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昭陵陪葬蒋王妃元氏墓发现题记石柱

2002年夏,陕西省礼泉县烟霞镇西周村西100米处,即唐太宗昭陵陪葬墓区编号111号无名墓(图一,墓封土高7余米,呈圆锥形)正南微偏西76米处,出土一灰白色石柱及石座(图二、三)。柱身上下榫卯均残断,未见柱顶。柱身为八棱形,高210厘米。柱上细下粗,收刹较小,底部最大径43、最小径40厘米。底部每面宽16、顶部每面宽14厘米。底座上圆下方,通高35、边长69厘米。柱身阴线刻蔓草纹。其中一面顶端     

浅谈国家博物馆藏钦定西清古鉴

<正>《西清古鉴》四十卷,附钱录十六卷。此书是清乾隆时期编撰的一部著录清宫所藏古代青铜器的谱录,清乾隆十四年(1749年)梁诗正、蒋溥等奉敕编撰修。编撰体例参考《考古图》、《博古图》,将清宫收藏的铜器,分为七十种,共一千五百二十九器。每卷前有目录,按照器物的外形绘图,图后有铭文,有文字对铭文进行解释,并记录器物的尺寸、重量。所绘器物图,为追求美观,有模绘     

博爱县出土的晋代石柱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博爱县聂村大队社员在村北平整土地时,在地下一米深处掘出一石柱(柱平放于地下)。发现后立即报告了县文化馆,遂派人进行了调查,并将石柱运至县文化馆保存。石柱系用红色石英砂岩雕刻而成,原应为三节,顶盖在发现时已无,现仅存底座,柱身二节,总高3.1米。底座可分上下两段,下段为方形,每边长73厘米,高23厘米,上段自下而上逐渐收成复盆形,高8厘米,底座总高31厘米。柱身也可分上下两段,总高     

渤海上京城2号宫殿址出土玉石“杖首”应为“熏炉”考辨

<正>2004年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在发掘黑龙江宁安渤海上京城第2号宫殿基址时,出土了淡黄色玉石质器物一件(04NSGⅢT002006(2)∶1),高10.4厘米,管箍状,中空,上为母口,下为子口,器表透雕3条首尾相逐的龙(图一)(1)。此器物在上京城址发掘报告、《海曲华风》等图录或著述中(2)均定名为杖首,这显然是错误的。秦汉以来杖顶端有横出之扶手,呈丁字形,直到唐代尚     

河北省博物馆征集到一批贝币及蚌饰件

<正> 最近,河北省博物馆征集到一批文物,共计60余件。其中有一种较为奇特的带纹饰商周时期饰件,共五枚。其质地为蚌,一面为平面,另一面为半圆型凸面,凸面上用朱砂涂有大小两圈弦纹,俯视有些象方孔圆钱,直径2.7厘米,厚约0.6厘米。五枚中的四枚有同样纹饰(照1)。同时征集到的还有穿孔贝、瓷器、陶器等,时代较乱,也不清楚是否同时出土,因此难以断定此器物的用途。据专家推测,此器物可能是冥器,也可能是装饰品或嵌饰,笔者曾查阅了一些考古资料,尚未见提到过此类器物的,在河北可能也属首次发现。     

更正

<正>《文物》2014年第9期《山东青州西辛战国墓发掘简报》、《论西辛战国墓裂瓣纹银豆》中有如下错误,在此向作者和读者致歉,现更正如下。(一)第25页,图五三的器物照片改为图五四的器物照片,图五四的器物照片改为图五三的器物照片。     

蓝田县出土一件西周青铜簋

一九八六年三月十三日,蓝田县城关镇东关村农民郑新强,在取城墙土时发现青铜簋一件,当即送交县文管会收藏。这件青铜簋,通高24厘米,口径19.5厘米,腹深10.5厘米,圈足高9厘米,重1.7公斤。兽首耳,耳下有长方珥,颈腹外部饰饕餮纹,圈足饰夔龙纹。器物完整,纹饰精美,式样庄重古朴。此簋之纹饰、体形,与宝鸡市渭滨区文化馆收藏的两件西周早期青铜簋基本相同(《陕西出土商周青铜器·四》第十九、二十页)。宝鸡出土的这两件器物,一件腹颈高圈足均为饕餮纹,一件腹胫与圈足全为夔龙纹,而这两件青铜簋颈腹外部为饕餮纹,     

