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三峡地区的志记、咏记、游记与历史旅游景观研究

古代风景名胜的记载主要分为志记、咏记和游记,三相互参照,方可较客观地回到原始环境。本以唐宋时期三峡地区为例,运用史料进行空间定位,展示景观变迁,相互印证景观的客观性,尽可能较真实地去认识当时的景观特征,为旅游化的研究提供一种可借鉴的方法。     

地方礼俗教化权利的分享与边界——以清前期士绅赵执信《礼俗权衡》为例

在清康熙年间的鲁中山区,作为国家代表的地方官以"六谕""上谕十六条"为依据积极推行乡约。与此同时,士绅阶层在其家乡的建设活动更为频繁,而且有将礼仪在乡间闾里进行推广的趋势。士绅阶层一方面受礼仪的教化,了解官方的话语;另一方面,除去士大夫的身份,他们又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熟知本乡的风土人情。因此,他们对礼俗的讨论,并非只停留在国家礼仪制度层面,而是多从本地乡里的实际风俗出发。国家和地方士绅在基层社会的礼俗教化,存在着权利的分享和边界。二者有所重叠,但彼此又存在着微妙的距离。     

清朝对国初礼俗的隐匿与文饰——以会典为中心

清朝统治者一方面极为重视保存满洲礼俗,视其为维持统治的关键要素;另一方面限于自身的文化劣势和政治统治的需要,在入关后全面继承明朝礼制,继而以历代礼统的继承者自居.这两种矛盾的政治心态统合到礼政上来,就是实现满汉礼制在汉礼框架下的整合.因此,清朝在纂修会典等典籍时,并没有如实记载曾经以及现行的满洲礼俗,而是秉持汉礼的标准,对国初的满洲礼俗进行隐匿与文饰,以重塑帝国初始的礼制形象,消弭华夷差异,最终为政治统治服务.     

茶食与当代乡民礼俗——关于鲁西刘庆洪村茶食礼俗的调查报告

作为一类食品的名称,"茶食"一词的出现已经有千年的历史了。《大金国志·婚姻》记载:"婿纳币,皆先期拜门,亲属偕行,以酒馔往,酒三行,进大软脂小软脂,如中国寒具,次进蜜糕,人各一盘,曰茶食。1"《北辕录》中亦云:"金国宴南使,未行酒,先设茶筵,进茶一盏,谓之茶食。2"从这里看,所谓茶食,最初应是指佐茶的点心。女真人是以肉、奶为主食的游牧民族,非常喜欢消食除腻的茶。而     

民国岁时节令中的政治与民俗——以陈果夫所著《中华民国生活历》为中心

1927年之后,南京国民政府为了彻底结束阴阳历并行的二元格局,强制推行国历。国历运动手段过激,对旧历作为民俗的价值和惯性作用均估计不足。与官方政策适相对照的是,在1945年国民党政要陈果夫编制出版的《中华民国生活历》一书中,我们却发现了他对国历运动的失衡进行了有意识地纠偏补弊。而且,透过这本日历,陈氏重建基层宗法社会及其礼制的政治理念也得以具体揭显。     

敦煌佛教的世俗化——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致辞

尊敬的各位专家: 大家好!今天,我们迎来了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美国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佛教的世俗化--理论与实践国际学术讨论会"的召开.在这里,我谨代表兰州大学向前来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由衷的感谢!     

南京居住空间分异的特征与模式研究——基于南京主城拆迁改造的透视

城市居住空间的地域分异是城市社会分化最直接的体现。本文以城市的拆迁改造为独特的切入视角,以南京市主城区为研究范围,调查获取了南京主城区所有街道近三年的拆迁改造数据,通过ArcGIS、SPSS等手段进行了数据分析,并以此为基础对近年来南京市主城区的居住空间分异模式进行了总结。文章认为,南京主城区的居住空间目前已呈现结构多元化的雏形,居住空间结构为"圈层"与"扇形"相混合模式,有从单中心向多中心发展的趋势。     

