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的抗战胜利前后惩处汉奸研究

抗战时期,为打破日本侵略者通过汉奸实施"以华制华""分而治之"的侵华战争政策,中国共产党、国民党都制定了相应的惩奸法律和政策,开展肃奸工作。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分别在国统区和解放区调查汉奸罪行,逮捕和审判汉奸,以维护国家纲纪,伸张民族正义。但是,中国学界关于抗战时期国共肃奸研究,关注的重点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根据地的肃奸工作,相对忽视了国民党方面的肃奸活动;而对抗战胜利后的惩处汉奸研究,主要集中于国民党方面的汉奸逮捕与审判,相对忽略了中共方面的惩奸工作。故而,今后需要平衡国共双方战时肃奸、战后惩奸研究内容,引入新的研究方法和不断挖掘新史料,进一步关注基层汉奸、乡村汉奸、中小汉奸的个案研究,推动惩处汉奸研究向深度和广度发展。     

中国托派不是汉奸

抗战前后,把中国托派与汉奸相提并论,或者干脆把托派称为汉奸,在中国共产党内几乎成为"共识".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由于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在党的文献编纂中逐步落实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托派的汉奸罪名开始得到人们的关注,经过多方的查证研究,众多党史研究工作者对此持否定态度,明确认为中国托派不是汉奸.1989年出版的<邓小平文选>第一卷注释2这样写到:"……抗日战争时期,托派在宣传上也是主张抗日的,但是攻击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民国乱世“千面人”周佛海

关于周佛海（1897—1948）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中国国民党政府要员、汉奸的三重身份，见诸于文字的介绍评判汗牛充栋；近几年，关于他在抗日战争后期成为国民党军统卧底也有文提及。     

周佛海的贪色人生

周佛海曾是中共"一大"代表、代理书记,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来他从共产党投向国民党,成了"三民主义理论权威",抗战爆发后又当上汪伪阵营的第三号大汉奸。贪色是周佛海的一大人生特色,他喜欢玩女人,除老婆、情人外     

国民政府逮捕汉奸记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辈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汉奸数量庞大,存在范围广泛,使得逮捕方式也多种多样。     

东北沦陷初期伪满汉奸集团成因及傀儡角色

东北沦陷初期出现的以伪帝溥仪为中心的伪满政权汉奸集团,是一个近代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有组织的汉奸群体。它的产生有浓厚的地域性,其形成有外部原因,也有深层次的内在因素。然而本应作为伪满政治舞台主角的汉奸们,却在历史的旋涡中出现了严重的角色错位,上演着日本殖民者高压威恫、骄横霸道,汉奸者卑颜屈膝、卖身求荣的丑剧,以及汉奸们的徒然挣扎。汉奸集团的出现对中国社会发展,对中国的抗战均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汪伪政权随之垮台。国民党政府忙于掠夺胜利果实,无暇顾及惩治汉奸,直至9月下旬,才下令在全国各地对汉奸进行大逮捕,至年底共捕获4291人。从1946年4月至1947年2月,南京高等法院共审理汉奸案530余件,判处14人死刑,其中有臭名昭著的大汉奸陈公博、褚民谊等。《南京国民政府惩治汉奸始末》对此进行了详尽的记述。     

国民政府逮捕汉奸百态

抗日战争期间,汉奸迭出,给中国的对日作战带来了极大的困难。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为顺应民意,维持有效统治,着手准备对汉奸的审判工作,而逮捕汉奸则是此项工作的开幕曲。由于     

中国历史上的汉奸现象和“汉奸文化”

所谓汉奸,据《辞海》（1999）缩印本1054页的释义,“原指汉族的败类。现泛指中华民族中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汉奸定义的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民族国家”观念传入中国（晚清之际）前后,对汉奸主体认识上的变化。简而言之,在鸦片战争之前,“汉奸”指汉人的败类;之后,则不复有族群的限制,是中国人而事外敌者均可称汉奸。     

略论中共在抗日根据地的锄奸政策

汉奸在抗战中帮助日寇侵略抗日根据地,极大危害了抗战事业。因此,锄奸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根据地抗战须臾不可忽视的日常工作,只有正确的锄奸政策才能“坚决地镇压那些坚决的汉奸分子和坚决的反共分子,非此不足以保卫抗日的革命势力”。已出版的各种抗日根据地资料选集里有不少相关材料,学界却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纵观几年来抗日根据地史的研究,对中共锄奸政策的研究尚属薄弱。因此,加强对中共政策史的研究势属必然。一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1],日本侵略者投…     