一件有历史价值的青铜器——“保尊”

河南省博物馆历史陈列室,陈列出一件很有历史价值的西周早期铜尊,(见图版:5)根据其铭文内容,定名为“保尊”,它是西周成王(姬诵)时期的遗物。这件器物是1948年在洛阳市区发现的,器物体呈圆式,侈口、侈足,腹部铸制饕餮兽面纹和云雷纹。器高24.5,口径18.5、腹围42.5厘米,体重2.3公斤,该器圈足内壁部位铸铭文八行四十六字,铭文是:     

扬州出土的唐代阿拉伯文背水瓷壶

1980年,扬州博物馆考古组在东风砖瓦厂肖家山工地A区清理第九号汉墓时,发现一座叠压在该墓上面的唐代木棺残墓,清理出土四件随葬器物(参见《考古》1982年第8期)。其中有一件青釉绿彩背水扁瓷壶,高17、宽13、厚9厘米。直颈,唇口,口径6厘米(图一、二)。壶的两侧上下各有两系,中心各画有一条贯通上下的绿釉彩直线。壶的正背两面皆有一组绿釉彩饰,正面为一组阿拉伯文,背面饰云气纹。经有关专家鉴定,阿拉伯文乃"真主最伟大"(旧译     

首都博物馆收藏的古代医疗器械

首都博物馆藏有一批古代医疗器械,为已故著名病理学家侯宝璋先生捐赠,对于研究祖国传统医学很有价值。现择要介绍于后。 1、青铜镊一对(图一)。通长13厘米。柄端有一直径为0.6厘米的小勺,作瓢形,与传统的药勺相似。镊子制作精巧,无纹饰,根据器物质地和造型等特点可断为汉代器物。镊子主要用于外科。现代外科手术镊主     

前凉金错泥筩

1966年,陕西省博物馆在西安收集到一件一千六百多年以前前凉时的文物。这件器物系铜铸,呈竹筒状,下有三马蹄形短足,外饰金错龙虎纹,中有三小圆耳。通高11.7厘米(足高2.1厘米),口径7.9厘米。盖已佚(图版叁:1)。器底有金错铭文四十七字:     

左权文庙大成殿

<正>一、概况左权文庙位于山西省左权县县城内。文庙大成殿,是庙内中轴线上唯一幸存的建筑。面阔五间,进深三间六椽,加副阶周匝,形成外观面阔七间,进深五间,重檐歇山顶木结构建筑(图一)。副阶周匝把头绞项造斗栱,殿身四铺作,用材12厘米,单材高18.5厘米,足材高26厘米,其"分"值为1.2厘米,合《营造法式》第六等材。柱头作卷刹,梁架构造为四椽栿对乳栿用三柱,青灰布瓦屋面,琉璃瓦剪边,前檐当心间、     

一方铭文古砚的考证 兼论古砚的文化属性

<正>一、古砚和砚铭的定义和内容小篆砚作研。汉刘熙《释名·释书契》:"砚,研也,研墨使和濡也。"汉许慎《说文》:"砚,石滑也"(滑训作"利",与研磨同义)。从这些记载可知,砚是一种研磨的工具。古砚是一种古器物。古器物是指人类活动遗留下来的各种器物中,都是古人按照一定的目的和要求制作的。(1)古器物按功能划分有文具这一类别,古砚便是其中的一种。"砚贵有铭",古砚铭文尤其珍贵。     

一件反映清初广州府教育制度的重要文物——读《重修广州府学碑记》

《重修广州府学碑记》现存广州博物馆。碑通高157厘米,横103厘米,厚11——15厘米,青石质。碑的正面左右两边线刻云彩纹饰,精美细致。碑顶成拱园形,高16厘米,上有篆体额文“广府黎侯重修文庙碑记”等十个字,为曾道唯所篆。其人在(康熙)《南海县志》卷12和(光绪)《广州府志》卷117中有传,是明末清初一位颇有声誉的地方官员。碑底正中有一高26厘米,宽40厘米,厚7——12厘米见方的插榫。碑内题一行,撰文者,篆额者和书丹者各一行,正文17行,碑末为题名。正书。现存地方史     

