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文化史视野下的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研究

民间信仰是客家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文章从客家民间信仰的内涵与外廷、客家民间信仰的特性、客家的神明崇拜与风水信仰等方面对近十年来国内客家民间信仰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并从社会文化史的视角进行了评析,以期展现十年来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走向。     

文化史视域下的中共党史研究

早期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登上中国历史舞台,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历史活动,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军事、外交等多方面展开;随着历史的演进,中国共产党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政党文化。应当说,文化史是中共党史的重要面相,中共党史的书写不能缺少文化史的维度。     

中国古代的灾荒理念

灾荒问题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也是现代科学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基于灾害学、灾荒经济学理论和历史文献记录,本文对中国古代的灾荒理论进行了初步概括,从古代灾荒概念的变化、灾害类型划分和灾害等级评价等几个方面勾勒出中国古代认识灾害、减灾防灾的基本思想体系。     

日常生活与社会文化史——“新文化史”观照下的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

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均关心人的生活,生活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也是以社会文化史的面目出现。日常生活在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中得到的重视程度不同,表述的方法不一,然而都是这些领域不可或缺的部分。本文认为,日常生活应当成为文化史、社会史、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基础,尽管在这方面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应更加明确与自觉地把日常生活作为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基本内容。     

高校开设《中国社会慈善文化史》课程刍议

目前,学术界的慈善史研究方兴未艾,成果迭出,而本科高校相关课程的设置却严重缺失。鉴于当代大学生群体慈善意识淡薄的现状,高校开设《中国社会慈善文化史》方面的课程,对完善课程体系建设,弘扬中国慈善文化,培育青年学生的慈善精神,尤显重要。     

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的力作--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

长期以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研究一直颇受学界的重视,该领域已成为史学研究中的一个热点,研究氛围空前活跃,学术成果不断涌现.2005年8月,汤奇学教授所著《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探索》(以下简称《探索》)由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即是近期这一领域中较有代表性的成果.     

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

正20世纪初以来,随着现代大学与学术研究体制的建立,中国近现代的史学研究得以蓬勃发展,中国史研究取得了卓越成就,涌现了一批学术大家。就研究取向而言,大多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因为20世纪初以来是中国走向民族独立与民族解放的重要历史阶段。民族救亡与政治革命是20世纪前半叶中国社会的最强音;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则成为20世纪后半叶中国社会的主旋律。进入21世纪以来,随着东亚汉籍史料的大量刊行,全球史与区域史的发展与兴盛,东亚视野下的中国史研究已成为一种新的研究趋向。     

考古视野下的人鱼纹饰演变刍议

人鱼纹饰最早出现在新石器时代,常见于两汉、隋唐时期的墓葬中,形制丰富,器型多样。学术界对此做过不少讨论,但对不同时期人鱼纹饰的时空脉络关系研究较少。结合现有考古资料,对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人鱼纹饰展开梳理和分类,探讨人鱼纹饰在不同时空下的发展变化关系与原因,进而得到我国人鱼纹饰的演变脉络。人鱼纹饰受不同时间葬俗观念和地域变迁的影响,呈现复杂化、人格化和世俗化的演变趋势。     

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人口迁移

本文着重探讨了抗战时期中国的灾荒与农村人口迁移之间的关系,认为在旧中国的农村,灾荒较之与战争对于人口迁移有着更大的影响力。虽然就全国范围而言。八年抗战期问地质活动平静,气候状况亦大范围好转,但这并不能掩盖局部地区以及某些年份气候状况的恶化趋势,而且由于战争对中国社会直接间接的破坏极大地削弱了中国农村的防灾抗灾能力,致使相对较小的自然变异也带来了极其巨大的灾难,愈是抗战后期灾荒还愈加严重,所以对战时人口迁移特别是农村人口迁移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并在其演变过程、流徙路线及其具体特点等方面深深打上了灾荒的烙印,同时亦由于战争本身的影响而形成有别于战前同类型人口迁移的某些特点。     

学术文化视野下的中国留学生研究

近一个半世纪以来,留学生以其特有的文化魅力,逐步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和社会变革的重要力量。尤其是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史无前例的留学大潮的涌现,留学生的社会影响渐渐波及到千家万户,正由一般的教育问题演变成了一个社会问题。无论是现实还是历史,吸引着海内外众多的学者投身到了中国留学生的研究。近十年来,有关留学生的论著不断增多,相关的高水平的国际学术会议也经常召开,可以讲中国留学生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将留学生的研究引向深入,进一步提升学术层次,就成了急待解决的一个迫切问题。本刊组织的这组“留学生史研究笔谈”,旨在这方面有所推进。     