居住空间的意象蕴含——《傲慢与偏见》和《简·爱》的相关语境

本文对《傲慢与偏见》和《简·爱》中的居住空间描写进行分析,通过两部作品在这方面的同异,来考察二者在以居住空间为代表的环境描写方面如何作用于对人物性格的塑造以及对作品情节发展所起到的暗示性作用,从而理解两位作家在创作上的高超手法。     

城中村拆迁与外来人口居住选择的影响因素研究——以上海市联明村为例

目前,上海正在大力推进城中村拆迁改造,城中村作为外来人口的聚居地,其拆迁改造势必对外来人口产生巨大影响。本文基于上海市联明村问卷调查数据,以外来人口视角,采用描述性统计和方差分析法,分析了城中村外来人口的流动特征、居住选择的变化,以及城中村拆迁对外来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城中村外来人口在上海有着明显的就近搬迁和在城中村之间转移的特征。房租便宜超过职住邻近成为影响外来人口居住选择的首要因素,但两者对外来人口的居住决策均起到决定性作用。外来人口对公共服务设施和居住条件考虑较少,但相较过去有所提高;同时,外来人口对血缘、地缘等社会关系的考量逐渐减少。最后,提供了相关政策启示。     

“主仆名分”与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唐宋变革时期阶级结构研究之一

新发现的《天圣令》有关令文 ,反映了北宋时期还存在着良贱制度 ,这种制度到南宋时才完全消亡。在阶级结构调整过程中 ,原来旧的针对贱口奴婢的法律无法适用于具有良人身份的雇佣奴婢 ,宋统治者通过立法 ,对雇佣奴婢的法律地位作出明确规定。在“主仆名分”制约下 ,雇佣奴婢被纳入家族同居范围 ,与雇主结成密切的依附关系。雇主侵害雇佣奴婢依常人法处置 ,雇佣奴婢侵害雇主 ,则依家族同居法加重惩处。即使是主雇关系已解除 ,“主仆名分”的影响仍然存在。宋代奴婢的法律地位随着良贱制度的存亡而上下波动 ,有所变化。     

论“生活世界”与民俗学——从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谈起

民俗学的生活世界,是以"胡塞尔生活世界"为基础,通过个体的身体感受来研究个体的生活世界。胡塞尔将生活世界看做是先于我们所有的实践、思想、本能而存在的先验前提,在此基础上,人类以文化语言、社会关系为中介,建构自我主体与对象主体之间的共通性。而民俗学者正是基于这一共通性来研究民众的生活与传承,理解并感受他人的生活。以关注具体生活状态、传统与个人性、身体感受为重点的表演理论体现了民俗学"生活世界"的核心内涵。     

生活就是民俗——关于民俗文化与都市发展的若干思考

生活就是民俗,都市民俗就是都市居民长期积累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无论过去抑或当今,都市中都会同时具有健康、有益的生活方式和种种陋俗,这二者都应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真正的都市新民俗应该是生活的一部分,以人为本,而不是作秀。政府在民俗形成过程中的地位举足轻重,若能及时把握都市民俗的建设方向,采取正确措施,就能成为移风易俗的主导力量。     

自娱自乐与新的文化生活——伦珠措姆的故事之六

在偏远封闭的广大西藏农牧区,歌舞等文化生活是普通人娱乐自己的一个重要内容。尤其是生产、生活条件得到很大改善的今天,人们更期待丰富多彩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希望愉悦人生,实现精神上的更大满足。因此,精神文化生活也应该成为考察西藏普通人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四）

1973年,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史上是非同寻常的一年。年初,报纸、广播报道了毛泽东给大胆上书的李庆霖复信的消息,这一消息传递了高层领导人重视知青工作的信息。6月,中共中央发出21号件,专提上山下乡工作。6月22日至8月7日,国务院召开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8月下旬,周恩来在中共“十大”政治报告中号召全党做好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工作。年底,又掀起庆祝“再教育”最高指示发表5周年活动。各地相继召开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学习中央有关件,分析工作形势,交流经验,检查存在问题,研究解决办法。大批工作组或检查组被派往基层,宣传落实知青政策。上山下乡运动出现又一个高潮。     

