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时期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发展及贸易模式新观察——爪哇海域沉船资料的新启示

本文通过对爪哇海域黑石号、印坦号、井里汶号三艘唐至北宋时期的沉船资料的分析,结合宁波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以及明州港与东南亚、东亚诸国的贸易材料,我们得以对唐宋明州港对外陶瓷贸易的发展及贸易模式有所了解:8世纪晚期开始,明州作为越窑的启运港,是扬州港对外贸易的附属港口;9世纪晚期,明州作为越窑产品的主要外销港口,直接面向日本、朝鲜半岛和东南亚诸国。明州港和东南亚的贸易模式是与室利佛逝巨港间的转口贸易,其主要商品即越窑瓷器。这种贸易方式保持着一种连续和稳定的状态。而发现于西亚、中东的越窑产品,主要是从巨港运出而非明州港。而在跨越印度洋贸易的过程中,伊斯兰商人作为一股重要力量,不但参与海上贸易过程,还可能通过订货的方式影响到包括长沙窑、越窑等瓷窑产品生产的面貌。     

厦门发现明末清初景德镇瓷器窖藏

1990年5月,湖南省有色冶金工程勘控公司厦门分公司在厦门市区溪岸路面粉厂施工工地打桩时,发现一批明清时期古瓷器,该公司领导严格按照《物法》规定,悉数将其移交市化主管部门。据当年市管办考古人员现场调查记录．瓷器发现地点未见任何墓葬遗迹,应为窖藏所出。     

浅谈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

宋元时期海上丝绸之路陶瓷贸易一度繁荣,国家对海外贸易的重视、指南针的发明、中国瓷业中心的南移、瓷器烧造技术的进步、中国瓷器价廉物美、广泛的实用性和较高的艺术欣赏性等因素起了重要作用。海上陶瓷贸易以两条路线为支撑,以众多贸易港口为依托,陶器贸易遍及亚、非、欧、美、澳等各大洲。这一时期输出的种类繁多的瓷器,对内刺激了各地瓷窑的发展,对外间接或直接传播了陶瓷烧造技术,也改善和丰富了所达之地人们的物质生活,影响了其生活文化、风俗习惯和经济发展。     

北宋海外贸易陶瓷之考察

北宋是海外陶瓷贸易相对平缓的一段时期,但贸易活动并未中断。北宋早中期,贸易陶瓷在五代宋初基础上渐进发展,越窑青釉瓷和景德镇窑青白釉瓷构成了稳定组合。北宋中期晚段是贸易陶瓷的转变期,闽广地区以外销为主的窑场迅速兴起并占据了海外市场的主体。其中广州、潮州、泉州窑场主要面向东南亚及西印度洋地区,福州窑场主要面向日本。北宋末期,闽南、广西窑场青白釉瓷繁盛,龙泉窑青釉瓷崛起,潮州、漳州产品亦见于日本。此时,东西方贸易陶瓷品类组合都趋于复杂化。     

厦门港--闽南古陶瓷外销的重要锚地

一、厦门港的自然条件和发展历史 1．厦门港优越的自然、地理条件 厦门市是福建省第二大城市和福建最重要的海港,由厦门岛、鼓浪屿等岛屿和占总面积十分之九的大陆部分——九龙江出海口北岸的沿海陆地及厦门港东部的沿海陆地组成,陆地总面积1640平方公里。     

晚唐至宋初明州城市的发展与对外陶瓷贸易刍议

明州是我国古代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近些年来,宁波的城市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些新材料不断更新着我们对明州城市发展和东南地区沿海对外贸易的认识,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早期明州城市的发展和相关的对外陶瓷贸易状况提供了新机遇。本文即试图结合文献与考古资料的综合分析,比较晚唐至宋初明州及其周边城市的状况,以明确明州在当时东南沿海地区城市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时,通过对海外出水的海量越窑瓷器的分析,重构和反思对外陶瓷贸易与明州城市发展的关系。     

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沉船所见宋元贸易陶瓷

本文收集中国东南沿海及东南亚地区31处宋元时期沉船资料,依据器物组合面貌异同,将所出贸易陶瓷分为7期(约1060-1360年)。通过编年结果可以看出宋元时期参与贸易活动的广东、福建、江西、浙江诸省窑场在空间分布上存在着明显的阶段性变动。而同时期各窑场受生产技术及地理位置等条件制约,在外贸活动中也存在着较大的角色差异。     

明清时期福州的商贸与会馆

明清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商业繁荣、经济发展的重要时期,随着人口的发展和迁移、商业资本的积累和劳动分工的加快,在沿海一些工商城市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的繁荣、经济的发展极大地促进了社会各阶层的横向交流,会馆组织正是在这背景下应运而生的。最初的会馆是明永乐年间的芜湖人在北京设置的芜湖会馆,属于为同乡官宦聚会和仕子赶考寓居目的而建的。商人会馆直到万历年间才在苏州出现,继而进入京师,再向全国各地扩散。在北京、上海、     

从月港兴衰看明代海外贸易

中国既属亚洲东部大陆大国,也是太平洋西岸海岸古国。早在上古就产生民间海上交通与贸易,到了两汉．中央政府直接派遣官吏进行一定规模的海外贸易,标志着海外贸易正式成立,此后广州就首先成为国际贸易重要港口之一。自唐代玄宗开元二年（714年）在广州设立市舶使制度以来,历朝在沿海的广州、泉州、温州、明州、杭州、密州等外贸口岸职掌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卖品和管理外商等事务。宋元时期,泉州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商港之一。     

