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原指管理家务

最早的“作家”是管理家务的意思。此语人书见于《三国志·杨戏传》：“请为明公以作家譬之”;《晋书·食货志》载：“（汉）桓帝不能作家,曾无私蓄。”这说明自三国至晋代“作家”系指“治家”而言。汉桓帝没登基时过着清贫生活,因不善治家理财,才弄得没有私蓄。     

作为运动与作为学术的民间文学

一本文所谓的“民间文学”,是与“作家文学”相对的概念。当一个具体的文学文本被视为一个或多个人的“个人”创作,该“个人”对该文本具有自始至终的“著作权”时,该作品就被称作“作家文学”,哪怕该作家只是“佚名”或“无名氏”;     

侵华日军中“笔部队”的“文学报国”

在日本文学史上,有一批为法西斯军国主义侵略战争高唱赞歌、涂脂打气;为日本国民战争狂热鼓噪喧嚣、推波助澜;为天皇笔战、为天皇献身的法西斯作家——“笔部队”。他们包括长期在军队服役并直接参与作战的“军人作家”;受日本内阁情报派遣到侵华前线体验战争的“从军作家”及受报社、杂志社派遣或自愿赶赴前线的“民兵”。“笔部队”的这些作家受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扭曲的“大亚洲主义”和狭隘的“文学报国”思想支配下,本着“吾为君书,吾为君亡”的精神,心甘情愿地投身于侵略战争。     

厨艺西安

西安人流传着一个作家的“段子”,是关于请客的。这“段子”说某作家以吝啬著称,文友从远方来,怎么着也要撑场面请客吃饭,不然就失了身份。某作家便邀众人到“春发生”吃葫芦头,甫一坐定,作家就说大家少点一点,以免浪费暴殄天物,可是大家岂会放弃在这百年老店狠宰他一顿的机会,纷纷嚷嚷着加馍加菜,     

大卫·格罗斯曼 把手指放在伤口上

多数以色列老百姓认为,这位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作家“与阿拉伯人谈和平的想法太天真”。在战场上失去一个儿子的格罗斯曼说,“我是作家,不是政治家,作家的任务是把手指放在伤口上,提醒人们人性与道义问题依旧至关重要”     

茅盾与马烽

欣闻“山药蛋”派作家马烽等人,在笔耕50周年之际,获得了“人民作家”的光荣称号。这是党和人民对自己作家的关怀和爱护。与之同时,使我想起文坛巨匠茅盾对马烽的关注和评价。为了更好地了解“人民作家”马烽的创作历程和作品特色,笔者将在下面介绍茅盾与马烽的关系和茅盾的马烽论。     

弱者文化的传播途征:生命幻视与精神自疗——伤痕文学的征兆阅读

伤痕文学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作为“弱者”文化的传播途征,作家用的是“宏大叙事”方式,其目的就是使“政治权力”统一化和合法化。“伤痕文学”之所以影响大,作家之所以成为“救世主”,是因为当时的读者普遍患有“饥饿综合症”和“权威性格”,急需精神自疗,这种生命幻视彰显了伤痕文学的时代局限。     

浅析郑渊洁童话形象及其创作方法

郑渊洁作为中国儿童文学作家中产量颇丰的作家之一,创作了以皮皮鲁、鲁西西、罗克、舒克和贝塔等为代表的典型形象。他采用“亲密性”与“反亲密性”、“顺其道”与“逆其道”交错结合的独特方法,塑造了常人体和拟人体两类形象。     

老舍教子八章

老舍先生称自已为“写家”,不说“作家”,还称自已为“文牛”。实际上,这是他的一种人生观。纵观他的一生,不论是办教育,还是当作家,都围绕着一个大问题——怎样做人。     

异军突起的“左联“东京分盟

1930年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以下简称“左联”)成立不久,在日本东京的叶以群(华蒂)、任钧、谢冰莹等成立了“左联”东京分盟(以下简称“东盟”)。“东盟”成立后即与“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取得联系,互相交流本国进步文化界现状及斗争情况,还参加了该盟的一些活动,并访问了秋田雨雀等进步作家,写成《访问记》向国内介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进步文化人士纷纷回国,“东盟”无形中停止了活动。此后,国内形势     

国家、媒体及女性作家间的多层“战争”——以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为中心

吉屋信子和林芙美子是侵华战争时期日本表现最为活跃的两位女性作家,其曾于1938年作为“笔部队”成员来华,之后分别创作了《波涛》《女人的教室》等作品。通过探究此类作品得以问世的来龙去脉可以发现,日本女性作家的“性别”既是日本军部及媒体有意利用的“标签”,亦是作家本人着意凸显的个体特征。若在此基础上具体分析作品中所建构的“铳后女性”形象,可以透视日本女性作家如何诱导广大日本女性积极协助侵略战争的内在机制,进而追究其应当承担的战争责任。     

浅谈文学创作中的“理”大于“情”

