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军马前卒邹容

邹容18岁开始写《革命军》,19岁,即1903年5月底,约两万字的《革命军》出版,并在辛亥革命前的腥风血雨中风行海内外,重印20余次,销量达110余万册,居清末革命书刊之首位。胡绳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中评赞说：“他(邹容)写道：‘我中国今日欲脱满洲人之羁缚,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长存于二十世纪新世界上,不可不革命……     

汲取圣贤文化精华促进先进文化建设

“圣人”一词在我国历史上很早就出现了,《老子》中说:“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成。”《易·乾·文言》中说:“圣人作而万物睹。”《论语·述而》中说:“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者斯可矣。”《荀子·性恶》中说:“故圣人者,人之所积而致也。”司马迁在《资治通鉴》卷一中说:     

汉口市一男中老师陈梅影和学生运动

《武汉文史资料》2005年第7期刊载原武汉市计委副主任张孟林同志撰写的《武汉一中“地下学工组”回眸》的文章。我1945～1947年在汉口市一男中(现武汉一中)读书,阅读该文感同身受,使我对武汉解放前夕党领导的     

鲁迅的一世纪

鲁迅作为一个著作者第一次出现在读者的眼前,是在1903年,二十世纪刚刚开始,到今天是一百年出头了。这年6月,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杂志第五期上刊出的《斯巴达之魂》,作者署名自树,这是鲁迅公开发表文章的开始。     

聂绀弩之死

聂绀弩(1903-1986年),湖北京山人,现代作家。1924年进黄埔军校,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回国,曾任中央通讯社副主任。 1932年加入“左联”,1934年编辑《中华日报》副刊“动向”,1936年与胡风等编辑《海燕》月刊。1938 年到延安,不久到新四军编《抗敌》杂志。1940年8 月,与夏衍等人在桂林创办《野草》杂文月刊,形成“野草”杂文流派。新中国成立后,聂绀弩曾任香港《文汇报》总主笔、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等职。     

回忆《辛亥十老忆"辛亥"》发表前后

一组别开生面的回忆录1981年,在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70周年前夕,《武汉文史资料》第四辑(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专辑)发表了10位参加武昌首义的辛亥老人撰写的一组回忆录——《辛亥十老忆     

五四前震动学界的一出双簧戏

1918年3月15日,《新青年》杂志六大主编中的钱玄同和刘半农,共同导演了一出双簧戏：钱玄同假“王敬轩”之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3号上“通信”专栏发表了给《新青年》编者的一封信,对主张新文化的人进行攻击;而刘半农则以《新青年》记者名义,在《新青年》同期的编辑回信部分刊发了长达万余言的《复王敬轩书》,对王敬轩所提出的观点逐一加以驳斥。钱刘二人导演的这出双簧戏,引发了新旧两派的激烈论战,震动了五四运动前中国的思想界和文学界。     

“样板戏”《沙家浜》的风风雨雨

突出“地下工作”还是突出“武装斗争”？ 1974年第1期的《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初澜的《中国革命历史的壮丽画卷二谈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一文。这是对所谓“革命样板戏”的成就和意义“进行整体性总结和评价的文章”。文章着意强调了“样板戏”对“武装斗争”的表现：即使是有一定篇幅描写地下斗争的作品,也是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     

维稳催生的“恶之花”

一个名叫安元鼎的保安公司突然“红”了：继《财经》杂志题为《专业截访公司牟利年入2千万》的报道之后,《南方都市报》又发报道《安元鼎：北京截访“黑监狱”调查》,其中所披露的现实之残酷,让人不寒而栗。     

社会主义路线图

人类为追求美好的未来，与社会主义有着不解的情结。远的不说，从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倡导科学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至今，已经有一个半多世纪。在这以后，从19世纪到20世纪，举起社会主义旗帜为之奋斗的政党和人民，不知有多少。中国从1903年《浙江潮》杂志最早提出要把社会主义作为中国建立新社会之理论，“以增人间的福祉而消除厄难”，也有一百多年时间。从那以来，中国人民几经挫折，几经奋斗，二直在艰难地探索到达社会主义的路线图．     

从《实业计划》看孙中山开发西部的构想

1919年，孙中山撰写了《实业计划》，在书中，孙中山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西部开发”的口号，但是，开发西部的构想却实实在在地包含在其中，主要有以下一些内容：     

也谈孙中山退位与袁世凯上台问题

孙中山退位、袁世凯上台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对于这段历史,自民国以降,占主导地位的有袁世凯“窃取”说(陈旭麓:《中国近代史》,高等教育出版社)、孙中山“让位”说(李新:《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中华书局,第491页)及孙中山“还位”说(陈一容:《孙中山“还位”辩证》,《史学月刊》1997年第3期)。我以为,单从某一方面某一立场来看,以上观点不无道理;但倘若把这一事件置之全局,则有说理不足之嫌。以下笔者试图将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的这一“过节”置于当时的背景之下,从纷繁复杂的历史表象进入现场,从积极层面探寻孙中山退位、袁世凯上…     

