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与西藏民族分裂势力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博弈——以1947年热振事件为中心的考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印度的独立、国民政府发动内战、西藏地方政府寻求外国援助构成了1947年西藏“热振事件”的动因。热振五世一心向内,认同国民政府,希望国民政府帮助其恢复摄政职位,但南京国民政府处置失当,致西藏发生“热振事件”。“热振事件”使西藏地方认同国民政府的力量遭受压制、国民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管控遭到削弱、西藏地方民族分裂主义更加活跃,对中华民国的认同、中华民族的构建都产生了负面影响,为当今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提供了历史教训。     

国民政府在惩处日本战犯问题上的两面性

左双文教授在《国民政府与惩处日本战犯几个问题的再考察》一文中指出：战后国民政府对日本战犯的处置问题,是战后对日处置的一个重要方面。最初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甚为重视,在战时即成立了专门的调查机构,进行相应准备,战后亦投入了一定人力物力以策进行。但国民政府因为自身战略利益的需要,秉持蒋介石“以德报怨”的对日处理方针,对战犯的...     

国民党政府1945—1949年侨务工作述评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围绕争取华侨对祖国抗战的支援而开展了一系列的侨务工作,并取得相当成效。学术界的相关研究也较为充分。而关于战后数年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国内似尚无学者专文论及。本人根据有关资料对1945—1949年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进行了初步探讨,以就教于史学界同仁。本文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是：战后国民政府在侨务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其效果如何、导致国民政府的侨务工作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近代中央回归治黄的序幕:南京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问题探析

南京国民政府在1933年9月成立黄河水利委员会以前已经在治理黄河问题上有所谋划和举措。国民政府介入治黄的背景与其导淮政策密不可分。国民政府在黄河与淮河治理次序上先后经历了"淮黄同治"与"先淮后黄",而后迫于各方压力又不得不对"先淮后黄"的政策做出修正。国民政府介入治黄是宣示其对于孙中山政治遗愿的继承,也是彰显其政权合法性的一种标志,一定意义上还是整合黄河流域各军阀势力的一个恰当借口。黄河对淮河的影响关系也使得国民政府在导淮的同时不得不顾及治黄。国民政府各部会介入治黄,则怀有政治企图或有所束缚。受以上因素的影响,国民政府在治黄问题上表现目标不一,政令多变,协调乏力,效果不彰。国民政府初步介入治黄的表现与特点,预示日后黄河水利委员会亦难有作为。     

1927-1937年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及接管措施

抗战前十年是国民政府对藏政策的形成时期。国民政府一直以国家统一问题和边疆问题取代西藏的民族问题,并打下了传统治边政策的烙印。国民政府力图通过使西藏与内地在各方面融为一体的办法来接管西藏。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国民政府的对藏政策和措施只起到了避免西藏局势更加恶化的作用。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

论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金普森李分建有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粮食政策的研究寥若晨星,而这是抗战时期中国经济的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本文试图对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的粮食管理政策进行考察与分析,以求教方家。综观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颁布的粮食法...     

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之转变:以抗战时期动员西康彝族修筑乐西公路为中心的讨论

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维护"五族"的民族政治结构,对西南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代表争取民族权利和民族地位的运动未予以积极回应。1939年后,国民政府积极建设以西昌为中心的西康宁属地区,组织兴修乐西公路。为与西康省政当局进行政治竞争,国民政府积极介入西康彝务,利用宁属地方上层人物和有着中央受训经历的彝族精英,动员彝胞参与筑路,积极培养彝族干部。筑路和通车前后,国民政府积极宣传彝工对于筑路的贡献,正面呈现彝族的民族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可视为对西南少数民族地位的政治承认。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南少数民族政策的研究,有助于反思海内外学界长期以来对于国民政府推行"同化"政策、否认民族差异的既有看法。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陆军武器装备建设之考察

日本侵华时期,国民政府对陆军武器装备建设较为重视,其可划分为两个阶段.1931.9-1937.7为第一阶段,属平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为了适应对日备战与陆军整编的现实需要,在其成立初期陆军武器装备建设的基础上,一边大量引进德造装备,一边积极谋求兵器自给,使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有了一定改观;1937.7-1945.9为第二阶段,是战时建设时期,国民政府以保证军队对武器装备的需求为目标,凭借外购以及战时的兵工生产与外国军火援助,在相当程度上维持了国民政府陆军的装备水平,支撑了国民党陆军的抗日作战.但从历史的纵向角度看,国民政府的陆军武器装备建设,无论战前还是战时,均存在着严重缺陷.     

20世纪30年代初国民政府对西沙群岛问题的因应

1931年12月4日,法国挑起西沙问题。这是国民政府始料未及的。疲于应对内忧外患的国民政府始终将西沙问题置于视野边缘,其反应总体上是“应付式”。国民政府连续对法交涉,不断完善证据链,又在九小岛事件发生后确立“首防日本”原则以应对西沙问题和九小岛事件,并着手推动西沙基建和整合朝野的南海海疆认知。在此期间,由海疆危机所激起的汹汹舆情对国民政府起到鞭策与支持作用,并与国民政府的一系列举措共同构成中方对法方掷地有声之回应。总之,20世纪30年代初,中、法在西沙问题上的较量尽管呈低烈度,却无疑强化了中国的海疆意识,是中国历史记忆中不可磨灭的一部分。国民政府的应对虽有缺憾,但不可否认还是为中国后来因应南海诸岛问题提供了文献基础,积累了经验。     

陶德曼调停新论

陶德曼调停一波三折 ,第一阶段 ,国民政府寄希望于国联 ,拒绝调停 ;第二阶段 ,对国联失望后的国民政府被迫接受调停 ,但采取拖延战术 ;第三阶段 ,日本两度提高议和价码 ,旨在灭亡中国 ,国民政府坚守“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两条底线 ,调停失败。调停期间 ,德国一直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 ,阻止中苏联合 ,对中国抗战毫无信心 ,认为中国若不接受调停则必败无疑。调停失败后 ,在国家利益的驱使下 ,德国最终倒向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