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梁磁局与元代官瓷——兼论至正型元青花的性质北大核心CSSCI

本文首先从浮梁磁局的上级与平行机构入手,透过对未受关注的《郭公敏行录》等文献的挖掘,结合元代系官局院与匠役、职官、税收制度,厘清浮梁磁局的性质、职能与管理运作模式。此后,作者通过辨析以往观点及梳理元代陶政相关记载流变,探讨了磁局的存续时间,并在此脉络下重新探究"枢府"款瓷器、元青花性质等问题。     

论落马桥窑址出土的元青花瓷器——兼论元代窑业的若干问题

<正>落马桥窑址位于江西省景德镇市中华南路404号红光瓷厂厂区内,属景德镇落马桥老城区的中心地带。20世纪80年代初,景德镇市考古工作者曾对落马桥窑址进行过抢救性发掘,出土了大量元代遗物,有青白釉瓷、卵白釉瓷、釉里红瓷、青花瓷及红绿彩瓷等。其中,青花瓷的品类最为丰富,除常见的碗、盘、高足杯外,还有劝盘、耳杯、匜、盖盒、鸟食罐、双系小罐、大口罐、铺首罐、双耳瓶、长颈瓶、梅瓶、玉壶春瓶等;所见青花纹饰有栀子、菊花、牡丹、     

论周原地区出土的几种异形青铜兵器——兼论新干大墓的年代

周原地区多年来发现了大量西周青铜兵器,其种类繁多,造型新颖,构成了区别于其它青铜文化的兵器风格.如戈、矛、戟、钺、我、殳,管銎戈、斧等.本文拟就一些异形铜兵的年代,渊源及相关问题略陈管见,以期指正.     

咸同之际江南瘟疫探略——兼论战争与瘟疫之关系

太平天国战争期间江南发生的大规模瘟疫始自咸丰十年。同治元年达到高潮,同治三年随战争的结束而渐趋平息。它是清代江南地区爆发的波及范围仅次于嘉道之际大疫和疫死率最高的瘟疫,致使数百万人罹难。瘟疫的种类包括霍乱、疟疾、痢疾、天花、类霍乱,并可能存在伤寒和百日咳等。战争是这次瘟疫大规模爆发流行最关键的原因,同时,瘟疫也对战争的进程产生了一定影响。     

墨子游楚鲁阳年代考——兼谈出土材料所见楚国县大夫与封君之称谓

关于墨子游于楚之鲁阳的具体年代,前辈学者有多种说法。本文通过对文献及楚简所见鲁阳文君身份及活动年代的认定,指出鲁阳文君并非鲁阳公,楚国县大夫与封君称谓有明显不同,然后结合对同时段发生的宋、郑"间邑"之争以及"郑人三世杀其父"年代的分别考订与相互比对,分析认为墨子约在公元前453年左右游于鲁阳,并阻止了鲁阳文君攻打郑国计划的实施。     

论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与归属——兼谈孙吴时期的不归葬

通过对墓葬要素的通盘考察和综合分析可知,瑞昌马头"西晋"墓的年代应为孙吴晚期.该墓的平面形制取法鄂城地区,随葬明器则多见江浙地区文化因素,故其丧葬文化兼具鄂城和江浙地区特色.马头墓墓主来自江浙一带,是对其丧葬文化特点最为合理的解释.江浙人士葬身都城以外的他乡之地,在孙吴时期并不鲜见,是孙吴不归葬的真实体现.孙吴不归葬的原因不止是"戎事军国异容"的时局,更在于统治者的强烈忧患意识.马头墓的年代调整为孙吴后,江西地区孙吴、西晋墓葬在模型明器之有无上的差异体现得更为明显,这与江浙地区的情况截然不同,反映了西晋一统后南方社会发展的区域性差异.     