“我的儿童文学之路”——访任溶溶先生

任溶溶,本名任以奇,原名任根鎏,广东鹤山人,1923年生于上海,我国著名儿童文学翻译家、作家。曾任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自上世纪40年代起,在近70年的儿童文学生涯中,他笔耕不辍,为孩子们翻译和创作了如《安徒生童话全集》、《木偶奇遇记》、《没头脑和不高兴》、《你们说我爸爸是干什么的？》等众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滋养了几代中国儿童,影响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进程。2012年12月6日,中国翻译协会授予他“翻译文化终身成就奖”荣誉称号。在他90岁高龄的时候,依然“发白红心在”,创作出版儿童诗集《我成了个隐身人》,并于今年7月全票获得“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这一中国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奖项。近日,任溶溶先生应邀接受了本刊采访。采访中,我们深深感受到任先生穷尽毕生之力为孩子们创作的激情,以及中国儿童文学工作者们为祖国的下一代所付出的心血。     

穿越香格里拉，重走洛克之路——“华夏之路”首度成行

2012年12月12日至16日,《华夏地理》年度发布的“华夏之路”完成了它的第一次征程。在《华夏地理》、腾讯的联合举办下。一只由32人组成的队伍,沿着美国著名探险家、人类学家约瑟夫·洛克当年走过的道路,深入滇西北的崇山峻岭,探寻香格里拉的秘密。从约瑟夫·洛克初次探访云南,并为美国《国家地理》杂志撰写关于中国的稿件至今．已过去了整整九十年。     

李德没有参加“黎平会议”

《贵阳文史》杂志2009年第2期“时空趣事”栏目有文章论证说：“共产国际驻中国军事顾问李德参加过黎平会议”。对此,笔者不能认同,理由如下：     

穷死“三不走” 烦死“三不沾”——记云南金融开创者王炽

王炽(1836-1903年),字兴斋,云南省弥勒县虹溪镇人。他是云南近代史上民间金融机构——“同庆丰”和“天顺祥”的创始人,又是云南有名的商家,还是一位爱国者,对云南乃至中国经济发展都作出过重大贡献。在151年前英国《泰晤士报》评选的19世纪10名世界首富中排名第四,是惟一人选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三代一品红顶商人”被称为“钱王”。     

孙中山先生在南京的三次演讲

孙中山一生为革命奔走呼号,五次环行世界,足迹遍及全球各地,然而他对南京却情有独钟。他在《建国方略》中称赞道：“南京为中国古都,在北京之前,而其位置乃在一美善之地区。其地有高山,有深水,有平原,此三种天工,钟毓一处,在世界中之大都市诚难觅如此佳境也……南京将来之发达,未可限量也。”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虽然只有短暂的3个月,却是经过了辛亥革命成功、清王朝被推翻、中华民国初创的历程,是他的理想、奋斗目标初步实现的3个月。正因如此,孙中山在临终前留下遗嘱：“吾死之后,可葬于南京紫金山麓,因南京为临时政府成立之地,所以不可忘辛亥革命也。”当时南京还处于北洋军阀统治下,孙中山要葬于南京,正是要鼓励同志继续努力,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其寓意是深远的。     

从两大口号到三大口号

新的一年到了。《炎黄春秋》编辑部要我为杂志写一篇新年祝词。于是,写下这样一个题目。两大口号,就是科学和民主。这两大口号,是《新青年》提出来的。这个杂志原名《青年》,1915年创办,到现在正好90年。它的创刊,是新文化运动的标志。创刊号上陈独秀写了一篇《敬告青年》,就提     

萍水相逢百日间

邵飘萍事件与林白水事件间隔约100天,时人称之“萍水相逢百日间”。邵飘萍事件邵飘萍(1886-1926),浙江东阳人,出身贫寒,从小在金华长大。1899年他只有14岁就考中秀才。1903年进入省立第七中学(现金华一中)。1918年10月5日,他辞去《申报》驻京记者之职,创办了著名的《京报》。1918年10月,邵飘萍促成北大成立了新闻研究     

陈独秀与《甲寅杂志》

吴敬恒一九二五年在《章士钊——陈独秀——梁启超》那篇长文内曾说：“今日章先生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然别人把人物与《甲寅》联想,章行严还忘不了高一涵,亦忘不了陈独秀。”这话好像认为《甲寅》杂志是章、高、陈请人的共同产物。其实,章士钊确是有权利“视甲寅为彼唯一产物”的,无论就主张说,就文体说,就文字力量说,这杂志都可以盖上“章土钊”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