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为了推动高台魏晋墓和河西历史文化研究,由高台县委、县政府,甘肃省敦煌学会,敦煌研究院文献所、河西学院主办,中国敦煌石窟保护研究基金会、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省博物馆、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甘肃省历史学会、兰州商学院敦煌文化研究所协办,于2010年8月13至15日在甘肃省高台县召开“高台魏晋墓与河西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     

浅析武威魏晋时期墓葬的特点

魏晋时期,中原地区动荡不安。西晋末年相继出现了“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建兴之乱”。河西地区地处西北边陲,远离中原,受战争影响小,局势稳定,经济相对而言比较发达。因此,关西一带华族避难于河西,带来了中原的文化和风俗,与西域以及当地的文化、风俗相结合,形成了一次大规模的文化交融。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学在河西地区发展的原因及影响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的时期.由于长期的封建割据和连绵不断的战争,使这一时期中原地区的文化发展受到重创,与中原的“八王之乱”、“永嘉之乱”相比,河西地区则是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人间乐土.大量中原士大夫避居河西,为保存中原文化成果做出重大贡献,同时为河西地区文化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尤其在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大力宣导下,儒学在河西一带得到了广泛转播及长足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儒学在河西地区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经济、文化、政治的进步,为以后北魏乃至隋唐时期文化的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敦煌学研究所高田时雄教授“985短期教学计划”圆满结束

应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敦煌学研究所所长、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郑炳林教授邀请,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国际著名敦煌学家高田时雄教授于2012年下半年来兰州大学讲学。在此期间,高田时雄教授面向研究生开设了《敦煌学与语言史》课程,主要讲授欧洲和日本敦煌学史、敦煌学概论、河西地区方言史、音韵学、日本藏中国古     

唐仲友的史学思想

唐仲友是南宋中期的著名理学家 ,因与朱熹交恶 ,致使身后学术几近失传。本文侧重从其哲学基础、图谱之学与史论三方面 ,透视唐仲友开创的“经制之学”的特色。唐仲友致力于文化制度史研究 ,运用图谱形式考求三代王制 ,以求推行于当世 ,积极评价历史上有作为的人物 ,其学术带有浓厚的“致用”色彩 ,在南宋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继绝扶衰的志业——陈寅恪先生《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中的现实关照

《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是陈寅恪先生隋唐史研究领域中的重要著作,是所有学习和研究隋唐史的人的必读书目。有很多学者都曾对这本书进行过研究和阐释。但是,笔者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却发现了一些疑点,而这些疑点之间似乎有着某种隐含的关联性。本文将列出这些可疑之处,并本着孟子提出的“论世知人”的方法,将这些看似矛盾的观点置于寅恪先生所处的具体历史环境中去考察,试图发现先生形成此种看法、如此着笔的原因所在。一疑点之一:在同一书中,论及关陇地区之文化用词态度迥异。在书中,论述河西文化时,有云:“又北魏之取西凉,士人年老者如刘…     

台湾客家研究及未来展望

台湾学界近十几年来在人文及社会科学方面,以“台湾史”的研究和最近兴起的“客家学”的研究,可说是两大“显学”。但“台湾史”的研究被部分意识形态太强的学者左右,使得台湾研究的“显学”反而变成“险学”。而台湾客家学的研究,从社会政治运动萌芽,因此应该要注意避免台湾史的研究的覆辙,否则大家的心血将会自流。     

“国学”究竟指什么

近年来,“国学”越来越热,围绕其所展开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在晚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争论中,“国学”是“夷学”、“西学”等概念的对立面,这时它是个文化名词。在学制改革中,“国学”作为经、史、子、集“四部之学”的总称,与从西方传来的文、理、法、商、工、农、医“七科之学”形成对立,这时它是个学科分类体系中的教育名词。     

《史记·秦本纪》标点纠误两则

《史记·秦本纪》(中华书局点校本 )载 :“出子二年 ,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按《正义》:“西者 ,秦州西县 ,秦之旧地。时献公在西县 ,故迎立之”。言秦献公被立之地为秦州西县。如是 ,则“河西”之“河”字又该作何解释 ?检《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汉书·地理志》得知 ,秦代所置郡县中实无河西郡或河西县 ,故宜排除此“河西”即指河西郡或河西县的可能。而若将“河西”释为“河西之地”,则其范围涉及夷吾献给秦缪公的山陕交界的黄河以西之地 (今陕西大荔、华县一带 )。依据常识 ,庶长改迎献公仅可能在具体之地 ,故如将“河…     

《中国史研究动态》2007年总目

第一期2005年隋唐五代史研究概述三星堆文化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中国古代城市城墙史研究综述第二届“科举制度与科举学”学术研讨会综述第二期1995—2005年敦煌悬泉汉简研究综述近十年来宋代货币研究综述关于《光明之城》的讨论“巴蜀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学术观点综述“转型期的敦煌学———继承与发展”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意大利与中国学术交流新动向第三期2005年甲骨学殷商史研究综述中日两国学者关于宋朝和籴、和买制度研究综述“新出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简帛学国际论坛综述松浦章与中国海洋史研究第四期20世纪十…     

质疑“送去主义”

2002年3月12日的《文艺报》,发表了蔡德贵先生《解读季羡林的“河东河西”论》一文。这是对杨曾宪先生的回应。杨先生的文章,题为《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吗》,发表在同年1月8日的《文艺报》。蔡先生的意思,大约是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去我们学西方,现在轮到西方学我们了。所以,中国人,应该把中国文化送出去,云云。我读了以后,也想凑个热闹,说上几句。     

莫友芝《韵学源流》重校举要

莫友芝<韵学源流>是一部颇有影响的音韵学史专著,世传诸家刊印本均出自赵幼渔校钞本,于手稿本皆未见用,所存讹误缺漏不少.本文以前人未见之莫友芝<韵学源流>手稿为底本,重校世传莫书各种印本讹误衍脱231条.兹举其要者6例以窥一斑.     

