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七言歌行的体式渊源

李白的七言歌行(其中一部分是以七言为主体的杂言歌行)是他各体诗歌中最光彩焕发的部分。人们谈到李白的诗歌,古体总是首推七古(特别是七言歌行),近体则推七绝。李白的七言歌行,有的是乐府体(如《远别离》),有的非乐府体(如《襄阳歌》),     

《文选旁证》献疑

梁章钜在《文选旁证》中认为《沧浪诗话》所载“班婕妤《怨歌行》,《文选》直作班姬之名,《乐府》以为颜延年作”中的《乐府》指郭茂倩《乐府》是不对的。当指刘次庄的《乐府集》。     

跋崔颢《相逢行》（上）

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四“相和歌辞九”载唐崔颢《相逢行》一首,辞曰：妾年初二八,家住洛桥头。     

吴梅村的一首重要佚诗

吴梅村与瞿式耜是至交好友,他曾为瞿式耜写下过两首七言歌行.《梅村家藏稿》卷五十八《梅村诗话》介绍了这两首歌行写作的缘起:     

《乐府诗集》编者郭茂倩的家世

《乐府诗集》一百卷,是一部上起传说中的尧舜,中接汉魏,下至唐五代乐府歌辞的总集.共分郊庙歌辞、燕射歌辞、鼓吹曲辞、横吹曲辞、相和歌辞、清商曲辞、舞曲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近代曲辞、杂歌谣辞、新乐府辞等十二类.全书材料丰富、体例清晰,先录乐曲原辞,后录后人仿作,对文人作品及民间歌谣也加囊括,颇具眼力.全书于每类作品写有总序,叙述源流;而于每种曲辞往往加以题解,“征引浩博,援据精审”(见同治甲戌湖北崇文书局重刻本张荫桓序言).毛晋在刻是书时附识曰:“太原郭茂倩集乐府一诗百卷,采陶唐迄李唐歌谣辞曲,略无遗轶,可谓抗行周雅,长揖楚词,当与三百篇并垂不朽.”给以极高的评价.后世学者认为,研究乐府曲辞,当以是书为鼻祖.     

乐府古辞与古诗十九首关系考辨

“古诗”之数,不仅十九之限,余见《乐府诗集》所收“古辞”之中,相与援袭,而存在一个共同的模仿对象,即乐府民歌。《乐府诗集》中《西门行》、《艳歌行》、《长歌行》等,当与乐府民歌相去不远,其主题元素广泛影响文人“古诗”制作;《西门行》一首尤为十九首中多篇祖述,而十九首之《生年不满百》为其改写。即此改写的言辞整练、构篇变化与音乐脱离,显见乐府歌辞向文人“古诗”的过渡,体现了后者的共同特点。究之“古诗”之作,并非“作者”的个体“创作”,而是展转相袭的共鸣抒写。     

论魏晋南北朝画赞

“画赞”,又名“图赞”、“像赞”,是伴随着以画为赞的绘画观念,在东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步发展起来的一种以图画内容为题材,以赞美为主的诗歌形式。其特点是:以四言为主,言辞简洁,以陈述、说明、议论和生动形象的描绘为主而兼有抒情。画赞的出现,是文学与绘画融通的产物,是中国绘画融诗、书、画为一体之特点的肇端,对唐以后的咏画诗、论画诗及画赞创作有积极的影响。从画赞可以看出绘画题材的转变及其时代特点,因而画赞具有重要的绘画史料价值。另外,画赞序还有一定的绘画理论价值。     

張笈簡譜

张笈是唐代一位杰出的現实主义詩人,他的乐府、歌行,为历代人所称颂,到今天仍然放射着耀眼的光芒。安徽和县(唐和州烏江县)是張笈的故乡。根据前人的記載,在这里,有他的住宅、别墅、读书堂等遺迹;在这里,“白头田父”的口头上更长期地流傳着他的軼事。足見人民对詩人是热爱的。为了紀念詩人,特为他編写年谱。研究古典作家的作品,除了需要了解其时代背景外,还必須了解其生平。編写張笈年譜,也就是企图在这方面为同志們服务。今所发表的是簡稿,請大家指教。由于張笈生前沒有高官显位,他的事蹟,史书上記載得很簡略,而且还包含着     

江苏史志新书

《吴梅村年谱》冯其庸、叶君远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1月出版,吴梅村是明清之交的著名诗人,他的七言歌行延续唐人古风的优良传统,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一座丰碑。冯其庸、叶君远这两位先生,积十余年之功,穷搜博引,编纂成这部厚重渊     

清末民国瓷器上的唐诗画意

唐诗较早见于长沙窑出土的青釉釉下褐彩小瓷壶上,距今约有1200年的历史(图1)。宋元词曲的繁荣,以词境曲意为背景的作品偶有所见。明代集诗、词、曲而别开生面,以诗意为画题的画谱、绘本、书画等大量出现,影响着瓷画工匠的创作激情。清鼎定中原后,诗衰而画盛,直至有清的“诗界革命”和“同光诗体”的出现,诗境画意作品层出不穷。特别是康熙三十年以后在“广开科举,发扬汉文化”的倡导下蔚然成风。清代瓷器上的唐诗画意,从诗境及画意在器物上的表现形式可分为三个时期。早期顺治-康熙三十年(1644-1691年)承前朝,以“题词”(图2)和“画意”为主…     

巴蜀竹枝词的语言特色与内涵

竹枝词原为巴渝地区流传的民歌。中唐以后,骚人墨客竞相以各地风土人情为素材将竹枝词拟作成一种诗诗歌体裁．但唱竹枝歌在民间仍广为流行。本文以描写巴蜀地区风土人情的竹枝词为载体．分析竹枝词的语言特色和丰富内涵。     

《公莫巾舞歌行》考

一《宋书》卷二二《乐志四》载“《巾舞》歌诗”一篇,并称之为《公莫巾舞歌行》。全文又载《乐府诗集》卷五四,称为《巾舞歌诗》。《南齐书·乐志》载其首尾片断共计４０字,称为《公莫辞》或《公莫舞歌》。《宋书》卷一九《乐志一》所叙述又有《公莫舞》,列入“巾舞”...     

