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

明清之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三大学者均以经世致用为治学宗旨。这一时期独特的社会历史背景,决定三大学者的经世致用表现出如下特点：一是其直接性与外显性;二是反映出强烈的爱国意识;三是代表着中国早期的思想启蒙;四是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分析明清之际三大学者治学经世致用的特点,可以看到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学术走向近代的朦胧曙光。     

历史学家如何经世致用——郑天挺的经验与意义

发扬中国史学特别是近现代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既要重视一般理论的探讨,更要重视史学家个体经验的发掘整理,以资示范与引导。郑天挺的经验就是很好的案例。他的经世致用思想与实践具有体系完整、内容丰富等特点：他“观世”以国计与民生为重,“顺世”以历史大势为依归,“入世”以善作致用之学、善用忠恕之道、善谋民生之需、善于学以致用为特点。郑天挺的经验说明,学术成果需要走出书斋与具体实践相结合,个人学术成就固然重要,经世致用追求下的公共贡献同样不可或缺。     

中国边疆史地研究的通变与励进

正当前有学者动辄以学术研究无涉"近功"和"名利"为名,批判中国史学的"经世致用"传统。在他们看来,趋重"经世致用"的传统学风与社会大众"急功近利"的风气互为因果,不可避免地给史学的成长带来消极影响。作为应对,这些学者主张学术与经世分离,惟强调"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显然,依据该立场,历史学的"经世"与"成长"为一种矛盾的关系。本文拟透过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学术史的梳理,尝试对此观点作一回应。两百年来,A中国边疆研究先后形成三次高潮:清朝中后期以"西北史地学派"兴起为契机,促发了边疆研究第一次高潮;抗日战争时期以"边政学"之倡议为标     

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民国时期顾颉刚的学术价值观经历了两次重要转向,与传统经世致用观有较复杂的离合关系,在中国现代史家中最具典型性。顾颉刚早年接受传统经世观和梁启超等今文家的经世思想,赋予经世致用论诸多新内涵;后受章太炎等古文家学术价值观影响,主张为学只当求真而不问致用,其学术价值观具有二元性。20世纪20年代,顾颉刚接受实用主义价值观,既强调学术旨在求真而非致用,主张保持学术的独立性;又认为学术有间接之用和无用之用,对史学的社会功用多有阐述。三四十年代,社会危机和民族危机的加剧使顾颉刚回归经世致用之学,他致力边疆史地研究和大众文化普及,以服务救亡图存的抗日大业。可见,顾颉刚不同时期对传统经世致用观,或是继承中有批判,或是批判中有继承,却始终没有悖离它。究其根源,在于儒家经国济世传统和实践理性精神在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历史阐释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日本实证主义史学的困境与出路——民间历史研究者的挑战与史家责任的重新审视

日本的学院派史学自形成之日起至今,一直坚持着实证主义研究方法,这一研究方法在今日呈现出诸多弊端,使得学院派史家无法承担起"普世"与"经世致用"的职责。为了弥补这一缺陷,"民间史家"应运而生。他们在研究与著作风格上与学院派史家存在明显差异,代替学院派史家承担起历史学者应尽的职责,逐渐控制了历史知识领域的话语权,对日本民众历史认识与历史观具有极大影响力。学院派史家与民间史家均有各自的优势与缺陷,互相取长补短,在竞争中互相促进是日本史学发展的最佳途径。改进的核心目标应当是勇于承担历史学家"求真普世""学以致用"的职责。     

浅析中国传统史学政治化的成因

中国的传统史学是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学术,这与传统史学源于政治、我国古代史官制度的发达、传统"资治""垂鉴"史观的影响以及传统史学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很大关系,本文即是从以上几方面对中国传统史学政治化的成因作了简要分析。     

“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2018年9月10—12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主办的"生活与制度:中国社会史新探索"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天津召开。来自海内外32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3位专家学者围绕"礼法、士人与生活""医疗卫生与生活""性别与生活""移民与地方社会生活""乡村生活""城市生活""水的生活与制度""制度与生活的多样性"等多个议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常建华指出,"生活与制度"的概念,旨在为中国社会史的研究提出新的挑战,     

张尔田对考据学的批评——兼论其与王国维的互动

近代中国,遭逢世变。张尔田蒿目时艰,继承实斋余绪,提倡经世致用之学,阐发经史典籍之价值。在此基础上,他回溯清代学术,批评考据之学流于饾饤,忽视义理,致使传统学术难以焕发活力。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等人高唱"整理国故",用清代朴学比附近代西洋科学方法。张尔田认为此乃否定中国传统的自身价值,会导致传统"古董化"。王国维与张尔田曾往来频繁,目睹王国维被新派学人争相推崇,张尔田担心他会与胡适等人殊途同归。然王国维辛亥以后,对儒家伦理持之甚坚,这一点与张尔田立场一致。二人虽在学风上各有特色,但基本价值观则并无不同。     

