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政府关于外国教会在华持有武装政策述论

关于外国教会在华持有武装问题,晚清政府实行的是有限禁止政策。这种政策由不同层次的基本政策和具体政策构成。造成这种政策的表面原因是《大清律例》自身的法律弹性和近代中外大局下的政教互动关系,根本原因还是晚清时期国力孱弱,政府无能。实施这种政策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控制、维持中外相安、借用先进技术三个方面。该政策从1853年起步,至1908年成形,实施到1912年清政府灭亡结束。其中,以1901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两阶段相比较,政策呈现出类型由简单而丰富、内容由粗疏而详明、执行由松弛而严格的三大特征。     

晚清天主教会与耶稣教会的冲突

1891—1911年间,中国天主教会与耶酥教会的矛盾激化,屡屡发生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天主、耶酥教派冲突。目前主要史籍中有案可查的这类冲突共有42起,经分析归纳其有五大特点,七种原因。中国政府对教派冲突问题非常重视,对它的处理不同于对其他教案,具有两种特点。     

晚清政府对待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

教会医疗事业是基督教在华传教事业中的特殊部分,它与晚清政府有着特殊的关系。清政府对待它的态度和政策几经变化、在禁教政策下,清歧府对教会医疗事业采取了容忍的态度和政策。两次鸦片战争之际,清政府在不平等条约的压制下被迫接受教会医疗事业,但是仍想加以抗拒。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条约制度得以建立;与此同时,清政府对外来化的态度发生变化。此后,清政府对教会医疗事业的态度和政策虽有变化．但基本上持保护、支持和利用的态度和政策．并在一些方面体现了特殊性。     

晚清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述论

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是内因与外因互动、中西慈善化相互融合的结果。中国红十字会在清朝官方的重视和支持下,依靠一批热心慈善事业的中外善士,奉行一套完整、合理的运行机制,维持其自身的存在与发展。在晚清时期,中国红十字会以其所从事的各种慈善救护与赈济活动,发挥了重大的调节社会的作用。中国红十字会所开展的各种国际性交往,还促使清朝从封闭走向国际社会。     

晚清省港民间慈善组织之比较

晚清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是当时全国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广州及与之相毗邻的香港亦不例外。从1869到20世纪初先后设立于广州的善堂至少有17家以上,其中包括清末民初闻名一时的广州九善堂,即爱育、方便、润生、崇正、广仁、述善、明善、惠行、广济。香港东华医院建成于1872年,以后逐年扩充,到19世纪末已发展成为拥有大量产业的大型民间机构。作为同一时期、同一经济圈内兴起的慈善组织,省港两地必然存在诸多共同之处,然而迥异的社会形态又使两地的慈善机构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差异之处。     

怀远晚清教会建筑群

怀远晚清教会建筑群坐落在古色古香的怀远县城衙后街的西门岗上,位于怀远第一中学的美丽校园之中。据史料记载,1894年美国驻南京     

浅述晚清医疗的近代化历程

晚清以前的中国传统医疗体系,延续数千年,尽管在医学知识、医疗技术层面上不断有所进步,但体系上没有根本创新。自西方医疗引进以来,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清政府和普通民众的欢迎,医院、西方医书、医学教育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引起了晚清时期医疗体系的根本性变革,使晚清医疗的发展逐渐向近代化迈进。     

晚清省港民间慈善组织之比较

晚清民间慈善组织的兴起是当时一个十分普遍的社会现象,广州及与之毗邻的香港亦不例外。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先后设立于广州的善堂至少有17家以上,其中包括清末民初闻名一时的广州九善堂即爱育善堂、方便医院、润身社善堂、崇正善堂、两粤广仁善堂、述善善堂、明善善堂、惠行医院、广济医院。香港早期华人社区的慈善组织主要为东华医院和保良局,东华医院建成于同治八年(1869),     

晚清八旗官学改革述论

晚清以来,变法维新的思潮兴起,随着“洋务运动”的推进,实行教育改革,全面培养适合于时代需要的各类人才,成为了振兴国势必然要走的道路。教育的改革在同治朝已经出现了端倪,光绪二十六年（1900）下诏变法开始逐渐实施,随着旧式教育体制的解体,各类大、中、小学学堂包括八旗学堂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建立,八旗教育的政策、体制、内容、科目由此发生了重大变化。本文缕析了晚清以来八旗教育的转化原因和过程,以及各类八旗新式学校和新式教育的具体情况和效果。     

晚清闽海关医员与福州教会医院

闽海关医员和福州教会医院是共荣共利、水乳交融的互动关系。这种互动关系表现在医务工作、人员流动、资金支持三个方面。闽海关医员和福州教会医院的交流合作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西方医学在福州的传播与发展。     

