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以来东北抗战的民族基础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至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投降,东北共进行了14年的抗战。在东北抗战过程中,各民族人民团结一致,同仇敌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最终与全国人民一起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这种局面的出现,与中国民族的历史联系基础、文化认同基础、政治目标基础、民族自强的心理基础,以及爱国主义精神的发扬,有着直接的联系,这也正是中华民族能够战胜侵略者的根本原因。     

论广西人民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贡献与地位

2005年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68周年和抗战胜利60周年。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民族战争的伟大胜利。这是中国人民近百年反侵略战争中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洗雪了近代以来的民族耻辱,成为中华民族由衰败到重新振兴的转折点,为中国的独立和解放奠定了基础。广西人民为取得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战后蒋介石对日"以德报怨"政策的几个问题

抗战胜利之际,蒋介石发表了著名的《抗战胜利告全国军民和世界人士书》广播讲话,该讲话的主旨长期以来被广泛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并被视为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方针。更有不少人把战后中国宽大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不参加占领日本本土、放弃对日战争索赔要求以及日本天皇制得以保留等都归于“以德报怨”政策的内涵。本文通过对以上四个方面的考察,所得结论是:宽大并迅速地遣返日本战俘与侨民,虽然也体现了中华民族宽以待人的民族品格,但它与蒋介石反共的战略以及美国根除日本在华影响的既定政策有着更为密切的关联,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以德报怨”;关于战后日本天皇制的保留问题,蒋介石的态度仅仅是“要日本人民自己决定”,更为重要的是,天皇制的最后命运完全是美国占领当局决定的,与蒋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关于中国放弃占领日本本土,这主要是蒋介石出于战后国内政治斗争的现实考虑所做的决定;至于战争赔偿问题,从积极争取到最后的被迫放弃,是既受制于美国政策又无奈地屈于日本压力的结果,很难说是“以德报怨”。总之,将“以德报怨”视为指导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的基本理念并无足够的说服力。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的民族政策及其作用

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人民近百年来无数次反帝斗争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革命战争。在这场中华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的殊死较量中,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方法,正确分析国内外政治形势,实行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认真贯彻执行一系列团结抗日的民族政策,为提高少数民族人民的抗日觉悟,争取全民族抗战的彻底胜利开辟了道路,也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党的民族理论。重温这个时期的民族政策,对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指导和推动新时期的民族工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民族…     

论广西人民在全国抗战中的重要贡献与地位

2005年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68周年和抗战胜利60周年.经过8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广西人民为取得这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做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     

面对日寇侵华战争的藏传佛教界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以来以中国全面胜利、帝国主义侵略者无条件投降而告终的唯——场战争,也是中华民族反侵略战争中仅有的一场全民抗战,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抗日战争这样规模、性质、结局的战争确属空前。我们不能也不应该忘记这一段艰难卓绝的战争。在这场决定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战中,包括藏族僧俗民众在内的中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政党、各团体、各宗教派别同仇敌气,     

"台湾光复六十五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0年11月6日至9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重庆市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的"台湾史研究论坛--台湾光复65周年暨抗战史实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市召开.来自海峡两岸、香港以及日本的9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本次大会,提交了64篇论文.与会学者围绕中华民族抗战胜利与台湾光复的历史意义、日据时期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日据时期台湾社会文化演变、抗战胜利后的接收和台湾法律地位、两岸同胞共同抗日等内容展开讨论,现将主要学术观点综述如下.     

抗日战争前后的北京满族人

1928年,国民党南京政府将北京改为北平特别市。1930年7月,又把北平划归河北省管理。北平在全国政治地位的变化使其经济更加萧条。随着日寇铁蹄的逐步侵入,北平满族人民奋起汇入了中华民族抗日爱国斗争的洪流。在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中,北平市的满族人民与汉族和其它民族一起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残酷的民族压迫,艰难的贫困生活,许多人在沦陷期间丧失了宝贵的生命。由於当时的广大满族人民的姓名     

“纪念七七事变”的提法不准确

在纪念抗日战争的活动中,经常看到“纪念七七事变”这样的提法。我认为,这个提法不准确,不恰当。原因是:“七七”事变和“七七”抗战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七七”事变,主要指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军事进攻卢沟桥,开始了其全面侵华战争;同时,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开始了中华民族的全面反侵略战争。它包括帝国主义入侵和中国人民反侵略两个斗争方面。     