浅谈德化陶瓷文化的影响

德化是我国三大瓷都之一,制瓷工艺有着悠久的历史。德化瓷质具有洁白、光亮、莹润、坚韧、实用、耐温、耐酸等特点。素以“薄如纸、明如镜、自如玉、声如磬”的独特风韵著称于世,尤以塑制各种精巧的人物、佛像、器皿的瓷雕驰名中外。早在宋代,不仅能大量烧制青瓷、青白瓷、白瓷的各     

东北亚地区贸易陶瓷的初兴——以渤海国遗址出土瓷器为中心

渤海境内的瓷器,均发现于城市遗址,时代集中于9世纪初前后-10世纪初,窑口以越窑、邢窑、长沙窑为主,器形有碗、注壶、罐等.出土瓷器虽然数量不多,但其窑口组合特征鲜明,与同时段新罗、日本出土唐代瓷器相同,代表着东北亚地区贸易陶瓷初兴阶段的基本样貌.唐代南北窑场的产品,似应主要通过朝贡道,以登州为起点,越过渤海海峡输至渤海国境内.由于渤海国与日本存在密切的商业往来,亦不排除唐代瓷器横跨日本海由日本输入渤海国的可能.9-10世纪初环黄、渤海以及环日本海的东北亚区域的陶瓷贸易,是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重要一环.考古出土的瓷器,是将有着"海东盛国"之誉的渤海国与海上丝绸之路连接起来的直接物证.     

区域经济与商品流通--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轨迹探讨

区域经济的发展和大规模的商品流通,是明清时期中国经济发展中两个最为显著的特征。或者可以说,正是由于区域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商品流通的扩大,才使得各区域可以扬长避短,因地制宜地发展,从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色,并获得较高的经济收益。     

宋元时期闽南窑业的繁荣与海外贸易的互功

宋元时期是闽南区域经济的繁荣时期,重要的表现包括港市商业的喧嚣;交通运输网络的发达;人口剧增;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产业结构的专业化;跨洋贸易的勃兴等等。在此历史背景下的闽南窑业的发展与闽南地区在宋元时期王朝版图内政治地望位移后对区域海洋经济的倾斜相关联,是海洋贸易发达带动陆域经济发展的典型代表,其阶段性超速壮大的发展轨迹有着明显不同于他地的模式,本拟就此略加探讨,以就教于大家。     

越南出水明清时期外销陶瓷

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在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与越南国家历史博物馆联合举办“海上丝绸之路遗珍—越南出水陶瓷”展览。西汉时期丝绸之路自朝廷派遣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后对外贸易进入繁荣期,商品运输,除了通过横贯大陆陆路外,还从海上通往世界各地,其航道称为“海上丝绸之路”。     

浅析乾嘉时期中亚与南疆的贸易

乾嘉时期,随着清朝对新疆的统一,中亚与清朝的贸易关系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贸易的形式主要有两种：朝贡贸易、民间贸易。文章认为,这种贸易关系对发展中亚的社会经济、中亚与清朝的关系等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过对清朝而言,这种贸易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的产生。     

明末清初琉球的朝贡贸易与其多重认同观的形成

近代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出于中国与周边诸国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达成的妥协。在明朝国力衰落的情况下,琉球利用其在朝贡贸易中的中介地位,避免其被萨摩藩吞并。明清易代之际,为维护国家利益,琉球以延续中国和琉球的宗藩关系为国策,放弃南明,改投清朝,使其能继续进行朝贡贸易,并依靠清朝的保护,维持某种程度的自主地位。由此,琉球形成了其民族意识与多重认同观。要认识17世纪东亚国际关系的变化因素,需从中国周边诸国的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出发,跳出朝贡体制的框架局限,才能看清东亚国际关系变化的实质。     

论明清时期福建中心港市的发展

港市是指以海上通商贸易为主要经济特征的海港城市,它具有地理属性,是特定的时空座落,又是一种经济区域和一种人区域,因而港市是一种复杂的自然人现象。港市的生成与发展,是福建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人传统。以幅州、泉州、漳州及厦门四大港市为中心的闽海港市体系的发展,在中国海洋人发展史上占有突出而重要的地位。由于港市的长期发展,使闽海区域成为中国海洋人发展最为活跃的区域之一。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

晚清时期香港与两广的贸易关系极为密切.广东大珠江三角洲地区、粤东潮汕地区和粤西南地区,以及广西的北部湾地区、桂西南地区和西江流域依凭13个口岸与香港展开了繁密的贸易往来.不同地区的洋货进口结构略有不同,而土货出口结构则差别极大,反映出区域经济发展的差异.此外,新辟口岸分流效应使原有的贸易路线发生转移,商路的变迁有规律可循.     

英国与厦门早期贸易史料考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越来越多有关厦门早期对外关系的外文史料被翻译、介绍到国内,这些外文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国内史料研究的空白和不足。但是,由于中国和外国在意识观念以及语言表达等方面均存在较大的差异,如果对这些外文史料不作考辨便加以采纳,有可能会产生史实方面的混乱,这是值得注意的。本文拟就英国与厦门早期贸易史料作一考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