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相邦鑈”新考

针对曹锦炎先生的《“上相邦鑈”考》和李学勤先生的《“腍”字与真山楚官玺》两文,对苏州真山D1号战国墓出土的“上相邦鑈”印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曹锦炎先生对“上相邦鑈”的释读是可信的,但其来源是春申君在公元前241年担任攻秦五国联军的具体负责人时的权力信物,“上相邦”即“总相邦”之意。     

“上相邦鉨”新考

针对曹锦炎先生的《“上相邦鉨”考》和李学勤先生的《“桓”字与真山楚官玺》两文,对苏州真山D1号战国墓出土的“上相邦鉨”印的来源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曹锦炎先生对“上相邦鉨”的释读是可信的,但其来源是春申君在公元前241年担任攻秦五国联军的具体负责人时的权力信物,“上相邦”即“总相邦”之意。     

真山墓地出土“上相邦玺”辨析

1995年11月19日《中国文物报》头版刊载了张照根写的一篇报导《苏州真山墓地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以下简称《张文》),报导了1994年11月至1995年4月苏州博物馆和吴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对真山墓地进行发掘,清理了一批春秋、战国及汉代的墓葬,其中D1号的战国墓中出土了一方铜印。这方铜印据《张文》报导说:印的纽式为桥纽,“长2.9厘米,宽2.8厘米,高2.1厘米,印文为‘上相邦玺’”(图一、二)。《张文》推断说:“结合出土的陶冥币‘郢爱’,此印应为楚相之印。根据     

两方先秦骨角质及银质小玺

先秦小玺多为青铜质,玉、银、滑石、木、骨角质的也有发现。由于骨角及木易朽,极难留存,故较为稀见。古印谱中仅《赫连泉古印存》曾刊录过一枚魏晋时的角质两面印,而魏晋距先秦亦有千余年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湖南曾出土角质“日圣”私玺及“敬”字吉语玺,均确定为战国时物,为极为难得一见的珍品。以银为印,先秦时似乎不像秦之后那样有职官品级的限制,所以先秦古玺中时有发现,只因数量极少,也颇为珍贵。     

楚官玺杂识

该玺与《玺汇》0002“邯(弋)易(阳)君铄”风格酷似,“弋阳”属楚境,“娠坪”无疑亦应属楚境。《玺汇》对该玺之隶定十分可信,其中“娠坪”应读“长平”。战国时代地名中有两个“长平”：     

浅析“千牛”“百牛”玺

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以下称《玺汇》)在吉语玺部分收录了十余方关于牛的古玺,其中有数方“千牛”、“百牛”、“千百牛”玺,兹列举如下：     

风俗诗人袁学澜与《吴郡岁华纪丽》

王重民先生所著《中国善本书目录》专门著录了散佚在海外的中国古籍善本,其中著录有《吴郡岁华纪丽》稿本12卷,现藏美国国会图书馆,作者为清代苏州人袁学澜.王先生因不知国内尚有该书初稿本及抄稿本,故特将该书《序言》、《例言》、《续例言》均著录于后.《吴郡岁华纪丽》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书,有什么特点,作者袁学澜又是何许样人,国内尚未见有文提及,本文将予以介绍,以彰乡邦文献.     

释战国“右骑将”玺

释战国“右骑将”玺刘钊《古玺汇编》００４８号著录的是一方官玺（见附图１）。玺面为小正方形,朱文,笔划纤细,具有典形的三晋官玺风格。《古玺汇编》对这方玺玺文所作的释文是＂右（将）司马＂。我们认为这一释文是有问题的。下面试加以论证。首先是战国文字中＂司＂...     

战国玺印中的“虞”和“衡鹿”

一、虞燕“左吴”玺著录于陈汉第《伏庐藏印》2·1,又见于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汇编》(198年)171·1650,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此玺玺面长2.9cm、宽1cm,阳文(附图1)。《伏庐》收录的钤本较清晰,但玺面无边框。从《玺汇》看,原玺或许有边框。玺文第二字旧不识,罗福颐先生主编的《古玺文编》(1981年)     

答王开玺先生

前年我写过一篇史事评论(载于《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6期),对《剑桥中国晚清史》中一些为英国侵华辩护的论点提出异议。今年第1期《北京社会科学》发表王开玺先生的大作,题为《与余绳武先生商榷几个问题——兼论清代中外关系中的礼仪之争》?对拙文进行了洋洋万言的批评。我很感谢王先生的指     

山东青州发现二方先秦古玺

(一)1973年春,山东省青州市谭坊镇李家庄村民在庄西的弥河中挖沙时出土铜印一方,送交青州市博物馆收藏。该印为铜质,圆筒状,高5.8、直径3.5厘米,印面凹陷,上有大篆体阳文“左桁廪木”四字(图一)。经考证,此印为战国时期齐国的古玺。《古玺汇编》0300著录过一方与此同。关于此印的释文,有下列三种说法:(1)石志廉先生在《战国古玺考释十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0年2期)一文中根据它的形制定为烙印并释为“左廪桁(横)木”,他认为此玺“应是打烙在左廪公用的木横(衡)上面的烙印。”(2)吴振武先生在《战国“(廪)”字考察》(《考古与文物…     