陈垣“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新证

"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标志着陈垣先生学术思想的升华,是他在抗战时期所形成的爱国主义民族历史观的具体体现,同时也是中国史学长久形成的经世致用史学传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个继承和发展。1943年的《现在中国史之作法》这则史料字数总计不过百,却立意高远,清晰而准确地记录了陈垣先生"提倡有意义之史学"的思想,体现了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把学术与民族精神和国家现代化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更高学术追求,具有超前性。     

清代档案与清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

正2019年6月7—9日,由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与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文学院联合主办的"清代档案与清代社会"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值此国际档案日之际,来自海内外18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39位专家学者围绕"海内外利用档案研究清代社会的理论方法""清朝档案反映的法治与社会""清中叶的日常生活""国际视野下晚清档案与清代社会""胶海关与青岛地方社会"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度的讨论。青岛大学副校长于永明教授出席了此次会议,向与会的     

张舜徽先生与马克思主义史学

张舜徽先生早年治学,循着清人"由小学入经学"的学术路径,从经史考证出发,以经世致用为归宿。接触马克思主义之后,在吸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他实事求是,在以阶级分析学说研究古文字、考证劳动人民史事等方面做出了新的成绩,其经世致用思想也在此过程中得到了充分发挥。他运用马克思主义史学所取得的研究成果是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召开

正2018年11月17—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历史学院主办的"明清史学与中国史学近代转型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会议围绕"史学或文化的近代转型理论研究""明清史学近代因素研究"等议题展开了讨论。     

礼俗互动中的人生礼仪传统研究

试图从中国文化传统中寻找应对现代性问题的资源,是近年来颇受关注的议题。基于学术传统与问题意识,民俗学的传统礼仪研究尤为关注礼俗互动,在田野调查和史籍考辨的基础上,探讨传统礼仪与民间社会、日常生活之间的复杂关系。唯有反思"礼""俗"等本土概念,梳理礼俗传统,深入观察传统礼仪在当下的传承与实践,才能更清晰的思考传统礼仪对于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意义,找到延续传统的可能路径。我们对人生礼仪传统及其当代重建与传承的研究,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立场而展开的。     

《中国城墙》征稿启事

《中国城墙》是由中国城墙研究院等机构主办的专业学术辑刊,以深入持久挖掘、研究、推广、保护、利用中国城墙遗产,加强国内外学术交流,助力中国明清城墙申报世界文化遗产,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现有"城墙学研究""城墙考古""城墙历史""城墙保护""城墙利用""世界城墙遗产观察""成果评介"等常设栏目。诚向广大学者及关注城墙的有识之士征集以上方面的优秀稿件,欢迎赐稿。     

传统中国乡村的习惯法与社会秩序

正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传统乡村社会有一些解释性概念,如"差序格局""熟人社会""无讼"等,在国内外学界影响广泛,已成为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经典话语。由此,大大促进了我们对传统中国乡村演进的历史脉动和运行机制的认识和理解。     

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广泛传播具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有着某些契合点。例如,中国社会原有的均平理想、人学思想、经世致用思想和敢于斗争的传统等。这些都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些民主性精华,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和发展提供了适宜的文化土壤。     

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中国史学与近代报刊在学术史上有着很深的渊源。19世纪初报刊传入中国,无论是学还是术都未臻成熟,必然要向中国传统学术吸取养分,且近代报人多有史学学术背景,由此形成近代报刊史家办报的特点。本文拟从史学的经世致用思想、史论及良史等三个方面探讨中国史学对近代报刊的影响。     

关于"经世致用"思潮的几点质疑

“经世”的词义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是非常明确的,历经2000余年而无歧义,从不与“致用”一词搭配使用。自从梁启超开始使用后,“经世致用”一词开始频繁出现在现代许多学术论著中。在研究清代学术思潮时,有的研究者认为中国在嘉庆、道光年间出现了一股“经世致用”学术思潮,并且产生了一个“经世派”,不仅如此,还把这种“经世致用”思潮与鸦片战后的“师夷制夷”相联系。其实,不仅“经世致用”的提法不妥,而且“经世派”存在的现实根据也不足,就连“经世”观念与“师夷制夷”之间的历史逻辑联系也是值得怀疑的。     

蔡元培与北京大学法科存废之争

民国新立,在政制急速调整之下,大学学制亦变动不居,反映了国人再造大学迫切而游移不定的心态。1917年,主持北京大学的蔡元培决定停办法科,只保留文、理两科。此举遭致各方强烈反对,甚至激起学潮,并引发一场波及海内外的大讨论。学理与技术能否并存,应注重学理、专事学问,抑或务求实用、经世致用?分科应求全务广、综合共通,还是有所取舍、学术各为建制?这些问题均在讨论之列。究其根源,蔡元培的思想根植于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大学学术自由价值观,以研究为再造大学之急务,以争取学术自由及"为学问而学问"为旨趣,创生新文化与造成新学风,以引领中国现代社会发展。同时,学术分校也属因应社会纷争策略上的考虑。     

经世致用与中国史学的成长

正编者按:经世致用是中国史学最悠久的优良传统。"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是历代史家念兹在兹的立身、立学之本,是中国史学不断成长、持续繁荣的源泉和动力。经世致用饱含着史学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情怀,体现着史学家"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追求。还原历史和经世致用,构成史学的两个基本功能,它们相辅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