文学创作中有两大要素,一个是“情”,一个是“理”。文学作品是作家饱含激情的产物,情感是推动文学创作的动力,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写道：“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意”,陆机的《文赋》也说：“诗缘情而绮靡”。这说明在文学创作中情感是极其重要的。文学创作中的“情”,是感性的,显性特征较明显。“理”是理性的,更多是对生活和人生的体悟与认识,对宇宙的万事万物的思考,具有隐性特征,这正是所谓的“体匿性存”。所以我们在文学作品中较容易感受到作家和作品中艺术形象的情感,容易引起情感上的共鸣。但是我认为在创作中,很多时候看似是作家情感激荡、沉郁顿挫、多愁善感、“情动而言形”的创作,实际上是作家对“理”进行了有意的建构,最终体现出的“理”大于“情”的倾向。     

日本知名作家笔下的真实与谎言

在日军从军作家中,有一位名气很大的“专业作家”——石川达三,他与火野苇平一样,都是日本文学“芥川奖”得主（早在1935年,他就以中篇小说《苍氓》获得了首届“芥川奖”）,但是他的“战争文学”创作却一度被“打入冷宫”,迥异于火野苇平作品所受到的待遇。     

徐则臣:“70后”正面对别样的乡愁

写漂泊在北京的五湖四海之人,忘不掉故乡花街的旧事人情“作家大概分为几种,一种用皮肤去写,主要凭借感受;另一种用心去写,凭借情感;还有一种用脑子去写,这类作家相对比较理性,一定要先解决‘我写这个意义在哪里’的问题。”在中关村附近的某家咖啡馆,作家徐则臣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说道。他将自己归入“理性作家”之列,他的长篇小说《耶路撒冷》就是对“70后”一代的意义追寻,探寻中国社会近30年的转     

赵树理怎么成了“贫下中农的死敌”

赵树理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作家。他熟悉农民,热爱农民,一生扎在农村写农民。他的作品有着浓厚的乡土味,吸引着各个层次的读者,真正做到了“雅俗共赏”。他能写出各种形式的文章,通晓民间的吹拉弹唱。毛泽东誉他为“人民作家”,胡耀邦把他同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曹禺、老舍并列,称为“中国近代的大文豪”,“语言艺术的大师”。可悲的是,这样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却在“十年浩劫”中历经摧残,蒙冤去世。而他离开人间时,竟然还背着一个“贫下中农的死敌”的罪名。     

牛岛春子与“满洲”

日本侵华时期,大批日本左翼转向作家,迫于各种缘由来到中国东北,在殖民主义政权猖獗之时,他们在文坛上留下了众多的殖民主义色彩的“标识”。牛岛春子便是其中一个典型代表。她以一个“满洲国”官僚太太的身份目睹了“满洲”殖民政权的衰微,又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纤细笔触诠释了统治民族眼中的异地异风异人。本文力求从历史叙述的角度揭示“左翼转向作家”牛岛春子笔下的“民族协和”景象,以资为剖析日本殖民主义政权的侵略政策提供一个历史的昭示。     

如何引导学生写的作文更有“有文采”

“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最具个性化的作家是最具个性化语言的作家。把几部名著拆开后混杂在一起,我们从中拣拾几页,仅从语言方面便可以区分出是哪位作家的作品。语言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是文章的载体。文章要有新意,所运用的语言也必须优美生动,具有个性。中考作文发展等级也强调“有文采”,“言而无文,行之不远”,因此教师应该指导学生努力写有文采的作文。     

闽籍作家在“左联”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成立于1930年3月2日,迄今60周年。中国新文学从“五四”时期进入“左联”成立时期,文学观念产生重大变革,马克思主义思想对作家具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创作实践相结合,形成一股主流,即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或称“普罗文学”),它实现了“五四”文学革命向革命文学的转变。     

中共革命家多有笔名

中国现代文坛,多数作家撰写发表文章时都用笔名。最著名者“鲁、郭、茅”,“巴、老、曹”是也。作家是玩儿笔杆子的,有笔名不足为奇,但中共党史上的许多革命家也有笔名,这恐怕就鲜为人知了。     

五战区“笔部队”的三次“笔征”

笔者因工作的需要查阅了一些抗战时期的报刊资料,发现鄂北第五战区的进步文化工作很有特点,尤其是抗战中期中华文协第五战区分会（又称鄂北分会或襄樊分会）与战区政治部共同组织的“笔部队”的几次“笔征”活动,在全国战区中独树一帜。所谓“笔部队”,是指抗战时期在各战区内从事救亡的作家团体。“笔征”,则是指作家团体为配合战区的军事行动而有意识有计划组织的作家深入前线的活动。第五战区的文协分会成立于1938年年底。当时,鄂北聚集了相当多的已成名作家和青年作家,中华文协总会批准臧克家、姚雪垠、孙陵等为文协筹备员,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