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山墓地出土“上相邦玺”辨析

1995年11月19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载了张照根写的一篇报导《苏州真山墓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以下简称《张文》),报导了1994年11月至1995年4月苏州博物馆和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真山墓地进行发掘,清理了一批春秋、战国及汉代的墓葬,其中D1号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方铜印。这方铜印据《张文》报导说:印的纽式为桥纽,“长2.9厘米,宽2.8厘米,高2.1厘米,印文为‘上相邦玺’”(图一、二)。《张文》推断说:“结合出土的陶冥币‘郢爱’,此印应为楚相之印。根据     

“上相邦鑈”新考

针对曹锦炎先生的《“上相邦鑈”考》和李学勤先生的《“腍”字与真山楚官玺》两文,对苏州真山D1号战国墓出土的“上相邦鑈”印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曹锦炎先生对“上相邦鑈”的释读是可信的,但其来源是春申君在公元前241年担任攻秦五国联军的具体负责人时的权力信物,“上相邦”即“总相邦”之意。     

“上相邦鉨”新考

针对曹锦炎先生的《“上相邦鉨”考》和李学勤先生的《“桓”字与真山楚官玺》两文,对苏州真山D1号战国墓出土的“上相邦鉨”印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曹锦炎先生对“上相邦鉨”的释读是可信的,但其来源是春申君在公元前241年担任攻秦五国联军的具体负责人时的权力信物,“上相邦”即“总相邦”之意。     

从真山出土玉器谈吴国的琢玉工艺

苏州真山大墓出土了一批春秋时期的玉器,系采用多种琢玉技法所形成,显示了２０００多年前吴国工匠高超的琢玉水平。     

“内府”玺跋

《古玺汇编》3358著录一钮朱文方玺,文曰: ■府首字为以往所不识,旧无释。今按当即内字。古玺文“内”多作?、?,稍省作?,此其递省之形。内字省掉两边的直画,与古玺南字或省作?,正属同类作法。战国文字笔画繁省随意为之,此玺内字是其最为简易的写法。     

北周“天元皇太后玺”

“天元皇太后玺”为金质,印通高4.7cm.长4.55cm,宽4.45cm,重约802.56克.印纽为一卧式天禄瑞兽,印文为阳文篆刻,铸造而成.印纽与印身系分模合铸.工艺精美(见封底).     

浅析“千牛”“百牛”玺

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以下称《玺汇》)在吉语玺部分收录了十余方关于牛的古玺,其中有数方“千牛”、“百牛”、“千百牛”玺,兹列举如下：     

新中国的“开国之玺”

许多读者都应该知道约2700年前,当时的楚国有位叫卞和的老人,向楚王呈献和氏璧的故事。和氏璧后来就成了古代很多朝代的国玺。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有没有国玺呢?有。第一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在定国名时,有人提出沿用“中华民国”,有人提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等,最后大会一致通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因此新中国开国的国玺印文的全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之印”。当时不称“玺”而叫“印”。今天我们常见的中国政府行政专用印,都是圆形的,中间占了相当大的空间是国徽图案,印缘与国徽之间的上方弧位排列不同…     

关于“景教碑”出土问题的争议

一、争议的缘由和意义现存西安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以下简称景教碑)驰名中外,研究此碑的中外学者很多,但是至今仍有争议的问题也不少.“出土问题”(或称“外部问     

从“皇后之玺”谈起

1968年9月,陕西咸阳附近发现了一颗玉印。印为白玉雕琢而成,四方形,螭虎纽,印面阴刻篆文"皇后之玺"四个字。有的研究者认为,由于玉玺的发现地点离汉高祖的长陵很近,所以它可能是吕后的玉玺。也有的研究者认为印文的字体篆刻不是西汉初期的风格,因而它不是什么吕后的玉玺。这些属于文物鉴定的专门问题暂且撇开不管。值得注意的是竟然有人在这颗玉玺上     

“江青裙”与“皇后之玺”