五凉文化简论

在大动乱的十六国时期,“中州板荡”,“生灵涂炭”,不仅经济遭到极大破坏,就连学术文化也被扫荡殆尽。与此相反,在西北边陲,河西一隅,五凉政权相继统治的一百多年时间,却是经济复苏,文化昌盛,学者云集,人才辈出。或开馆延学,发展教育;或著书立说,弘扬学术;或营窟造寺,宣传佛法,出现了河西历史上空前的文化高峰。史书称:“区区河右,而学者埒于中原”。一代学人陈寅恪先生也指出,     

论清初理学的政治影响

(五),拓展域外史地学。洋务派发挥史学经世思想,为挽救民族危机,无论在广度还是深度上,都远远超过了中国传统的史地之学。由域内史地的研究拓展到域外(主要是西方与日本)史地学的研究。这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郭嵩焘深受湖湘学派和王夫之的思想影响,极为推崇“经世之学”。他在英国、法国任职期间,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西方所以强大“其本在朝廷其末在商贾、造船、选器,相辅以益其强”,因此,他主张学习西方不应着眼于“造     

西魏北周时期的河西

对于河西史的研究,至今学界已取得了丰硕成果,但也应指出,以前的研究多偏重于汉唐及明清大一统时期,而对于西魏北周这样短暂王朝统治下的河西尚缺乏系统史论。本文拟对此期河西地区的政治建置、经济文化发展等方面作一描述和探讨,以补河西史研究中的一环。北魏时期,河西东部置有凉州,领武安、临松、建昌、番和、泉城、武兴、武威、昌松、东注、梁宁等郡,辖区相当于今甘肃兰州、武威、张掖以及内蒙古额济纳旗一带。西部初置敦煌镇,领有酒泉军、斥涫戍、晋昌戍、伊吾戍等防戍机构,至孝明帝寿昌年间改敦煌镇为瓜州,其地相当于今甘肃…     

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

自 2 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 ,西方的历史学研究正经历着一次“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 ,出现了新的研究领域和方法 ,这种新的史学研究实践通常被称为“新社会文化史”。本文考察了“新社会文化史”产生的背景 ,其理论基础 ,它对历史学带来了何种冲击和影响 ,并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哪些新领域 ,提出了历史学研究何种新方法。文章也对新社会文化史进行了简要的评论 ,提出我们该如何面对这种新的历史学理论和方法 ,并作出我们的选择。     

敦煌于阗文书中河西部族考证

一、记载河西部族的于阗文书及其历史价值河西部族第二次大迁徙是在唐安史之乱,吐蕃陷陇右后,史藉自此残缺失记,开成五年回鹘西迁,一支投吐蕃、吐蕃处之甘州、回鹘诸都又大量涌入河西,后来就以甘州为根据,建立甘州回鹘政权,晚唐五代河西究竟有那些部族,汉史已无可详考,张义潮收复河西后《张氏勋德记》曾笼统地说:“河西创复,犹杂蕃、浑、语言不同,羌、龙、嗢末,雷威慑伏”,S·5697说:“河西诸州、蕃、浑、嗢末、羌、龙狡杂,极难调伏”,所举仅有五族,当时回鹘西奔投吐蕃一支,为时不久,尚未得势占据甘州,以致列举没有回鹘。敦煌汉、藏、回鹘文书虽有一些关于河西部族的记录,但皆仅为片段,零散不成体系。迄今所见,记载最     

郑州市陈庄遗址发掘简报

陈庄村位于郑州市旧城区西北约10公里的贾鲁河西岸,村东南约半公里的河西岸台地上,是一处面积约25万平方米的仰韶文化和商代文化遗址。遗址附近的地势,基本是平坦的,可能由于历年来的雨水冲刷,遗址之北为一条深沟,当地群众称为“南沟”,遗址之东逐渐低下,紧靠贾鲁河西岸(图一)。与河东岸的白庄仰韶文化遗址隔河相     

治学门径有新篇——《目录学讲义》评介

<正>目录之学,源远流长。古代学者十分强调目录学对于读书治学的重要性,清代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必从此问塗,方能得其门而入。”(1)又云：“凡读书最切要者,目录之学。目录明,方可读书;不明,终是乱读。”(2)近代目录学家余嘉锡亦认为：“目录之学为读书引导之资,凡承学之士,皆不可不涉其藩篱。”(3)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目录学得到长足发展,其标志之一就是涌现了一些目录学著作,主要有姚名达的《中国目录学史》,汪辟疆的《目录学研究》,     

文献整合与研究范式的转化:汉唐碑志与新时期敦煌学研究的展望

汉唐碑志存世数量巨大,且陆续被发现,这些碑志资料对研究中古历史具有重要价值。将汉唐石刻文献与敦煌学研究结合,会在新时期进一步促进敦煌学研究的进步和发展。碑志文献为敦煌学研究提供了较多重要的史料,涉及敦煌学研究中的政治史、经济史、社会史、民族史、书法艺术史等方面,给新时期敦煌学研究注入新活力。碑志文献亦将敦煌区域史纳入丝绸之路史、中西交通史、中古社会史的研究范畴,进一步加强与“长安学”“西域史”“中亚史”等研究领域的结合,为敦煌学研究开拓了新视野。并且碑志文献亦为敦煌学研究范式的转化提供了新的方向,汉唐碑志中大量涉及中古社会史的资料,为敦煌学研究旨趣、理论方法提供有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