鄂尔泰对西南地区“汉奸”的认识及治理

鄂尔泰的西南治理对象,除了少数民族土司与普通民众外,还有一个特殊群体——“汉奸”。由于“汉奸”既威胁到清政府在西南地区的统治深入,也暴露了西南地区特别是贵州地区吏治的松弛,鄂尔泰在雍正帝的支持下对其进行了两次集中打击。同时,鄂尔泰企图通过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在贵州苗疆地区杜绝“汉奸”的进入,但是这种极端做法不仅没有消灭“汉奸”。而且影响了民族之间的正常交往。     

末代皇帝“寓居”天津始末

溥仪“寓居”天津的七年间，是其思想意识发生巨变的重要阶段。本文以翔实的笔触记述了溥仪如何在封建帝王思想的支配下，不惜卖国求荣，开始自觉从事复辟清王朝的政治实践。同时也昭示人们，这样一个卖国投敌的大汉奸在解放后居然被改造成为了一名社会主义新人，说明中国共产党政策的英明和伟大！     

清前期边疆地区“汉奸”身份考

"汉奸"一词自清雍正朝起被大量使用,并成为官方语言,其中的"汉"也延续了明代指称"汉人"的含义。自乾隆朝起,随着"汉奸"一词使用范围的扩大和"民人"范围的扩展,"内地民人"逐渐成为官方认定"汉奸"的身份条件。作者通过对雍正、乾隆、嘉庆和道光四朝"汉奸"身份的考证,认为"汉奸"一词中的"汉"在清前期并非专指汉人,而是指包括了汉民、"熟苗"、"熟夷"以及回民等在内的编户民人。     

蒋介石为何不杀周佛海

抗日战争胜利后,汪伪政府中的许多大汉奸,如陈公博、褚民谊等公审后都被枪决了,但二号汉奸周佛海却免除了死刑,这是为什么呢？     

刚直不阿的佛徒

永济县东南15里的中条山麓,有座古建筑——万固寺,我从小就在这个寺出家当和尚。1940年7月15日,驻永济县城的日军和汉奸大约有三五十人,到万固寺游玩。一个汉奸头头看到寺内长老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举止谈吐不俗,有相当的文化修养,便有意拉拢隆谛比丘和樊文绍居士跟他们沆瀣一气,为日军效劳。樊居士非常气愤,遂淡淡而又轻蔑地对着那个汉奸头头说:“我们佛教徒,绝不当汉奸!”汉奸头子听了,显得狼狈不堪,碍于有日本主子在场,野性未敢发作。     

《大红大黑周佛海》出版

由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王晓华、张庆军合著的《大红大黑周佛海》一书 ,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周佛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生活在特定环境下的人物 ,其人生经历大起大落 ,曾经是中国共产党“一大”代表 ,参加创建了中国共产党 ;又跃上中国国民党的高层 ,最后成为汪伪大汉奸 ,赤橙黄绿青蓝紫 ,各种色彩在他身上都具备。这本周佛海传记 ,以史料为基础 ,用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周佛海大红大黑的一生。全书 3 6万字 ,并在书前选配了反映周佛海一生重要经历的历史图片 1 4幅。《大红大黑周佛海》出版@万安     

60年前五大汉奸公审记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各地伪政权一夜之间彻底跨台。国民政府于9月下旬开始缉捕汉奸,但直到1946年4月下旬,才陆续开始对大汉奸进行审判,审判持续到次年中才结束,历时一年多。其中在南京公开审判的,主要有梅思平、林柏生、周佛海、罗君强、丁默邮五大汉奸,引起了世人的广泛关注。     

唐生明“卧底”始末

卢沟桥事变后,亲日分子活动更加猖獗。汪伪汉奸集团在东洋刀的庇护下,积极活动。1940年3月底,大小汉奸在南京粉墨登场,宣告成立汪伪傀儡政权,与蒋介石的重庆国民政府唱开了对台戏。     

文化汉奸:林柏生与胡兰成

正中国抗战期间,汪伪国民政府"宣传部"部长林柏生和政务次长胡兰成等文化汉奸的所作所为,所造成的危害和恶劣影响丝毫不亚于那些政治汉奸、军事汉奸和经济汉奸。一林柏生,号石泉,1902年出生在广东信宜县一个南洋华侨的家庭。他早年就读于华侨出资开办的岭南中学,1922年秋考入岭南大学。该校是一所开明进步的学校。在校内,林柏生接触和阅读了一些革命书籍,思想十分激进,常在同学之中发表演说,讴歌革命,成为学校     

国民党高等法院管理汉奸罪犯的奇情怪状

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集中关押汉奸被告的地方,地点在苏州司前街36(或39)号,离江苏高等法院不到半公里。 在1945年下半年至1947年间,看守所内羁押的汉奸罪犯不下四五百人,他们主要来自苏南地区26个县,几乎每县都有汉奸罪犯解来,一县之中有的多达十几人,少则五六人。在押的汉奸罪犯占犯人总数的百分之八九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