江青作皇帝梦并非是一朝一夕之事。在批林批孔运动刚刚开始的1974年年初,她令天津服装设计人员设计并制作了一件兼有唐、宋、元女服特点的“梅花百褶拖地大袍裙”。裙子的下摆一寸一褶,褶褶绣有梅花。江青还对绣花厂说:只许做此一件,任何人不得再做。”其意当然是皇帝的“龙袍”只能皇帝一人有之意。同时,江青还叫浩亮给她做了三双仿唐“脚踩登云”式千层底鞋,作为“太后鞋”。江青听说武则天登上皇帝宝座时,曾下令改革过当时的服饰,1974年夏,江青亲自出马,组织北京、天津、上海等地有关人员看旧戏,翻古书,要为中国妇女设计“国服”,最后,集…     

“夏虛都”三玺考释

春秋战国时期的古玺文字,多不易辨认,其中尤以人名、地名为最难。从文字形体说,它既不同于甲骨文、金文,又不同于秦统一以后的篆书。在文字学史上,这种形体较乱的文字,我们通称之为“六国古文”。     

关于几组战国格言玺的解释

战国格言玺是战国玺印中的一类。本文对几组思想观念近於黄老道家的战国格言玺进行了考释,并结合传世文献和其他出土文献,对这几组战国格言玺的意义和蕴含的思想观念进行了阐释。     

释战国“右骑将”玺

释战国“右骑将”玺刘钊《古玺汇编》００４８号著录的是一方官玺（见附图１）。玺面为小正方形,朱文,笔划纤细,具有典形的三晋官玺风格。《古玺汇编》对这方玺玺文所作的释文是＂右（将）司马＂。我们认为这一释文是有问题的。下面试加以论证。首先是战国文字中＂司＂...     

“广陵王玺”金印 东汉 南京博物院藏

1981年2月出土于江苏省邗江县甘泉山贵族墓。纯金铸成,制作精美。印面呈方形,上立龟钮,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在龟背上铸有六角形图案的龟背纹,金印重122.87克,是迄今发现的唯一一枚汉代诸侯王金印,与《后汉书·舆服志》中太子与诸王用龟钮金印的记载相符。据考证,此印为东汉光武帝刘秀第九子刘荆所属。(万新华)“广陵王玺”金印 东汉 南京博物院藏@万新华     

西汉“公主之玺”银印考释

徐州市土山寺村西汉墓中出土的鸟虫篆银印,其释读长期未确。经考证,印文应释作“公主之玺”。按照汉初律令规定,诸侯王女不得称“公主”,但根据此印出土墓葬的地点、年代以及玺印本身的制作特征来看,“公主之玺”印仍为楚国地方制作,属汉初楚国宗室的僭越用印。同时,此印称“玺”、用虎钮、材质为银,又反映出楚国宗室用印对中央印制的模仿,体现了汉初诸侯王国“宫室百官,同制京师”的制度特点。此印不仅丰富了对于秦汉公主用印面貌的了解,也为研究秦汉高等级玺印提供了新的考古实证。     

“汉委奴国王”玺与“广陵王玺”的铸、雕比较——过古倭奴国札记

日本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印”和中国扬州出土的“广陵王玺”,均为东汉光武帝颁赐的珍稀文物,对研究当时的中日文化交往史和玺印制度及工艺等价值颇巨,但长期以来,对两玺作精细的比较研究者甚寡.本文作者有幸亲手接触两玺并作长时间的入微观察,遂从玺印学入手,撰成此文,提出两玺颁赐时间虽几在同年,然雕造时却出自两人之手,纠正了前人所谓二印由同一工匠所成的说法.     

关于殷墟出土的“带手梏的陶俑”

初中《中国历史》第一册,在叙述商代奴隶社会时,为了加强学生对课本内容的理解,选用了四幅插图。“带手梏的陶俑”和“武官村大墓”插图,说明商代的社会性质是奴隶社会;“甲骨文”和“司母戊鼎”插图,说明是奴隶创造了灿烂的商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商代是我国奴隶社会的发展时期。公元前十四世纪末至十二世纪,盘庚迁殷,即今河南省安阳小屯一带的地方,在这里建都二百七十三年。武王伐纣后,繁华一时的殷都变成一片废墟,史书称“殷墟”。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的《左传》,有“封于殷墟”(定公四年)的记载,《史记·项羽本纪》中也有“洹水南,殷虚上”的地名。史学家把盘庚迁殷后叫着商代后期,称“殷商”、“商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