50年来的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

２０世纪末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文化史研究的复兴,它的发展已经超越传统的文史领域,而日益成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关注的热点。然而这个领域曾经被长期冷落,从５０年代到８０年代初,全国没有一所大学设置文化史专业课程,更没有一个专门的文化史研究机构。５０年来还没有一门学科这样大落大起,它的起伏跌宕,反映了中国史学建设的曲折道路,也揭示了中国人民追求现代化的艰难历程。目前要对近代文化史研究中涌动的社会思潮作总体性评价,不尽相宜,但它在学术上提出的课题,反复的论证,不同意见的争…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30年来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依据研究重心的变化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1978年到80年代末,研究重点集中于思想家个案及政治思想史方面;二是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研究重心逐渐转变为以社会思潮史及思想家个案为主;三是90年代末以来,研究重心集中于社会思潮史和学术思想史领域.正是在研究重心的逐渐转移过程之中,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广度不断拓宽,研究深度亦渐次深化.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学术界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是中国文化史研究的复兴;90年代以后中国文化史发展的新趋势,是社会文化史研究的勃然兴起.长期无人问津或受人冷落的研究领域,如近代科技文化、民间宗教、民间意识与观念、文化心态、公共空间领域、新词语与观念变迁等,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出现了许多研究成果.近代社会文化史正在成为史学新观念和新方法的一个重要生长点.     

新社会史视野下的中国近代史研究

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是近年来海内外学术界共同关注的学术课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人视角已不再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军事史、文化史等传统的学术框架,而开始热心探讨更具“草根”色彩的社会史问题,并且在理论方法的探索和学科体系的建构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但大陆学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史的研究毕竟起步为晚,方法创新、体系完善、史料发掘等项工作任务尚重,路还很长,尤其需要加强与海外学界的交流与互动。为此,我刊在2005年8月青岛“首届近代中国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约请几位在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造诣颇深,又长期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学者,就他们所处的学术环境,以独具的文化视角发表见解,以期促进这一富有生命力的学术话题深入发展。     

代际理论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研究

代际理论是描述和研究不同代的人之间思想和行为方式上的差异和冲突的理论。代沟和代际冲突一般出现在社会巨变的环境下。近代中国处于一个巨变的时代,在这一时代曾出现了许多思想代沟和代际冲突。对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存在的许多难以解释的现象,用代际理论就能够予以很好的阐释。发生在曾国藩和曾纪泽父子之间及康有为和梁启超师生之间的认识差异和思想冲突,可以看成是近代思想史上代际冲突最典型的例子。     

中国近代灾荒与社会生活

自然灾害是全人类的共同大敌。人类一直在同各种自然灾害的顽强斗争中艰难地发展着自己。我国地域辽阔,地理条件和气候条件都十分复杂,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灾的国家。历史进入近代之后,由于封建统治的日趋腐败,帝国主义的肆意掠夺,社会     

党内民主视野下党员意见表达刍议

发展党内民主要以党员为本。以党员为本必须尊重党员主体地位,而尊重党员主体地位需要提高党员的民主意识,保障党员的参与权,这一切都有赖于党员的意见表达。党员意见表达是发展党内民主的一种内在生成力,是发展党内民主的天然成分,它有利于提高党员对党内民主的参与度,有利于营造党内民主的环境。     

近代中国的灾荒与社会变局

<正>李鸿章大概不会料到,他在1872年筹议轮船招商时所发出的“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的感喟^（1）,在后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者那里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共鸣。通行的历史叙事大都承认,近代中国面对着一场空前的社会变局。对于这场变局,以往论述的重心在于西力冲击所引发的、由政治而渐及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等领域的变动。而以往甚少为人所提及的是,这场变局还包含着另外一个不容低估的结构性成分,那就是包括环境在内的生态系统的剧烈变动。     

文化史研究的省思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虽取得长足进展,但对其理论问题尚乏充分讨论。这一状况,非常不利于研究的持久深入。为了推进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的理论思考,我们邀请六位教授,就相关问题发表各自的高见。郑师渠认为:要正确解读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文化思潮的变动,必须进一步超越既有的定势思维,将之置于欧战前后现代思潮变动的大视野下考察,引入反省现代性思潮这一新的视角,把握现代性与反省现代性的搏击与统一,才能得出更合乎历史实际的认识。史革新认为:在近代中国新文化理论诸说中,近代文明观是形成较早的文化理论学说,它固然有对传统文化观念的继承,但更主要的是对输入于欧美、日本的文明观的吸收,实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郑大华认为:加强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之互动关系的研究,对于深化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为社会变迁引起文化转型,并决定着文化转型的性质和速率,而文化转型又对社会变迁有着重要影响,有时还为下一步的社会变迁制造或提供思想前提。黄兴涛认为:文化史研究由三个层面组成,一是文化人物、事件、各文化分支门类自身一般状况的研究;二是多种文化因素整合而成的"文化现象"的发现和阐释;三是文化与社会政治、经济等的互动关系的研究,尤其应注重"社会的文化史"与"文化的社会史"之间的互动关系。李帆认为:中国近代学术史研究有其自身的特色所在,分期方面不完全等同于政治史,研究对象、视角和思想史有所不同,不过没必要强分畛域,研究视野上则要有文化史的视野,文化史是其基本依托。张昭军认为:中国近代文化史研究对象的确定,一是要以新文化的生成、发展为主线,兼顾近代历史上的其他文化;二是要将文化史作为类文化的历史,而非专史的简单拼合;三是既把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又视为不断发展的理论方法;四是要处理好"外在取向"与"内在理路"的关系。以下刊出他们的精彩论述,希望能对关注这方面问题的读者有所帮助,也期望学界同仁参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