明清书画的材料、装裱与鉴定

中国传统书画以墨、颜料、绢、纸为载体,然后通过装裱,将中国传统审美情趣的造型美、色彩美、线条美、材料美、结构美、实用美、装饰美融为一体,独创了中国书画材料、装裱形式华丽而沉静、高雅而精致的艺术美,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国粹”。中国传统书画材料墨与色的应用,在唐以前一般多以矿物质为主,其色彩艳丽、金碧辉煌;唐以后逐渐利用植物颜料,至近现代颜料的种类更为复杂,其所用的化学颜料,虽品种多,色泽艳,但不及古代天然色彩保持时间长久。因其时代特征变化不明显,尤其是明清时期各种材料并用,很难以它作为书画…     

中华史歌

刘迈先生长期从事史志工作：于工作之中深感中华典籍浩如烟海,中华文明博大精深。遂闲暇之余,以七言歌行体,简明扼要地介绍一些重要的历史知识,抒情达意,表现力强,且声韵皆合,读来琅琅上口,经久难忘。“读史能益智,鉴古可察今。”对于这些历史基本知识,每一位中华儿女均应有所了解。至于史志工作者则应视为必须具备的基本功,不仅要系统掌握,而且应了如指掌,如此则自会得益于编审及研究之中。本刊将分三期刊载刘先生之《中华史歌》,以飨读者。     

潮州歌册概述

潮州歌册发源于唐代潮州、成熟于明清时期。源自潮州民歌中的“七字歌”。体裁上有两种：一种是“歌行体”,由“变文”演变成“弹词”,再演变成“歌册”。一种是“传奇体”,大多改编自“宝卷”、“陶真”、“话本”及“鼓词”等。潮州歌册主要分布于潮州、闽南和海外潮州人居住地,内容以佛经故事、历史故事和民间故事为主。在清代有一家专门印刷潮州歌册的商家叫“李万利商行”,印制、发行了大量的潮州歌册。潮州歌册以浓郁的地方特色受到当时的潮汕人（特别是妇女）的欢迎。在潮州文化史上占据一席相当重要的位置,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价值。随着时代的发展,潮州歌册面临濒危,需要各级部门的重视。     

高适《燕歌行》“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考释

《燕歌行》是高适边塞诗名篇,历来诠释此诗者甚多,但仍有含糊和不够圆融之处。如“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二句中的“瀚海”,或作贝加尔湖解,或作沙漠解;“狼山”,或作“狼居胥山”解,或作河北狼山解。高适边塞诗深受南朝以来有关边塞的诗的影响,而从这些诗歌的用例看,当以贝加尔湖、狼居胥山解为宜。《燕歌行》是关于东北边塞的一首诗,但取道辽西碣石与东北奚、契丹的战争,何以会牵扯到数千里外的瀚海、狼山?联系唐开元年问北方和东北边防的形势,唐朝北方边境突厥部与东北奚、契丹部联合进攻唐朝的战略威胁一直存在,这为高适所深忧,因此高适主张把东北的战争与北方的事态通盘考虑。所以“校尉羽书飞翰海,单于猎火照狼山”二句,可理解为东北的契丹、奚等向西边的突厥求助,突厥首领发兵。也正因为高适如此深谋远虑,使他能成为“有唐已来,诗人之达者”。     

四川石窟寺中常见洞窟形制及经变相考

石窟及经变相是佛教化的产物,也是佛教艺术的重要组成部份。而四川石窟形制与中原、北方早期石窟寺一脉相承,唐以后的变相题材受其影响。洞窟形制的类型多样性,丰富了佛教石窟艺术宝库,经变相的雕刻表述了对佛教理想境界的向往,并且每个石窟都以佛界为主体,自成一个世界,隐藏着教化的历史,蕴含着神秘哲理。虽然四川石窟寺遗存不多(以摩崖龛为主),但唐以来的经变相无论是题材、数量在全国仍占优势,摩崖龛像的大量遗存,突显了蜀地化的多样性。     

论汉魏晋乐府的兴盛

乐府,无论是作为音乐机构,还是民间歌谣的总称,在汉魏晋时期,其发展极为兴盛。本文以“乐府”内涵的演变为切入点,旨在对汉魏晋时期的乐府进行综合而深入的论述。     

“智慧旅游”背景下的“浙东唐诗之路”文化旅游产品开发

近两年“浙东唐诗之路”旅游路线的建设成果受到当地政府的关注和支持.本文以“浙东唐诗之路”文化旅游产品开发为话题,采用文献研究、实地考察、深度访谈以及问卷调查等研究方法,发现浙东唐诗之路处于发展早期,在旅游产品开发方面仍存在的一些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解决方案.     

西安白杨寨晚唐墓M1373“备茶图”研究

墓葬壁画中“备茶图”题材多流行于宋、辽、金时期,唐墓中则较为罕见,分布地域以内蒙古、山西、河北等北方地区为主。西安东郊白杨寨晚唐墓M1373发现有“备茶图”题材壁画一幅,为目前所见最早,在西安地区更是首次发现。本文以新发现的“备茶图”壁画为例,通过对其内涵的分析,对墓葬中“备茶图”出现的社会背景、早期发展脉络、后期的变化与影响等问题进行初步研究。