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社邑文书词语补释

敦煌社邑文书以记载晚唐五代至宋初民间社邑组织的各种社事活动为主,其中分布着大量社会生活方面的词汇。不少词语颇具时代性和地域性,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西北汉语的面貌。本文从中选取二十例略作训释,以扩大相关的研究成果。     

敦煌社邑文书量词"事"、"笙"辨考

量词是汉语的重要特征之一。本文通过对敦煌社邑文书中的两个词“事”和“笙”进行考释,并证之于敦煌其它文书,发现它们是唐五代宋初产生的新兴量词,具有显著的时代和地域特点。考察它们的来龙去脉,有助于我们了解敦煌乃至西北地区汉语量词的发展状况。     

敦煌文书中的“国太”夫人考

敦煌文书中出现的"国太"称号,是研究曹氏归义军联姻问题的重要线索,也涉及曹氏归义军时期的若干重要问题。S.663、S.5957文书中的"国太"夫人索氏,反映出曹氏归义军初期与甘州回鹘之间的复杂关系。BD09015V、S.4537、P.2855、S.1398V几篇文书中的"国太"夫人是曹元忠的夫人翟氏,在其子归义军节度使曹延禄称太保时期(976-980),敦煌文书中开始称翟氏夫人为"国太"夫人。980年,宋朝敕封翟氏夫人为"秦国太夫人",但是翟氏夫人在敦煌文书中使用的是"国太凉国夫人"称号。S.4306文书中的"国太公主"是曹元忠的于阗公主夫人,"国太公主"的使用是在曹延禄任归义军节度使时期。     

先秦“邑”考

<正>在先秦传世文献中,“邑”是区别于自然生长的一般性村落的特有名称,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表现出了特有的含义。在最早的传世文献《尚书》中,“邑”主要指代的是王朝都城或“类都城”,如“夏邑”（《汤誓》《多方》）、“新邑”（《盘庚》）、“商邑”（《牧誓》《酒诰》《立政》）、“大邑周”（《武成》）、“新大邑”（《康诰》）、“洛邑”（《召诰》《多方》）、“新邑洛”“天邑商”（《多士》）。而如果结合殷墟卜辞所载,“邑”的指代就出现了多义性。但无论“邑”的早期含义如何,其在整个先秦时期所表现出的政治属性是十分明显的。     

敦煌出土文书所见“五逆之罪”考

“五逆之罪”原本为佛教用语,但在敦煌地区出土的世俗汉文收养文书中却出现了这一词语的广泛使用。这一现象反映出佛教在10世纪敦煌地区人们的社会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影响。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一方面,这一时期,该词语的使用开始发生衍变,不再仅局限于佛教,适用范围有所延伸,包含有“忤逆”之意,用来泛指各种逆伦之罪;另一方面,也是唐五代以来儒家传统思想文化与佛教思想双重影响下对敦煌地区世人观念冲击的结果。     

敦煌社邑研究80年的回顾与展望

正敦煌社邑的研究起步于20世纪30年代末,迄今已有80年的研究史,中外学者在这一领域已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郝春文对此有较为系统的梳理(《中古时期社邑研究》,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第204—214页)。孟宪实《敦煌民间结社研究论著目录》收罗了111种论著目录,可见研究之盛(《敦煌民间结社研究》附录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但近年来,社邑研究渐趋沉寂,亟须对以往的研究史重新总结反思,以期成为今后研究的镜鉴。     

“秋红吟社”考

"秋红吟社"是道光年间由满族女性顾太清(西林春)等倡立的女性吟社。它的出现打破此前女性结社以家族、地域、族别为中心的限制,展现出满、汉两种异质文化经过长期的相互学习与借鉴后渐趋融合的历史趋势,在女性结社史和清代文学史上皆具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顾太清等人诗词作品的研读,拟对该社的结社时间、社集形式与频次、与社成员及其生平、家世、交游等基本问题系统梳理,并对目前通行的几种顾太清诗词整理校注本中的某些提法进行考订。     

敦煌社邑文書校讀札記三則

本文是討論敦煌社邑文書的三則札記,第一則對""字釋讀,結合魏晉以來的碑刻資料和敦煌吐魯番文書,證明該字應當爲"三"的俗字。第二則對P.2717作研究,該文書涉及關於喪葬用車的具體規定,提供了敦煌社邑的另一種形態。第三則是對Дx.6053V定名的討論,該件當爲"行人轉帖",而非前賢認爲的"渠人轉帖"。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敦煌社邑类型很多 ,最常见的有里巷社、渠社、互助社、佛社等。按阶级组织的社邑尚未见。绝大多数社邑与寺院的联系只是思想上 (信仰上 )的联系。燃灯社、行像社为燃灯、行像活动付出的人力、财物 ,应属社众的文化消费范畴。寺院上层与部分僧俗吏民之间诚然存在剥削与被剥削关系 ,但寺院上层剥削的对象是部分僧俗吏民 ,而不是“社” ,剥削的方式是出租田土、碾、油梁与放贷活动 ,而不是燃灯、行像等社邑活动。立社文书中所见的“义聚”是社邑的同义语 ,不是公共积累。     