晚清时期儒学的格局与谱系

关于晚清文化的研究,学界存有重新学而轻旧学。详今文经学而略汉学、理学的倾向,对儒学内部各派别的位置及其传承谱系缺乏整体把握。历史地看。晚清时期,程朱理学作为官方哲学和社会意识形态而处于主导地位;汉学拥有广泛的学术基础,并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依旧占据传统学术的主流;今文经学的兴起虽然醒目,但其社会基础则不及理学、汉学。     

晚清湘学发展的县学因素

湘学在经历了元、明时期的相对沉寂之后,进入了晚清繁盛时期。促成这一时期的繁盛现象,除了学术发展内在的规律及客观环境外,县域人文因素或曰县学的积淀,是重要的元素。新化邓显鹤于湖湘文献特别是船山遗书的收集整理、湘乡曾国藩经世理学士人群体的崛起、浏阳谭嗣同对中西学术的融通,促成了晚清湘学的发展与转型。     

清末新式知识分子的文化心态及现代启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形成了具有新的知识结构与价值取向的知识分子群体,他们对中国文化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然而,在晚清时期,由于诸多社会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改造任务紧迫,因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形成了矛盾、急躁和激进的文化心态,并成为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地理认知与边界划定:清末滇缅边界变迁研究

清末滇缅划界谈判是近代中缅边界变迁和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本文借助外交档案和条约舆图等资料,对中英谈判涉及的滇缅边界划定和变迁过程作细致复原。光绪年间《中英续议滇缅界务商务条约》和《中缅条约附款及专条》的签订基本划定了滇缅中段的边界线。中英对“分水岭”地理认知上的矛盾,对尖高山以北段未定界的交涉产生重要影响,结果使中国事实上丧失了对尖高山以北、扒拉大山—高良共山以西小江流域的领土主权。在南段未定界,双方对边界会勘依据有诸多分歧,难以取得共识。清末中英关于滇缅边界问题的谈判结果,基本塑造了当今中缅边界的走向,对其后民国时期与20世纪60年代中缅两国的边界谈判和最终划定产生了重要影响。     

晚清西方人绘制近代北京城市地图概述

1860年后,西方列强外交人员得以进驻北京,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数量日益增多,准确性逐步提高,地图种类和用途也被极大丰富。系统整理晚清时期西人绘制的北京城市地图史料,依照地图用处、出版方式将地图分为三种,再以文化交流史的视角和文学研究中文本分析的方法,看北京城图所体现出的晚清中外关系以及西方人塑造的北京城市形象。     

论晚清地缘政治困局

19世纪中叶,中国成为典型的陆海复合国家,东南海疆与北部陆疆一样,成为威胁国家安全的主要方向;地缘战略上的两难选择、强邻环伺的地缘政治环境和矛盾交汇的地缘战略区,是严重影响和制约晚清社会变迁的三大地缘政治困局;地理环境和生产力的长时段演进、全球范围内欧洲对亚洲的支配和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晚清帝国的边缘化趋势,是三大困局之成因;清王朝之应对失误,为其覆亡埋下祸根。     

晚清社会传闻的宏观态势观照

晚清时期的社会传闻,非常盛行并且内容复杂。从时间上看,高潮迭起又延绵不断;从空间上看,存在大范围、大规模的流布场。其承载形式,则呈多类多样性:口头传播为基本形态;书面形式有报刊新闻型、函牍型、书籍载传型、揭帖型、图示型等。内容上重现复杂性,除了题材方面的表现外,还典型地体现在世俗性内容与神异性内容的混合、叙事性内容与评价性内容的交融。     

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

清末地方自治包括府厅州县和城镇乡地方自治两个层级,并建构了两个层级不同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即在城镇乡一级实行"以自治辅助官治",而府厅州县则实行"自治与官治合并"之制度。两种模式都借鉴了日本自治制度,但都有所不同。就清末城镇乡地方自治的运行来看,由于地方自治章程赋予官府监督自治之权,也由于自治团体为谋求地方利益,常常也会与官府对立,所以,官治与自治常常处于矛盾冲突之中。     

清末和民国时期华侨在厦门的投资

历史上华侨在厦门的投资是伴随着厦门近代城市的形成不断发展起来的。从1871-1949年的79年间,华侨在厦门及其附近的泉州、漳州等地的投资为1.28亿元人民币(建国初价格),约占同期华侨在福建投资的92%。华侨在厦门及其周边地区投资最多的是房地产业,约占总投资额的46%,其他投资领域依次为工业、商业、交通业、农矿业和金融业。华侨在厦门的投资符合当时厦门作为归侨、侨眷聚居的消费型城市的各种需求,对厦门现代城市规模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也使厦门近代的发展具有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