北京拣选一组二十八件商代带铭铜器

1981年8月上旬,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在北京铜厂领导和工人同志们的大力支持下,从三十多吨废杂铜中拣出一组商代青铜器。这组器物虽多有残损,但仍可清楚地看出类别和器型,十分难得的是大部分器物铸有铭文""(举(?))二字,表明出于同一个作器者,提供了有价值的研究线索。这组器物经过北京市美术公司师傅们精心修复,共有二十七件已经复原;另有部分残片未能恢复器形,但也保留铭文。现分别叙述如下。 (一) 铜方鼎两件。一件通高17、口宽11、口长13厘米。另一件通高17.4厘米。     

赣榆发现朐臣铜锅

古属东海郡的江苏省赣榆县,最近出土一件罕见的有铭文青铜器——“朐臣铜锅”(见图)该器通高21.2、足高10、腹径21.5、腹深12、壁厚0.2厘米.圆口微敛.矮沿、直唇.口径14.1厘米,口外有一圈明线弦纹,折耳方穿.耳高6.2厘米,腹底圆弧略平.尚有烟炱,十一个阴阳线篆体铭文镌器上腹部.字形山大而小,笔势遒劲.笔迹清晰,文为:“朐臣铜锅容斗四升重廿斤”.铜锅为一次性模铸而成,现自身重量(口微残)为4050克.可容大米4000克,铜锅出土地点附近.曾出土秦代铁、石权.铁剑、铜壶等物.朐,即朐山.现连云港市云台山,汉时为朐县,属东海郡.《汉书》地理志有载.臣,当为器物所有者的名字.铜锅.是器物的名称,常称为铜鼎.铜锅当是俗名.容.容量.斗四升,说的是这种铜锅的容量为一斗四升,重廿斤.是指器物自身重量.从铜锅的造造型及铭文看.可断为西汉时代器,大约在武帝前后,距今二千余年.     

明代的文物鉴赏书《格古要论》

(一)小引我国考古器物之学,到了宋代,日渐发达,并形成一种专门学问。宋代这方面的重要专著有:《集古录》(欧阳修)、《金石录》(赵明诚)、《考古图》(吕大临)、《博古图》《王黼》等。这些著作不但记载了古器物上的所谓古文奇字,并且有的书还能摹形绘影,力求与原器相符。这种实事求是的作风,在当时说来,的确是一大进步。由于宋代公私各家所藏的法书、名画以及其他文物甚富,所以这一时期又出现了综合性的考订、鉴赏书籍,这些都是从前所没有的。这方面的著作可举出陈槱的《负暄野     

浙江宁波梅墟龙山东晋纪年墓群的发掘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发掘简报

浙江奉化南岙石菊花地墓群共清理各时期墓葬18座(其中M11无法确定墓坑和葬式,从出土器物组推测为唐代土坑墓;M7为近现代墓),简报主要内容为两汉时期的14座墓葬,六朝时期的2座墓葬。两汉时期墓葬包括土坑墓6座、砖室墓8座。其中土坑墓多数被破坏,个别墓坑中留有二层台,随葬器物有陶器和釉陶器,器物基本组合为鼎、盒、壶、罍、罐、瓿等。砖室墓亦多遭盗扰破坏,平面形制主要为凸字形,随葬器物有陶器、釉陶器、青釉瓷器。六朝墓葬共2座,均为凸字形,随葬器物均为青瓷器。作者在结语中从发掘的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形制和随葬器物入手,结合以往的研究成果,对其进行了分期,分别是西汉晚至东汉早期、东汉中晚期、西晋时期共计三期。《简报》的发表,无疑大大丰富了长江中下游地区两汉至六朝时期的墓葬资料,对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一时期的葬俗、随葬器物的演变规律提供了新的实物资料。     

正德时期受伊斯兰文化影响的宫廷瓷器

<正>德时期在中国陶瓷史上是一段非常时期特殊的时期,装饰中出现大量的阿拉伯文、波斯文的书写。以这两种文字做装饰,在瓷器上最早可以追溯到唐代,但只是作为一种点缀,字数极少。而明正德时期却以大段《古兰经》箴言、圣训格言,以及赞颂真主安拉和贵圣穆罕默德的字句题写在器物上,具有宣扬宗教的意味。此外,这些瓷器在造型上具有典型的官窑特征,几乎所有的器物都书有"大明正德年制"年款。本文尝试结合明代宫廷历史和古器物研究,力求给这些瓷器以较为准确的意义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