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手记

在南部非洲的一座小机场,我和父亲依依惜别。这次父亲和他的几位挚友是来和我一道访问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那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我们父子素来贴心．但我送父亲登机时他却不知为何显得特别动感情。父亲告诉我他多么爱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多见面．说着便泪如泉涌。我向父亲保证说,我很快就会回家。他微笑着登上了飞机。[第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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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非洲的一座小机场,我和父亲依依惜别。这次父亲和他的几位挚友是来和我一道访问博茨瓦纳的奥卡万戈三角洲,那是我最钟爱的地方之一。我们父子素来贴心,但我送父亲登机时他却不知为何显得特别动感情。父亲告诉我他多么爱我,多么希望我们能多见面,说着     

父亲

久违了,故乡！父亲去世后,我就再未回过魂牵梦萦的故乡。六年后,我终于踏上了那片生我养我的红土地,回到了父亲长眼的地方。 抚摸着父亲简朴的墓碑,老人临终前的情形历历在目。当时,父亲因肾衰竭、脑血栓并发,生命垂危,母亲强忍着悲痛通知千里之遥的我。当我匆匆赶到父亲床前的时候,他神志尚清楚,但说不出话来。望着父亲黯淡的目光和惨白的面孔,我心如刀绞。我意识到父亲即将永远地离开我们,非常渴望和他作最后的交流。看得出,他也很想跟我说话。可是,曾经是那样生龙活虎的父亲已经奄奄一息,只能哀伤、无助地看着我。我忍不住泪流满面,拉着父亲那双     

“信阳事件”后刘建勋在河南

河南,既是我的父亲刘建勋最后工作过的地方,也是他工作时间最长的地方,下面讲述的,就是我所知道的一些父亲主政河南十七年之初,如何克服“信阳事件”所造成严重困难局面的故事。     

“我信天总会亮”——康生秘书谈“沙韬事件”

沙韬,在20世纪50年代曾担任过康生的秘书。沙韬叔叔与我父亲王涛江是30年代在延安时的老相识;在60年代轰动中调部的“沙韬事件”（人称“杀头”事件）中,我父亲也曾帮助过他。因此,他与我父亲的关系一直很好。1995年我父亲过世之后,沙韬叔叔曾多次来到我家,向我和我的母亲谈他的经历,特别是历史上所谓的“沙韬事件”。     

父亲和我的特殊交易

我上高中时,有一个星期天,回家本想补充一下“油水,”可父亲放在抽屉里的100元钱不见了,父亲怀疑是我偷拿了,他见我不承认,就对我吼道:“滚出去,你这个逆子。”我委屈极了,一气之下,饭也没吃,就去了学校。后来事实是父亲把钱放错了地方,但他却不向我解释一下。我觉得很冤,从此不再理会父亲了。父亲见我不理他,也以同样的法子反击我。但我的经济没有独立,还得依赖父亲,母亲在家时,事情要好办一些,但母亲偶尔不在家时,我的事虽还要办,但程序相对要复杂多了。父亲和我也不知什么时候达成了默契,竟创造了一套独特的办法予以解决。那次,我要交学…     

回忆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日子

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毛泽东了,不仅因为我们都是湖南人,而且因为他与我父亲相熟。我父亲当年是长沙地区的革命人士,与邓中夏、谢觉哉、董必武、蔡和森、蔡畅等这些革命人士熟识,后来毛泽东自然也认识了我父亲。父亲为当地的教育事业做了很多事情,创办了多所学校（现在的长沙周南女校就是他创办的）,所以一些进步青年都喜欢与他交往。     

父亲周翼南和他的引路人

<正>父亲周翼南离开我们一周年了，但并不觉得他离开得很久。因为有父亲的文与画相伴，我一直以为他只是远行了——在浩瀚的宇宙中，不再有时空的束缚，如他一生潇洒脱俗的性情，如他那枚方印“随心所欲”。父亲远行后，我陆陆续续整理他的文稿画作、笔记书信。古人有云“文人相轻”，父亲却在文艺界有着众多师友，他用他真挚质朴的笔，记录着同时代文学家、艺术家等师友的深情厚谊，虽非生死之交，却可以说肝胆相照。这些文章，收录在他的《画外谈画》《书房画室》《秋菊集》《手相》等散文集中。在父亲的文字里穿行，追随着他的足迹，我读懂了父亲，读懂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风骨与情怀。     

父亲晚年的两件大事

今年恰逢父亲120周年的诞辰,回顾过去的一个世纪中父亲传奇般的沧桑岁月,我的心情非常激动。27年前,我和父亲的其他亲属在香港参加了为期三天的为他举行的追悼活动。记得那年的5月25日,93岁高龄的父亲带着一个促进祖国统一的愿望,到香港探亲。5月30日,我去父亲的寓所向他告别回北京。他紧紧地拉住我的手要我转告     

谦和的父亲给我另一种锐利

看到《好家长的理想标准》,我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父亲。父亲不是一个喜欢说话的人。现在想想,给我印象深刻的,常常不是他说的什么什么豪言壮语,而是他那种带着由衷的谦和的沉默。父亲16岁参加新四军,虽然后来成长为一名出色的军医,转业到地方后工作也很优秀,得到许多奖状以及脸盆、热水瓶之类的奖品,但从不声张。我初中毕业,并且是班里唯一考入高中的应届生,我跑到父亲工作的医院,把消息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