蹉跎与奋进——我的知青生活十五年（三）

艰苦磨炼从1968年初到这年年底,我们往返于合肥与祁门县之间的次数较多,得到各方面的消息也很多,从广播报纸和街头的大字报栏、散发的红卫兵小报中更是了解到全国各地“文革”动乱的社会状况,其中最引起我们注意的是上山下乡方面的信息。我们以“先驱者”、“过来人”的身份冷眼观察着那一场上山下乡大潮的到来。这一年里,中共中央两次发出学校要“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大中小学一律立即开学。但是,一个严峻的问题突显出来:1966、1967、1968三年(后习称“老三届”)总共约1000万毕业生积压在学校,出路何在?今天回顾起来,可以看出“…     

探思茶馆文化与城市生活的互动——王笛《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是王笛先生继《街头文化:成都的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之后的另一部力作。该文既对中国近代城市史进行了深度剖析,也对大众文化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索,深刻地反映出在20世纪中前叶"天府之国"—成都的茶馆文化和城市社会生活的互动关系,乃是一部现代版和文字版的《清明上河图》。     

二十世纪初的茶馆与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以成都为例

茶馆在中国城市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 ,是非常理想的观察社会、经济、文化及地方政治变化的场所。 2 0世纪初 ,成都的茶馆是市民日常生活的重要舞台 ,它们既是娱乐消闲的场所 ,亦为从事商业以及社会政治活动的空间。长期以来 ,茶馆被误认为鼓励人们无所事事、孳生惰性 ,不利于社会健康发展 ,因此从专制政权到社会改良精英 ,都把控制和改造茶馆视为维持社会秩序安定的重要一环 ,然其努力都以失败告终。这既反映了社会对茶馆的需要 ,亦充分显示了其极为旺盛的生命力。     

民初“思想界”解析——报刊媒介与读书人的生活形态

基于报刊媒介所营造的思想环境,及读书人由此展现的新的生活形态,以解析民国初年之"思想界",是本文的中心论旨。一方面试图说明报刊经历晚清的发展到民国时期有什么新的变化,但这里所说的变化,主要不是指量的变化,而是指传播媒介与思想、政治、社会之间的互动。通过这样的研究以检讨民初由报刊所营造的思想环境有怎样的特征;另一方面则试图结合读书人与报刊的互动,尤其是身处大学校园的读书人与报刊的关联,审视读书人的生活形态呈现出的新的特性。无论什么时候,读书人总有展现其身份意义的象征,民初读书人也不例外。透过报刊与大学及读书人的互动,或者可以更好说明民初的思想环境对读书人的塑造,也有助于对民初"思想界"更好的把握。     

留学生史研究笔谈——近代留学生的西方生活体验与文化认知

自晚清以迄民国,一批批青年学子远渡重洋,前往欧美留学,待他们归国时,随身带回两种形式的西方文化：一是在西国学校里学到的西学书本知识,二是在异域生活中体验的西方生活方式。前者是建设近代科技文化事业的专业知识,是显性的文本文化;     

北朝乡里制与村民的生活世界——以石刻为中心的考察

学界一般认为 :北朝时期 ,乡村因实行三长制而不存在乡里编制。其实在实行三长制的同时 ,北朝乡村依然存在广泛的乡里编制。约自北魏太和年间开始直到北朝末 ,除北齐时京畿地区不设乡里之外 ,均设有乡里编制。不同于前代的是 ,北朝的乡里具有划定的地域 ,这可能与实行均田制有关。乡里编制虽然普遍存在 ,但在实际生活中似乎未受到村民的积极认同 ;相反 ,他们对世代生活其中的村落表现出更强的归属感 ,并依托“村”组织活动 ,官方的乡里设置在村落受到架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