敦煌社司文书画押符号及其相关问题

有关敦煌文书中社司写卷画(划)押的形式、种类和特点等,我们见到的很多,但专门详述它的文章尚不多见。本文就社司文献中所涉及到的诸如签到、签押人的签字形式、类别、特征以及时代特色并对由此反映出的若干问题加以分析讨论。现将目前所见社司类文书中有画押的文书卷号罗列如下:Ｐ2680ｖ(二件),Ｐ2680ｖ7,Ｐ2708、Ｐ2842ｖ(三件),Ｐ3037,Ｐ3164ｖ,Ｐ3218,Ｐ3555Ｂ11,Ｐ3636,Ｐ3707,Ｐ3889ｖ,Ｐ3989,Ｐ4003,Ｐ4063,Ｐ4720,Ｐ4957,Ｐ4987,Ｐ4991,Ｐ5003(二件),Ｐ5016,Ｐ5032(九件),Ｐ5593,Ｐ6024;Ｓ527,Ｓ705ｖ9,Ｓ1475ｖ2,Ｓ1475ｖ3,Ｓ2242,…     

潞城市东邑村龙王庙及迎神赛社考

山西省潞城市春秋时称潞子婴儿国，后属晋。汉置潞县，隶上党郡。北魏真君十一年，移县别置，日刈陵。隋开皇十六年，复置潞城县。唐天祜二年更日潞子，宋后复日潞城，习称潞城为婴城、刈陵。     

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几个问题的再商榷

笔者所说的“里巷社”只是泛指基层社会组织(如里、村、坊、巷等等)的官社。其时一些社邑既以“巷社”为名,论理就应以该巷全体人户组成为是。敦煌儒风坊西巷社有关互助活动的社条中,仍出现官社有关催驱赋役的内容,应与吐蕃时期赋役特别苛重有关。意识到这种阶级划分的存在,并自觉地按阶级进行结社,是很晚的事。至少说在唐宋时期尚未见这种结社。量化分析应遵循随机原则,在量化分析各种社邑活动频率时不应把某些“非实用文书”排除在外。     

也谈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地子”、“地税”

吐蕃统治敦煌时期,赋税制度受唐两税法的影响,征收户税即“突税”与田亩税即“地子”。此外,“地子”可能也被称为“突税”。归义军政权承袭吐蕃统治,赋税制度是唐制与蕃制的混合,向民户征收“地子”即田亩税,征收的“地税”则从吐蕃时期的“突税”演变而来,其性质还是户税。归义军政权赋税制度中的“地子”和“地税”是两种不同的税目。     

敦煌文书中的唐代道经

唐代是道教经书编纂史上的重要时期.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古道经写本,为研究唐代《道藏》的编纂与道经的传写,提供了极有价值的资料. 一学术界谈唐代《道藏》的编纂,多言玄宗开元中发使搜访道经,纂修成藏之事.但《开元道藏》的编纂,自有其基础.     

敦煌文书中的博士与教授

博士与教授的称谓古今有异,而在敦煌文书中,二者的含义又自不同,具有特定含义。我国战国时已有博士,仅为一般学者的通称,非官职。战国末至秦,博士渐成为掌议论政事及礼仪的官员,秦有博士七十人。史载博士淳于越等非议朝政,秦始皇采取强硬的手段,焚书、坑儒,坑杀儒生及方士四百六十余人。汉沿置博士,属秩比六百石,员多至数十人。汉武帝崇重儒学,于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置五经博士,所教授的弟子称博士弟子。博士之长,秦汉称博士仆射,东汉改称博士祭酒。博士主要职责为“掌教弟子,国有疑问,掌承问对。”魏晋设太常博士,为专掌礼仪之官,晋又置…     

唐“孔目司”文书考略

本世纪初,日本大谷光瑞等人于我国的新疆地区掘取了大量的古代文物。在这些古代文物中,唐代“孔目司”文书(见附图)应当引起我们的特别注意。其原因,一是该文书保存比较完整,且笔迹较为清晰;二是此文书系唐代新疆地区有关行旅过所和公验的官府文书,其内容从某种角度上     

再论唐末五代宋初敦煌社邑的几个问题

没有直接证据说明唐五代时期敦煌的巷社是官社,依据现有实证材料,只能认为巷社是私社,因巷社与里社(官社)性质完全不同,所以也就不能用“里巷社”作为官社的“概称”。等级是古代社会阶级的表现形式,因而品官结社既属按等级结社,亦属按阶级结社。社司转帖中之非实用文书虽然对了解社邑的有关情况具有一定价值,但如果是对各类社司转帖进行量化分析,并据以考察当时社邑的实际活动情况,就应对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和不具有实用性质的社司转帖做尽可能的区分。     

敦煌文献中的酒器考

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敦煌文献中所提到的三种酒器：榼、曲卮与叵罗做了较为详细的考证。植是一种中国传统的盛酒器,而曲卮和叵罗都与唐代传入中国的粟特金银酒器有关,由于后世这些器物已经不多见,对于它们的形制有诸多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