义和国“扶清灭洋”的策略意义

远在三百年前,满清统治者开始其对中国的民族牢狱的统治后,虽然想尽方法不迫压汉族人民的反抗,但随着社会矛盾的发展,汉族人民的反满斗争,不只是持续着,而且不断地深入。以「反清复明」为口号的反满祕密团体,转入广泛而深入的地下活动阶段。南方的「三合会」,「哥老会」,北方的「白莲教」天理教,就是南北中国汉族人民进行反满民族斗争的泉源和种子。在极坚苦的努力奋斗下,无数次的举起民族斗争的义旗,给满清统治阶级以无情的打击,显示出「中华民族的各民族人民对于外来     

论"夷"和"东夷"

“东夷”本是传世和出土文献对古史上某一时期东方居民的称谓。近年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把黄淮下游海岱地区史前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称为东夷。本文旨在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的相关记载,廓清“夷”和“东夷” 的产生、发展、流变和消失的历史过程。     

“素心”与“史德”

在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关于史家主体修养的探讨是一个重要问题。梁启超所谓“史家四长”说即是对这个探讨的总结和概括。在这一理论成就的形成过程中，唐代史家刘知几的“史才三长”说及清代史家章学诚的“史德”说是关键环节。当然，任何学术成果尤其是理论上的突破，都必须以一定的思想积累为前提与基础，这种积累首先必须是学者个人的，而从更为普遍的意义上讲，它更是社会的与时代的。因此，从孔子、孟子的时代起，我们     

“中国中心观”与“夷”“洋”之变

晚清之前,中国始终认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将中国之外的其他一切民族都看作是未开化的“蛮夷”。特别是明代朝贡制度形成后,“夷”“夏”卑尊泾渭分明。晚清从鸦片战争到中日甲午战争近六十年间,实现了从“夷”到“洋”的艰难转变。本文从“中国中心观”的形成入手,对这一转变进行了分析。     

说"邛"与"工竹杖"

古代的"邛"究竟是族名还是地名,曾有一些不同看法.关于"邛竹杖",也历来看法不一.文中对此作了探讨,认为"邛都夷"人属古濮越系民族,"邛竹杖"则由于年代久远现已不甚明了,可能"邛人"所居地方所产之竹杖皆可谓之"邛竹杖".     

庄子“真人”思想考论

庄子《大宗师》集中出现了四则有关＂真人＂的论述。＂真人＂思想具有丰富的内涵。作为庄子自身理想人格的画像,＂真人＂等同于＂至人＂。真人一旦上升到＂道＂的层面,又等同于＂神人＂。真人思想的矛盾性源自《庄子》一书内容的复杂性。作为天道哲学的真人,其思想源自《道德经》、《山海经》等典籍;作为生命哲学的真人,源自《黄帝内经》、《周易》等。由后者形成一种＂葆真＂的生命哲学观,产生了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论“部落联盟”还是“民族”

王三义先生认为,以国家起源的“民族模式”代替传统的“部落联盟模式”,易建平这种做法是不对的。本文认为,王三史先生的观点难以成立,原因在于,他混淆了“部落联盟”与“部落联盟模式”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并且,把希腊人和罗马人国家起源的例子当作了“特例”,而这摩尔根与恩格斯是当作典型例子的。     

都市平非"成都市平"商榷

本从都市平量器字入手,结合东汉相关的度量衡制度和两汉中遗存的刻铭陶、漆器字、以及东汉相关历史,考证都市平量器并非成都市平量器的简称。     

从“百工”与“百官”的语词变迁

本对于古籍献中“百工”一词的多义和歧义现象进行分析、考证,发现它与“百官”一词的关系错综复杂,于是从字形、声音及化历史的研究对比中取证,认为“百工”作为上古一官职名,后世直接对译成“百官”实际上存在混淆和误解,却也可从中看出它们意义上的联系与区别,对这一特殊语词的变化的历史考证将对训诂学有所补益。     

“博物馆学习”还是“场馆学习”:试论Museum Learning的中文表达

Museum learning的相关研究范式和成果主要集中在博物馆学观众研究和教育学教育技术研究领域中。国内这两门学科对museum learning的翻译存在分歧:博物馆学界将其译为"博物馆学习",而教育学领域则将其译为"场馆学习"。原因在于二者对museum learning的研究方法存在分歧,以及二者对"博物馆"一词本身范畴和概念存在认知差异。"博物馆学习"不仅保持了museum在跨语境研究中的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在概念上确保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和历史艺术类博物馆在museum learning研究中的相同地位,这是"场馆学习"一词无法体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