“良金”铜钱牌初探

近一年来,国内有关刊物连续报道了在湖北省境内先后两次出土“良金”铜钱牌的消息。一篇是姜胜撰写的《大冶县出土窑藏青铜器》,载于《江汉考古》1989年8月(第三期)。文中介绍在1982年5月,大冶县金牛镇出土一批窖藏青铜器,其中发现了极珍贵的古货币铜钱牌“良金四朱”及“良金一朱”二品各一枚。“良金四朱”通长13、宽4、厚0.3厘米,重量110克;“良金一朱”二残块,其形制与“良金四朱”同,残长6.4、宽3.3厘米,未注明重量。由笔者与汪宗耀二人合作的《湖北蕲春县出土一批战国青铜器》也在《文物》1990年第一期刊出。文中介绍这批青铜器出土于1986年春,出土地点在该县长石乡长石村。该文并披露伴随青铜器出土的除有铜钱牌“良金四朱”“良金一朱”二品之外,还有过去世所未见的“良金二朱”。三品的尺寸重量分别是,“良金四朱”二枚,通长均为13.1,宽4、厚0.32、     

“下匡取水“古玺浅释

不久前山东省枣庄市博物馆收藏了一方铜质古玺（见图）,坛形鼻钮,素面,体形扁薄,长、宽各２．８、边厚０．４、通高１．５厘米。印面铸文曰：“下匡取水”,４字极其完整。 “下匡取水”,玺原来也曾有发现,见于著录的有：①罗福颐《古玺编》（４０６１号）隶作“下水取”,“”字未释。②徐文镜《古籀编》,隶为“下水匡字未释。此处,石志廉《战国七玺考》（见《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１９７９年１期）一文中,还提及上海博物馆藏有一方,然未作考证。罗福颐认为‘下水”二字为复姓,作人名用印。我认为玺文第二字“”应释作“匡”,…     

战国官玺的国别及有关问题

辨识战国古玺和确定其时代,始于近世。解放后各地虽陆续有古玺出土,但专门研究的人不多,许多问题还未解决,其中古玺的国别就是一个突出的问题。笔者近年协助罗福颐先生编辑《古玺汇编》,接触到不少古玺,习业之余,写成此稿。文中述及的战国官玺均为《古玺汇编》所著录,着重分析国别,对个别官名和文字也略予阐释。     

古玺文释读九则

《古玺汇编》(以下简称“玺汇”)3994号是如下一方阳文私玺：     

广陵王玺和中日交往

一 广陵王玺的出土 1981年2月24日,在江苏省扬州市邗江县甘泉乡出土了一方罕见的汉代诸侯王金印—“广陵王玺”。此印系纯金铸成,制作精工,光灿如新。印台呈方形,上立龟钮。印面阴刻篆文“广陵王玺"四字,字体端庄凝重,刀法遒劲老练。龟钮的背上铸有六角形图案组成的龟背纹。龟甲的周缘、双眼、四肢等部位,均錾有小圆圈形的花纹—俗称鱼子纹。经笔者用精密量具仔细测量,测得“广陵王玺”的印面长为2.372厘米,宽为2.375厘米,台高0.945厘米,通钮高2.121厘米,重122.87克。(见图版八)。     

楚玺两考

一、“高之”考古玺印有“高?之玺”(《古玺汇编》第23页0132),马国权先生曾据此玺白文有边、文字粗放等特点,推定为楚国官玺。我们认为,玺文府字作“?”,之字“?”,都是楚文字的通常写法;高字作“?”与楚王?感鼎铭乔字所从高旁相同;“?”下从贝作“?”亦为楚文字所仅见。因此,断此玺为战国楚物是可信的。     

《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札记四则

对《二十世纪出土玺印集成》中收录的四方先秦古玺的释文进行了重新考订,分别作:王■,■(赒-周)洀,句虐,庾沽。     

《三国志》校点拾遗二则

1.《三国志》卷十五《魏志·贾逵传》: 太祖崩洛阳,逵典丧事。时鄢陵侯彰行越骑将军,从长安来赴,问逵先生玺绶所在。逵正色曰:“太子在邺,国有储副。先王玺绶,非君侯所宜问也。”(中华书局标点本) “问逵先生玺绶所在”令人费解。因“先生”一词未有用于称己亡父者。古籍中亡父称“先考”“先君”,当朝帝王之亡父称“先帝”“先王”。曹操生前封魏王。鄢陵侯彰当称之谓“先王”。《魏志·任城王彰传》注引《魏略》曰:“彰至,谓临菑侯植曰:‘先王诏我者.欲立汝也’”。可证。《资治通鉴》卷六十九文帝黄初元年载:彰“问逵先王玺绶所在。”可知宋司马光等著《资治通鉴》时所依《三国志》本作“先王”。近人卢弼     

元玺四年刻字墓砖质疑

《文物》1981年第3期载《河北正定出土前燕元玺四年刻字墓砖》一文,并墓砖拓片一张。砖刻"元玺四年庚戌朔十四日乙未,奉……造陶作砖五万枚……"五十四字。 "元玺"年号只有前燕慕容(亻隽)用过。元玺元年当晋永和八年(352年)壬子,元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