略论安徽望江宋墓出土青白瓷的属性——兼论景德镇与繁昌窑青白瓷的异同

望江县位于安徽省西南部,长江北岸。县境内山脉起伏,江河纵横,天然地形成一片山青水秀的平原与丘陵相交错的优越地理环境。加之水陆交通方便,南与著名瓷都江西景德镇遥遥相望,东与曾以专烧青白瓷而著称的安徽繁昌县一江相连(图一),瓷都文化的输入时间较早,民间应用瓷器的风尚由来已久。近年来在该县境内连续不断地发现宋墓出土的大量瓷器,就可以有力地证实这一点。特别是一些青白瓷更是引人注目,很有探讨价值。现根据近年来在望江县境内宋墓出土青白瓷的资料,再就其属性问题谈点看法,片面和错误之处,尚请专家学者指教。     

“可敦墓”考——兼论十一世纪初期契丹与中亚之交通

《突厥语大词典》记录的古地名Qatun Sn"可敦墓"位于哈密东,纬度与哈密相同,难以勘同为呼和浩特南郊的昭君墓。以《突厥语大词典》圆形地图给出的于都斤的地理方位——额尔齐斯河源头为参照物,探讨Qatun Sn"可敦墓"的地理位置,其前提偏离了正常的研究轨迹。将昭君墓视作可敦墓,存在名称上的龃龉与逻辑思维上的本末倒置。将《突厥语大词典》所述与唐古特族发生过战斗的Qatun Sn"可敦墓",视作漠北达靼地内的镇州可敦城不悖于理。虽然漠南地区存在连接契丹与西夏、喀喇汗朝的通路,但马卫集记录的由喀喇汗朝前往契丹的交通线,是从沙州经由漠北的于都斤与镇州可敦城后抵达契丹,反映的是11世纪初期的情况。     

双泉堡与元大都双线局——兼论元明清时期北京西北大道之改移

有关北京双泉堡地名起源,历来诸说歧异。依据现存史料线索,结合历史地理、历史语言分析,认为该地元代即名双泉铺,系因附近地下水溢出为泉,其旁置急递铺而得名。明代中期以来的地名转讹,当与元明北京历史语言变迁有关。其兴衰则与元明清以来北京西北大道改移有密切关系。元大都双线局与杂造双线局,是元代官手工业匠局机构,与该地名改移无涉。     

广东先秦社会初探——兼论38座随葬青铜器墓葬的年代与墓主人问题(Ⅰ)

广东在先秦时代究竟有没有过青铜时代?是否进入了奴隶社会?过去研究者一般是持肯定态度的.本文作者力排众议,提出广东在先秦时代不存在青铜时代,也没有进入奴隶社会.这就对岭南上古时代的文化面貌、文化发展水平及其与周边文化的关系提出了新问题.文章取材丰富,论说有力,是研究广东先秦文化不可多得的佳作.我们欢迎专家学者就这一问题继发表高见.     

论令彝铭文的年代与人物纠葛——兼略申唐兰先生西周金文“康宫说”

关于西周金文中所谓“康宫”问题 ,唐兰先生认为康宫是康王之庙 ,立论的基点是昭王时期铜器令彝铭文。但对令彝的年代和铭中人物的看法 ,学术界一直聚讼不已、多有纠葛 ,致使“康宫说”历来备受质疑。本文通过对令彝及相关铜器铭文和史实的综合考察 ,认为令彝的年代在昭王时期是可以成立的 ,因而“康宫说”的正确性也是不容怀疑的。     

以出土文献为据再论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兼与张懋镕商榷青铜器上的“日名”与“族徽”问题

学术界的传统观点认为召公是文王之子,与周公为兄弟。但是,研究周代历史比较可靠的传世文献,不能为召公为文王之子提供可靠的文字依据;出土的有关召公家族的青铜器上所见"日名"与"族徽"符号,表明召公家族属于殷商文化圈而非姬周文化圈;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综合证明,召公在周初分封赏赐活动中,被排除在宝物赏赐之列。综合权衡,召公不是文王之子,其真实身份应当是周初开国之异族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