚唐时期科举入仕历官等问题浅论探赜赏要。     

“铺首”“鈇钺”“鈇锧”新释——兼论金属铜的名称嬗变

本文基于金文中金属名称的考释研究,推断传世文献中的"铺首""鈇钺""鈇锧"以及楚简中的"鈇首"均为偏正式名词,其中的"铺"和"鈇"实际上是金文多见的铜的古称""的借字。战国中晚期,随着金属铜的新名称"铜"的出现和流行,金属铜的古称""及其借字"铺"和"鈇"等都逐步消失,只在个别名词中孑遗。""的借字"铺"和"鈇"的原始含义被遗忘,在战国以后逐渐转变为指称器物的个体名词。     

中国“宰相村”探秘

在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里,有一个独一无二、饮誉中华的望世家族,这就是被历史所公认的河东闻喜裴氏家族。这个家族的发祥根基所在地,就是今山西省闻喜县礼元镇的裴柏村．“裴氏家族”探源裴氏家族肇自春秋时的东周,兴盛于魏晋、十六国、南北朝,鼎盛于隋唐,微衰于五代,以至到明清,绵延Zop余年。其家族人物之盛,德业文章之隆,在中外历史上绝无仅有。裴氏家族公侯一门,冠裳不绝．正史立传与载列者op余人;名垂后世者,不下1000余人;七品以上官员,多达3000余人．在上下2000余年间,先后出过宰相59人,大将军59人,中书侍郎14人…     

西周燕国铜器与召公封燕问题

燕,甲骨金文写作"匽"或"郾",西汉以后之文献始作"燕".西周时期的燕国是周王分封的北方诸侯国,自周初受封至战国时被秦灭,"社稷血食者八、九百岁,于姬姓独后亡"①在中国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然而关于西周时期的燕国,文献记载很不详备,致使自太史公以来,后世学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其争论的焦点之一就在召公是否封燕和始封年代问题.     

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简文释读与文献价值新探

上博简《颜渊问于孔子》为最新的颜渊文献,使"颜氏之儒"重见天日。经过考察竹简形制,认为简文应现存316字。对简文30余字重新释读。该篇简文的文献价值在于:保存了"颜氏之儒"的文献原貌;是早期儒家思想在战国楚地传播的实证;重现了战国楚地书法的原始面貌。     

《唐处州司马穆府君夫人孙氏墓志》考——兼及书刻与"玉册官"的讨论

《孙氏墓志》记载了河东孙氏的生平及其子的官职等内容,其书刻规格之高在晚唐非奉敕书刻墓志中十分罕见.其所留存的晚唐书、刻名家信息,可补晚唐书法名家张宗厚的官职变迁、书法风貌之之阙,并为唐代"玉册官"制度的研究提供素材.     

唐代新罗人金日晟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

近年出土的唐代新罗人金日晟墓志,对于探讨唐、新关系史具有重要史料价值。对金日晟墓志及相关问题进行了考证,结论如下:其一,金日晟之名为入唐后改名,其为圣德王侄子,即孝成王、景德王之从兄,与开元十八年(730年)入唐的金志满事迹多有重合。其二,金日晟入唐后,累授银青光禄大夫、光禄卿,为目前文献仅见新罗王室子弟入唐宿卫除授之职官,其长期居于长安并擢升诸官,应与"安史之乱"有关。其三,金日晟以大历九年(774年)八月五日葬于长安永寿之古原,永寿乡之始置可追溯至隋代大兴县,入唐后,永寿乡辖属于长安县下,范围向北至长安城郊,东以天门街为界,南界可达韦曲,西面将姜村一带纳入辖属。     

洛阳战国刻纹铜匜图像浅议

洛阳新发现的战国刻纹铜匜.图像由乡饮酒礼、射礼、蒐礼三部分组成.坐饮者是老人而不是"抱孙不抱子"的"尸".蒐礼图所反映的是捕猎鸟兽的场面,不是为准备祭祖而宰杀"牺牲".器底的绞结蛇纹和流部的鱼纹是同类器物中常见的纹饰,解为"冥府图"似属牵强.     

《全元文》所涉山西文献补遗六则

山西,古称河东,为"表里山河,形胜之区",元代设置河东山西道宣慰司,为中书省直辖区.由于该区域特殊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有关文献所涉滋繁,虽多收录于《全元文》之中,但仍有遗漏.笔者在翻阅碑刻文献中又发现元代所涉山西文献六则:漆伯善《宣慰谢公述修考妣功德之记》、王思诚《重修晋祠庙记》、魏初《辽州重修宣圣庙碑》、卢懋《义...     

武则天设置北都时间及其背景考辨

关于武则天设置北都的时间,存在天授元年(690年)和长寿元年(692年)两种不同的记载,长期悬而未决。从两种记载详略、史书书写与史源、武周革命过程、"并州长史"称谓变化多方面考证,长寿元年的记载相对较为准确。武则天以太原为北都,其最初始原因并非武则天的家乡情节,或出于加强河东防御的目的,而是打破"关中本位",弱化长安之后的陪都替代,以之充当武周的陪都。北都恰恰在神都洛阳正北方向,地位在长安之上。太原与长安地位升降的根本动力,当源于以神都洛阳为中心展开的空间布局。     

铜岭商周铜矿开采技术初步研究

铜岭遗址是近年发现的一处重要采铜、冶铜遗存,其采冶时代从商代中期延至战国早期。年代之早,保存之好,内涵之丰富,为古代矿冶遗址所罕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